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八时半，我正在早休，听说梁文茜有电话来，说他父亲梁实秋先生已于本月３日在台湾因心肌梗塞逝世了。还说他逝世时一点痛苦都没有，劝我不要难过。但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呵！
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是在１９２３年同船到美国去的，我认识他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因为清华的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种文艺刊物，叫作《海啸》，约我和许地山等为它写稿。有一次在编辑会后，他忽然对我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我为他的真挚和坦白感到了惊讶，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么？为什么对我这个陌生人轻易说出自己的“隐私”？
到了美国我入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之后，实秋也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美国东方的波士顿，我们就常常见面，不但在每月一次的“湖社”的讨论会上，我们中国学生还在美国同学的邀请下，为他们演了《琵琶记》。他演蔡中郎，谢文秋演赵五娘，顾一樵演宰相。因为演宰相女儿的邱女士临时病了，拉我顶替了她。后来顾一樵给我看了一封许地山从英国写给他的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
这些青年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地山和实秋都已先后作古，我自己也老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幽默。
实秋很恋家，在美国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１９２６年我回国后，在北京，我们常常见面。那时他在编《自由评论》，我曾替他写过“一句话”的诗，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古老的北京》。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留稿，都是实秋好多年后寄给我的。
１９２９年夏我和文藻结婚后，住在燕京大学，他和闻一多到了我们的新居，嘲笑我们说：“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很好，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亏得他们提醒，因为我和文藻都不抽烟，而且喝的是白开水！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到了大后方。４０年代初期，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他到过我们住的歌乐山，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够静静地坐到几个小时。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处的北碚。我记得１９４０年我们初到重庆，就是他和吴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学）的夫人业雅，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到了日本，实秋一家先回到北平，１９４９年又到了台湾，我们仍是常通消息。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还挂着实秋送给我们的一幅字，十年浩动之中，自然也同许多朋友赠送的字画一同烟消火灭了！
１９５１年我们从日本回到了祖国，这时台湾就谣传说“冰心夫妇受到中共的迫害，双双自杀”。实秋听到这消息还写一篇《哀冰心》的文章。这文章传到我这里我十分感激，曾写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他，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在情况，因为他是北京人，文章里总是充满着眷恋古老北京的衣、食、住……一切。
多么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对我说她父亲可能最近回来看看的时候，他就在前一天与世长辞了！
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