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种种未曾实现的“打算”，尤其像我这种一会儿冒出一个主意的人，好听一点叫作白日梦、富于幻想等等。但像我这种只是打算打算的人，可能不多，大部分人都能致力于“打算”的实现。
多少年前，曾打算为韦君宜先生写一部传记，尽管这不是我的专长。也说服了她的女儿团团做我的“眼线”，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君宜先生那些值得后世记取的事物记录下来……但被先生拒绝。也许她有自己的考虑，我不便勉强，而且她那时还能走动，甚至还可以动手写些什么。
待到她的脑血栓进一步恶化，我更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个不曾实现的打算。
后来她的病情越发严重，甚至常年卧床不起，在几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情况下，顽强地写出了《露沙的路》。与其说那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代人的反思。钦佩之余，禁不住为它的意犹未尽抱憾不已。
这当然不是作者的错。
时过境迁，我再不会生发为先生写一部传记的念头了，即便重新给我一次机会，也不会了。
就像自己曾经觉得欠了很多“债”，偿还的念头，多年来让我耿耿于怀，如今也不了。
对于一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信仰的破灭，文字又有多少意义？！
团团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我当努力延续她的生命，我懂，她不仅是我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格高尚的人。”
再次大面积脑血栓后，君宜先生连喉结都瘫痪了，她不甘心地奋力发声、叫喊，可是团团只听清楚了两句：“一生事业就此完了！”和“活着为了什么？”
有这两句足够了，还用我来写什么传记！而谈人格，又是多么的奢侈。
不如将过去的日记，摘引几段。
一九八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看望韦君宜同志。
谈起《沉重的翅膀》，她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向前看的作品，但同时也看到现在和过去，不看现在和过去，是无法向前看的。
“有人曾怀疑你能否写这种题材，能不能发挥你的特点，而且工业题材过去有一个套数，看了使人头疼，没兴趣。
“然而你写的每个人物都是人，把高级干部写活了，写得很好。过去很少有人把高级干部当作人来写，不是写得很好，就是写得很坏。看出你着力写了郑子云，他有思想，有主张，但不是完人。”
十月三日星期五
看望韦君宜同志。她说：“明年要评选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我推荐了《沉重的翅膀》和《将军吟》，不过挑你作品毛病的还有一些人。”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晚上与君宜同志通电话，她说：“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出版局，命令《沉重的翅膀》停止印刷，如已印刷则不准发行，它有严重错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比如书中写道：‘三十年来的基本建设经验，基本是失败的……’我准备挽救局面，宁肯经济上受些损失，缓出、改版，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全部删掉，看他们还能如何。”
我说：“但愿你的良好愿望可以实现，但对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某部已经将我状告中宣部干部局，此位部长一向极左……让他们批吧，我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
下午，君宜同志把我召去，问道：“你怎么在会上（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一个文学会议）说我对你说了什么，弄得人人打电话查询我。你再这样，我们大家都掉进酱缸里，可就没办法了……”
我请她向与会的同志核实，她立刻打电话给荒煤，荒煤说我在会上，连她的名字提都没提。
然后让我把《沉重的翅膀》上那些太尖锐的地方修改修改，我同意了。我说：“照我的脾气就不改，但现在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会影响一大批人，甚至我尊敬的一些领导，为了大我只好放弃小我。”
她又说：“这样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已发的是初稿，定稿时改了）。这让中央替我们说话时，也好出来说话，不要使他们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我对出版社因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纸型已经制好）、政治上受到的压力而深感不安。
十一月一日星期日
一早接韦家电话，说我昨天刚离开他们家，就有人查问韦对我说了什么。她说，现在从各个角度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很多，我又在会上“点了火”，成为注意的焦点，叮嘱我说话一定谨慎，小心被人揪住小辫子，对方也很关心，那位部长一向极左，把不让出版书的责任，推给了另一位副部长，并在中宣部对他进行围攻，闹得周扬同志工作不下去。
一定要小心啊。
一九八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
从团团处得知，有人借口美国医生代表团中的那位胸外科专家级别低，仅是旧金山市心血管学会会长，不是全美心脏学会会长，向上海有关方面提出：“这样一位级别的干部，手术出了问题，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实则是使S失去一个求生的机会。S知道这一点后，情绪非常低落。
君宜同志立刻派团团去找卫生部部长，恰值部长外出，由副部长接待，但君宜同志与他不熟。据他说，有人打报告给卫生部，卫生部转呈国务院，国务院只好批准，不同意外国人给这样一位级别的干部手术。如果变更计划，还得由国务院重新批准。
君宜同志又打电话给姚依林副总理。她对我说：“解放以后，我从来没有和这位老同学有过联系，这是第一次。”
姚依林副总理，马上请姚办给上海有关部门和S本人打了电话。可以说，君宜同志救了S一命，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家人的救命之恩。
…………
正是因为这一手术，为S抢到了十三年的时间。
我是一个疏懒的人，君宜同志为我做过的一切，并没有完全被我记载下来，仅就以上片段，人们便可对她的为人，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并不认为这是她对我情有独钟，她不过认准“公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标准，并为它的实现尽力而为。即便在大街上碰到一个素不相识、遭受不公正的人，她也会拔刀相助，不计回报。就我所知，这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就不止一次。当然，我（包括S）是否值得她那理想光辉的照耀，可以留待以后讨论。
对于这样一个施大恩于我的人，我的良心却让狗吃了似的没有丝毫回报。
当年与她同为清华大学学潮的风头人物、与国民党谈判小组的数名成员，一九四九年后，有人官至宰辅何论侍郎，而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但她志不在此，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对论资排辈的“排行榜”如此淡漠的人，而且是一门心思，绝无半点做戏的成分。
让她不断生出烦恼的一切，与这些是太不着边儿了。我常无奈地笑着，不知问谁地问道：她是当今这个世界上的人吗？
这个操蛋的生活，充满多少陷阱和诱惑！它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即便英雄豪杰也难逃它的捉弄。眼见得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最后面目全非，和眼看着一个人渐渐地死亡、腐烂有什么区别？她却让这个操蛋的生活，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
无缘见到许多活生生的革命者，对革命者的理解也只能套用书本上的概念，如果能经得住我这种一板一眼的教条主义的检验，那肯定是个无法注水或缩水的革命者。
大学时代喜欢过一个文字游戏——马克思和女儿的对话。
诸如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的歌曲等等，我大都忘记，只记住了一句：你最喜欢的格言？马克思回答说：怀疑一切。
这句话，大概道出了革命者的本质。君宜同志从未停止过疑问，从延安起而至现今，哪怕被这样撂倒在病床上。前面说到她即便喉结已经瘫痪，还在不甘心地发问：“活着为了什么？”
春节期间去医院看望她，虽然她已不能说话、不能听，但尚可认字，我在纸上写了“张洁感谢你”。那不仅仅是对她的感谢，也是对一种精神——一种精神的坚持的感谢。
如今，对人、对事，她已没有多少反应，大多闭眼应对。但是看了我写的那几个字，她不停地眨着眼睛，喉咙里发出断续的音节，很久不能平静。
我想，她明白了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