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新小说，是无需向俄国读者，正如无需向他的本国即德国读者推荐的。他的声望已牢固确立，他的名字在我国就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一样，成了人们珍爱的名字。但是，请允许我作为作者的老友，趁着他的近作俄译本问世之际，对他过去的文学生涯作一简略回顾。
四十年代初问世的他那著名的黑林山乡村故事集（《Schwarzwälder Dorfgeschichten》）所产生的印象，至今在德国犹未磨灭。那段时间前后，文学转向民间生活的事例，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例如乔治·桑的《La Mare au Diable》、《La petite Fadette》等，以及出现在我们俄国的情况），但是首创的荣誉应属于奥尔巴赫。利用尚未被“反省的毒药”侵蚀的民间生活的未曾触动过的土壤，从而给越来越衰败的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和健康的乳汁，——这类尝试还在奥尔巴赫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过：在德国，人们至今还没有忘记伊默尔曼的长篇小说《闵希豪生》中以富有诗意的真实，再现了威斯特法伦农民生活的部分；“村长”（Oberschulze）和“金发的利兹贝塔”这两个人物一直是文坛的财富；但是就这部小说本身而言，就如二十年代德国浪漫派的所有作品一样，是虚假的、矫饰的，是了无生气地幻想出来的，它用它那浑浊的波涛，吞噬了威斯特法伦田园风光的优美的绿洲，但是这田园风光本身在《闵希豪生》中只是个次要的插曲，伊默尔曼并没有赋予它以其他意义。奥尔巴赫的做法却不同。他回到故乡黑林山谷幽静的栖身之地以后，把自己的全部学问和教养、把政治上和审美上的任何好恶，以及此前使他激动和感兴趣的一切，都留在了这山谷之外；没有留在山外的只有他那天赋的诗人洞察力，他那颗敏感的爱心也仍然伴随着他。奥尔巴赫没有编造田园诗：他完全沉浸于平民百姓的“本质”中。他不是作为一个温文尔雅、带有一种情不自禁的优越感的人降贵纡尊地去接触有趣的新生活，走访农民家庭，研究他们的风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怪癖；——深入他们圈子里的是一位诗人，他本人就是这山谷的儿子，他本人就出生在农民家庭：他是以儿子的柔情和“虔诚”回到这个跟他血肉相连的世界的。他在这世界里找到了他原先与之交往的城市中上层阶级所不曾给予他的东西：淳朴的人际关系，完整的而不是受过损伤的性格，虽然片面但却坚定的道德信念，——而作为整个画面的背景的，则是黑林山那无与伦比的壮丽而可亲的大自然，松林与群峰的爽心提神的清新之气似乎就在大自然中荡漾。
难怪歌德说：“假如眼睛不像太阳那样，它怎能看见太阳？”奥尔巴赫尽管很有才华，如果他对于直到那时一直近乎封闭式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话，他就不可能如此有机地掌握它的全部奥秘。顺便说说，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奥尔巴赫优越于他的所有追随者和模仿者的地方。在他的话中可以听到一种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声音。如果允许以小喻大的话，那么我国不幸过早夭折的伊·季·科科列夫的《萨武什卡》也是这样，尽管它内容贫乏，写得也不好，但是从中可以感觉到有一股独特的暖流，这只有当作者在生活上与他所描写的风尚格外接近时，才能做到。大家知道科科列夫是小市民的儿子。奥尔巴赫则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北施泰滕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小时起，他在家里，在学校，在街上，在森林和山谷，四面八方围绕着他的都是农民生活。他父亲的雇工——忠厚的纳吉，一边扶犁，一边给他讲古老的童话和传说，牧人给他唱由生动的传说保留下来的民歌，姑娘们欢聚在一起时则一边纺线，一边反复唱这些歌，——于是所有这些诗歌宝藏便铭刻在他心中，永不磨灭。还有一个情况赋予他的初步发展以特殊的方向，赋予他的智慧以特殊的色彩。奥尔巴赫是犹太人，从小知道贫困之苦。他父亲一方面做牲口买卖，一方面种地，——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只能勉强度日。与诗才一起，奥尔巴赫还继承了犹太民族的敏锐的悟性、清晰的理解力以及坚韧的忍耐力，——总之，继承了构成犹太民族特性的种种品质。这些品质使他获益匪浅——先是表现在学习《塔木德书》上（从十二岁起，他就被预定为拉比）；后来他在慕尼黑和海德堡上学，将自己过去的学业改为研究纯思辨哲学时，他的这些品质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奥尔巴赫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和第一部诗歌作品的选题，表明他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和犹太人：二者所写的对象都是同一个人，即精神上和出身上都与奥尔巴赫近似，仿佛是他的亲属的斯宾诺莎。这位伟大的犹太思想家著作全集的德译本以及用他的名字做标题的长篇小说在一八三七年同时问世。随后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诗人与商人》、《亲爱的人》、《什么是幸福？》，虽然在当时的德国文学界给作者带来了声誉，但是现在这些书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证明作者曾经诚实地和认真地寻求过同他的天生才能相适应的道路。这条道路终于在他的老家，在幽静的黑林山谷向他敞开了。随着《乡村故事》第一集的问世（1843年，奥尔巴赫已满31岁），随着创立了一种文学体裁的这些小说的出版，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坚定不移地向它迈进。
我在上面说过，奥尔巴赫把自己原有的全部教养都留在了家乡范围之外：不过对这一说法需要作某种限定。把文化的影响完全撇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再说，促使他去研究斯宾诺莎的他的智慧的特点，即使在他走访和歌颂的农舍中，也没有离开过他。他用惊人的准确和细致的、虽然有时不免琐屑的笔触描写完他的人物之后，有时候喜欢对他们发发议论；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大师，常常用他娴熟的技巧引导读者去注意这些人物的隐蔽的作用，去注意那作为任何淳朴生活之基础的象征性的东西，有时候他又通过看来最无足轻重的几句话和行为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笔下的故事有时会变成寓言。因此毫不足怪，他不能长期满足于再现他的初期故事中专门描写过的那些淳朴的人际关系、永恒的爱情故事、以及爱情的苦恼与欢乐：他开始渐渐地给乡村宗法制的和谐生活带进一些当代的不协和音。由于当今全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利益和问题的斗争已渗透到最隐蔽的角落，他就更有权这样做。他本来是为了医治自己的毛病才去找平民百姓的，结果却发现平民百姓也有同样的毛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这位艺术家主要注意他所选择的世界中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自己卷入了那场斗争，受到社会问题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奥尔巴赫着手时而描写（在《路济弗尔》和其他小说中）一个独立、自由的精灵和性格坚强的人同罗马天主教教廷苛刻的权威之间的冲突；时而又描写一个心灵美丽的女人，从普通的故乡生活环境突然置身于宫廷和京都浮华生活的复杂环境所产生的种种后果……读者大概没有忘记我这里所指的长篇小说《教授之妻》，这是奥尔巴赫最富有诗意的创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他同样第一次触及了他从此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深入地努力钻研的一个问题——婚姻问题，这问题十分重要和复杂，其中包含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决，可是人们又常常想去解决它，调和它。奥尔巴赫企图提出这个解决与调和的办法——先在最小和最低级的范围内（《鼠麴草》），然后在社会这座建筑的顶端，在欧洲文化的最高层。读者明白，这里讲的是俄国公众也十分熟悉的长篇小说《在高峰》。深刻的世界观，有力的心理分析，精湛地运用语言的技巧，——奥尔巴赫才能的所有这些恒定的特点，从来没有像在这部精品里那样表现得出色；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富于诗意的创作有时候会退居次要地位，由细节显示出来，而思辨的理性的活动则表现得过于突出。在描写美丽的宫廷贵妇和她那位皇家朋友走过的迷宫般的道路时，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他们俩勃然兴动，耽于情欲，竭力想登上自由的高峰，在那里，经过一番懊悔和痛苦，接着便迎来了十分和美的圆满结局。所有这一切都写得很聪明、细腻、有趣（例如，伊尔玛的日记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应该有更多一点生活真实而少一点感伤，这感伤近似狄更斯式但又属于另一类，它是奥尔巴赫文才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缺点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里几乎不存在，而黑林山故事集作者的所有大的优点却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前所未有的发挥。奥尔巴赫还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过更为广泛的任务，也没有抓得这么深入，完成得这么尽善尽美。
我刚才称奥尔巴赫为黑林山故事集的作者，不是没有用意的。他自己知道，与故乡的联系是他的主要力量所在，他知道他的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无怪乎他在小说《在高峰》里也描写了类似瓦尔布尔格及其全家这样一些人物。他选中首府（暂时还只是德国北方的首府）作为自己常年居住的地方，但是没有割断他与亲爱的施瓦本的经常联系。他为施瓦本出版了他的《教父》（Gevattersmann）和《民间历书》。诚然，在可以说是他的诗神诞生的地方，在这些莱茵河两岸的山谷里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统治着，通过其反文明的倾向年复一年地冒出来，奥尔巴赫曾对它射出许多利箭，并准备在他最近一部长篇小说里给它以新的打击，——这股强大的势力就是迷信和偏见。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正处在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是不会从他视为本身使命的斗争中后退的。但愿他能给他的故土和整个读书界贡献更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高度的教养将与清醒的头脑和超凡的诗才相结合，一起争取尽可能去解决欧洲人以往的全部历史交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伊·屠格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