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没有见到天翼以前，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位作家。从他的着作里我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待儿女像朋友。”母亲是个“多感的人……她又自信力很强，什么事都想试试看。”“他们不干涉儿女的思想、嗜好、行动，可是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对他最有影响的二姐“指定些书叫我找来看。她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可是一严肃就严肃得了不得”。他的父母和他的姐“都酷爱阅读文学作品，所以我很自然地受了他们这方面的影响”。
他二十二岁就开始写小说。他自己说“小说中的人物取自我的朋友、亲戚以及其他与我经常来往的人们。”提到在旧中国动乱时代写的小说时，他说：“当时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揭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要剥开一些人物的虚伪假面，揭穿他们的内心实质，同时也要表现受压迫的人民是怎样在苦难中挣扎和斗争的。帮助读者认识生活、认识世界，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该爱什么，恨什么。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我看了许多篇他对旧社会的牛鬼蛇神的嘻笑怒骂的小说以后，当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轻同志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下的东屋，把我介绍给天翼时，我见到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凛然的人物，而是一张微笑的温蔼诚挚的脸，一双深沉的眼睛里洋溢着天真的温暖。我们一下子就熟悉了起来。他说他是丙午年生，属马的。我说：“那是和我的大弟弟同年了，比我小六岁”。我们都笑了，似乎心里涌起手足般的感情。从那时起，我们就常在一起座谈、开会，谈的是儿童文学创作。现在他的笔风完全变了，文章里充满的是爱而不是恨。他和小孩子交朋友，写小孩子的故事，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老天叔叔”。他写《蓉生在家里》、《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他希望新社会里的孩子们读了这些故事“能进步、能变得更好，或者能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等”。他对年轻的作者们更是循循善诱，和他们谈话时既慈蔼又严肃，因为他自己对生活和写作的态度都是十分严肃的。
这一年，他和沈承宽同志结了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张章出世了。许多年来，她一直亲热地叫我“谢姑妈”。
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也都卷进“黑帮”的“龙卷风”里。
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我们作协的“老弱病残”的“黑帮”，也都先后到了湖北咸宁的干校。我和天翼等人干的是最轻的活——看菜地。遇到我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并不交了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边“聊天”，聊些天上地下与时事无关的事。
我在咸宁干校不到一个月，我又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我们的消息便隔绝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听说他也回来了。一九七七年，听说他在做健身操的时候，把腰弯下去，十指交叉双掌抵地后，就起不来了。他得了脑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是为了“我一定要努力锻炼身体，战胜疾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我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创作新作品。”
从那时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门西河沿一号楼的一段时期，我去看望他多次。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看见我来，他的笑容和那一双天真诚挚的眼睛，都对我说了许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说的话。我最记得的是在一次儿童的集会上我得到一条小朋友们送我的红领巾，我没有等到散会，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颈上的红领巾解下来，系在他的颈上，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一九八○年秋天，我从日本访问归来，又赶着翻译一本诗集，我也得了脑血栓，以后又摔坏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和天翼也无从见面。但我仍旧得到他的赠书，一九八○年的《小说选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说集》扉页上还是自己签的字，“天翼”减笔为“天”，但笔力还是很刚劲的。
天翼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纯真最可爱的朋友。
沈承宽同志还是常来看我，逢年过节，我也得到张章夫妇给“谢姑妈”的贺片，已经结合起来的友情总是绵绵无尽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云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