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我写过不只一篇的“我和北京”的文字。一提起北京，我想到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小时候对北京的“想象”并不太好。我的同盟会员的舅舅们常对幼稚的我，讲许多那时在北京的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使得我对政府所在地的北京，也起了厌恶。当我在一九一三年初到北京时，我才十三岁，马车穿过厚厚的灰色的城墙，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进入泥泞窄小的胡同，又走入小小的三合院的房子时，在海阔天空的山东烟台和山青水秀的福建福州度过童年的我，忽然觉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我喜爱北京，是从接触北京的旗人开始的。当然以后还有老舍和罗莘田。
住在邻院的房东——齐老太太的一家，从我们一住进来，就过来招呼我。齐家本姓祈（后来我听一位满族的医生朋友告诉我，旗人最普通的姓有八个，就是佟、关、马、索、祈、富、安、郎），民国成立后，她们才改了汉姓。她教给我许多有礼貌的语言，如对长辈或生客应当称“您”，踩人一脚应该快说“对不起”，请人做事或帮忙，别忘了说声“劳驾”，请人让道时，要说“借光”。这些话说和听起来都十分客气，清脆而悦耳。她还常请我去“听”戏，我小时在烟台，父亲也带我去看过三国的戏，我们南方人只会看而不会“听”。我们头一次“听”的是梅兰芳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我不但惊叹了演员形象的俏丽和英武，也喜爱了唱腔的柔婉与苍凉，从此，我爱上了京戏。
那时北京的宫殿园林还没有对老百姓开放，我首先瞻仰的是西山的寺庙。我上了中学，一九一七年以后，参加了几次女学生夏令会，游迹到了卧佛寺、碧云寺等处。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从西直门到西山是骑驴去的。我一跨上驴背，忽然忆起少时骑马的技术，虽然小驴不像老马那么听话，我还能扬鞭催它快跑。结果，那天在同学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
以后，北京的名胜，逐渐对老百姓开放了。我惊叹一切巍峨宫殿的玉石层阶、回廊、栏杆……而我最爱的是天坛！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坛，穿过两旁耸天的苍翠古柏，抬头望见圆圆的石基上那座圆圆覆盖着三层海水般蔚蓝的琉璃瓦的古建筑时，我竟然流下了皈依的眼泪！
其次就是景山，只因为从这座小小的山顶下望，北京伟大的紫禁城全景，尽收眼底。从那时起，每逢有外国朋友来到北京，问我要先参观哪一处名胜时，我总说：北京可看的名胜多了，但天坛是不可不去，景山是不可不上的。
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去求学，看到人家绿化的新大陆，有着无限的羡慕。我在《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中曾慨叹地说：
“……故乡没有葱绿的树林，故乡没有连阡的芳草。北京只有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但在我寄母亲的信中，我却说：“北京纵是一无所有，但她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墙里，住着我最喜爱的一切的人。飞扬的尘土呵，何时容我再嗅到我故乡的香气？”
一九二六年我从国外回来，直到一九三八年我黯然地离开沦陷的北平时，北平的“灰暗”，都没有改变。我离开故都南下西去，车走过“五四”时代金碧剥落、荒凉空旷的天安门城楼前，不由得联想起萨都剌《金陵怀古》中“荒烟衰草乱鸦斜日”之句，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悲怆和愤激！
此后我在云南、四川、日本一共呆了流离颠沛的十几年。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一切都改观了。我惊喜地看到我的北京换上了整洁华彩的新装！尘土飞扬的街道和泥泞的小胡同不见了，大街小巷开始铺上柏油。人力车没有了，代之以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和其他种种的汽车。天安门上是装修过的红墙黄瓦、金碧辉煌。以后的几年里，灰色的城墙拆除了，只留下壮观的前门和箭楼。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建起来，石板覆盖的天安门广场也开阔了。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我曾观看过整齐雄壮、旗帜飘扬的国庆游行队伍和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受侵略、受压迫民族的群众大会……这些盛况是我年轻时代所梦想不到的。
十年浩劫期内，有一半时间我不在北京。但这时的北京不提它也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又容光焕发了！街头的树木添栽了，松墙剪齐了，新砌的花畦里闪耀着点点鲜艳的红花。
虽然北京雨少天旱，从塞外沙漠还不时吹来漫天的沙土，但北京还坚持在路边街头种上耐旱的萋萋芳草。病后六年我很少出门，从每月一次去到医院的的车窗中往外望，我高兴地看到从西郊到东城区这一路上的葱茏的树木和畅茂的花草，特别是天安门前的花坛草地，夏天以来的颜色，逐次加浓……我知道北京的市容从今起会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更加美丽、更加整齐、更加现代化。
年轻一代的北京人，正在努力耕耘，而我已经在享受着收获的快乐！
（本篇最初发表于《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