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３日早晨，我正用着早餐，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热泪！
我知道这时在国内在海外听到这惊人的消息，而叹息、而流泪、而呜咽的，不知有多少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敬爱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她从来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感情，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
关于她的医术、医德、她的嘉言懿行，受过她的医治、她的爱护、她的培养的人都会写出一篇很全面很动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个“病人”、一个朋友，只能说出我和她的多年接触中的一些往事。就是这些往事，使得这个不平凡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闪光！
我和林大夫认识得很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肄业，那时协和医学院也刚刚成立。在协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我到协和医院去看同学时常常会看见她。我更是不断地从我的同学口中听到这可敬可爱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１９３５年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
那时北京已经沦陷，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夫。１９４３年我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为模特儿的，虽然我没有和她同过班，抗战时期她也没有到过后方。抗战胜利后，在我去日本之前，还到北京来看过她。我知道在沦陷的北京城里，那几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医务工作。
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爱人如己”的教义。对于劳动人民，她不但医治他们的疾苦，还周济他们的贫困。她埋头工作，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大关心的。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被日军侵占了，林大夫还是自开诊所，继续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业。我看她的时候，她已回到了胜利后的协和医院，但我觉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对时局也很悲观，我们只谈了不到半天的话，便匆匆分别了。
１９５１年我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再去看林大夫时，她仿佛年轻了许多，容光焕发，她举止更加活泼，谈话更加爽朗而充满了政治热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医务工作者，她觉得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如同在涸辙的枯鱼忽然被投进到阔大而自由的大海。她兴奋，她快乐，她感激，她的“得心应手”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总理的器重。
她的服务范围扩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调查研究。那几年我们都很忙，虽说是“隔行如隔山”，但我们在外事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种种场合，还是时时见面。此外，我还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绍病人或请她代我的朋友认领婴儿。对我的请求，她无不欣然应诺。我介绍去的病人和领到健美的婴儿的父母，还都为林大夫的热情负责而来感谢我！
十年动乱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只听说因为她桌上摆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
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尽心的工作已经给她以充分的快乐。
１９７８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
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从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似乎反为她感到释然……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