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带她的女儿燕吉来看我，说是地山９５岁纪念快到了，让我写一篇文章。还讲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时，我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哪里知道那一年正是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闭居卧病，连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后，人家才让我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认识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我从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们打闹惯了，因此从不退让。记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一个“象”字（那时还不兴简笔字），地山就引经据典说是应该加上一个“立人旁”。写成“像”字，把我教训了一顿！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合作得更和谐了。
１９２３年初秋，燕大有四位同学同船赴美，其中就有地山和我。说来也真巧，我和文藻相识，还是因为我请他去找我的女同学吴楼梅的弟弟、清华的学生吴卓，他却把文藻找来了，问名之下，才知道是找错了人，也只好请他加入我们燕大同学们正在玩的扔沙袋的游戏。地山以后常同我们说笑话，说“亏得那时的‘阴错阳差’，否则你们到美后，一个在东方的波士顿的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小时的火车，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地山到美后，就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在１９２４年冬天在沙穰养病时，他还来看我一次。那年的９月，他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１９２５年我病愈复学，他还写信来问我要不要来牛津学习？他可以替我想法申请奖学金。我对这所英国名牌大学，有点胆怯，只好辞谢了。
１９２６年，我从威尔斯利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就回到燕大任教。第二年，地山也从英国回来了，那时燕大已迁到城外的新址，教师们都住在校内，接触的机会很多。１９２８年，经熊佛西夫妇的介绍，他和周俟松大姐认识了，１９２９年就宣布定婚。在燕大的宣布地点，是在朗润园美国女教授鲍贵思的家里，中文的贺词是我说的，这也算是我对他那次“阴错阳差”的酬谢吧！
１９３５年，因为他和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改就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举家南迁。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地山见多识广，着作等身，关于他学术方面的作品，我是个门外汉，不敢妄赞一词。至于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那的确是惊人的。他的作品，有异乡、异国的特殊的风格和情调。
他是台湾人，又去过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都描写得栩栩如生，使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没有接触过那些人物的读者，都能从他的小说、戏剧、童话、诗歌、散文、游记和回忆里，品味欣赏到那些新奇的情调，这使得地山在中国作家群里，在风格上独树一帜！
地山离开我们已有近半个世纪了，他离世时正在盛年。假若至今他还健在，更不知有多少创作可以供我们的学习和享受，我们真是不幸。记得昔人有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我想“才人”也是和“美人”一样的吧！天实为之，谓之何哉！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