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由于多个西方国家翻译出版了我的书，因此也给了我多次周游欧洲的机会。
接受过多少记者的采访？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英国《观察家》杂志和西德（那时东西德还没有统一）《明镜》周刊的几位记者。
而印象最深的记者招待会，当属一九八九年十月在意大利接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时的新闻发布会。
我也算是身经百战。在列国接受过不下二百次采访，唯独这次感到了压力。
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再记得一九八九年那个草木皆兵的敏感时期，而且在场的七十多名意大利本土和周边国家的记者，个个身手了得，别指望用时尚、八卦那些鸡零狗碎，就能将他们打发。
面对一百四十多只火眼金睛，如何开场？让我颇费思量，只得先发制人，说：“我是个诚实的人，也是一定要回国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提问那些我回答之后，让我回不了国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切断某些“新闻”后路的声明，却赢得了靠新闻吃饭的记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场上气氛也立时转换。
《观察家》杂志的记者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弥漫在他周身的悲观情绪。与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对话。记得他谈到有关爱情婚姻问题，我的回答非常愚蠢。他慢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绝非赞美地说：“……看来，你还相当乐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枚针头，刺进了一个极为膨胀的气球。此后二十多年，我不时想起他说的那些话，而他的绝望，也渐渐变成我的信仰。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之前，德国朋友告诫我，《明镜》周刊是联邦德国最大的杂志，地位相当于美国的《时代》周刊，面向全世界发行，发行量为一百万份。唯其大，所以傲慢至极。一般来说，他们只采访政界要人，很少采访文艺界人士，什么人物都见识过，即便总统也不放在眼里，总是提出让被采访者难堪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印象与《明镜》周刊会面，我的心理准备肯定不够正常，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战备状态。
翻译施迪安先生和我在《明镜》周刊的办公楼前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停车的地方。就在我迈出汽车的时候，主编玛耶先生正好出现在办公楼门前，我猜他一准在大楼的玻璃窗后，看着我们那辆普通的汽车，如何在那些豪华汽车中间找一块停泊地来着。
他亲自到大楼门口接我，真是无可挑剔的客气，但这客气冰冷异常，寒气袭人。
过了门卫，他手势不明地一指，我走错了通向电梯的方向，翻译及时叫住了我。
电梯里，玛耶先生一言不发，眼睛从我的头顶望过去，好像在忍受某种极其难以忍受的事物。我把我那很多人看不惯的下巴，翘得更高了，心里狠狠地想：是你把我请来的，先生，你只好受着了。
房间里还有三位六十开外的绅士在等着我，全是一副大记者的派头。他们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们，像是在暗暗估量彼此的实力。
四比一，我想。
满头白发的莱因哈特（Herinhard）先生身材很高，像所有身材过高的人那样，稍稍有些驼背，浑身透着一种熟透了的潇洒。他先向我介绍：“这间房子，我们一向用来接待最重要的客人。”一派世界事务权威发言人的口气。
“最重要的客人”？
我已经三过汉堡。从我一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可能就在观察、掂量：值不值得？
有人拉开落地的百叶窗，汉堡城尽收眼底。莱因哈特先生简略地介绍着这个城市：绞死最后一批海盗的老码头，“二战”中被毁去大半的老教堂……然后转身向我介绍其他两位绅士，一位是速记兼录音，一位是摄影记者。“这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丹赫盖尔先生。他住在波恩，不住在汉堡。只在重要人物接受采访时，我们才把他请来。”
“这样的意思您刚才已经表示过了。”我说。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吧。”
尽管善良的基督徒，我们的翻译施迪安先生，努力软化着我们的语言（我甚至觉得我的某些话他根本没有翻译），仍然能感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玛耶和莱因哈特先生不歇气地交相提问，生怕留给我半点喘息的时间，似乎想用闪电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击垮。
丹赫盖尔先生的摄影机，不停地“咔嚓”着，是不是希望抓到一个我在狼狈逃窜的场面？
录音机上的大磁带盘，带着一份不便明说的期待，缓缓地转悠着。
我的声音，像从一个铁制的声带上发出。我那一张一合的嘴唇，如两片相击的石头。我的回答，锋利得足以切断任何一条喉舌……
尽管我大获全胜，尽管四位绅士变傲慢（真的是傲慢吗？）为倾慕，但我并不快乐，甚至觉得这样的胜利没有也罢。可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快乐。
如果换到现在，一切都会有所不同。至少我不会说那许多假话，至少我的回答会充满个性的魅力——对此我深信不疑，至少我会更加可亲可爱，至少我不会那样狭隘、多疑，至少我不会那样虚张声势，至少我不会把他们的一切言行，解释为别有用心……
可是，有多少事可以重来？正像人们常说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不知道从哪句话、哪个问题开始，或者根本不是因为哪句话、哪个问题，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堵冰墙开始融化。采访不是按原计划两个小时结束，而是进行了将近三个半小时。到休息时，双方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像四条老狼一样，随时准备把我吃掉。不过我也是一条老狗了，无数次被他人咬过，为了自卫也咬过别人。”
“不，我们不是狼。”玛耶先生一再声明。
“这只是文学语言。”
“是狼有什么不好？它们团结，又有奋斗精神。”莱因哈特并不忌讳做一只狼。
送我下楼的时候，我对莱因哈特说：“你是一位少见的老练记者。”
“何以见得？”
“对你想要捕捉的猎物，机敏、警觉，爪子也很锐利。”
“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过，你认为你抓到我了吗？”
这里说的不是输赢，而是告诉他，刚才与他血战不休的那个人并不是我，至于那个真正的我，他究竟知道多少？
他沉思不语，我莞尔一笑。
此时，我们像竞技场上两名角逐后的击剑手，各自脱下面罩和盔甲，有些好奇地审视着对手的真实面目，终因有所发现而感到些许的欢愉。
他们例外地把我一直送到停车场。在我打开车门之后，又在敞开的车门旁与我谈了很久，好像还有很多没有说完的话。
尽管有些依依，最后还是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还是下决心在这里告别吧。”
“与你相识非常高兴，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他们说。
但我希望再见时，不要再谈什么政治、经济、改革……这些题目，完全可以从《人民日报》上得到标准的答案，我宁愿和你们谈谈狼和狗，玛耶，莱因哈特。
回国后不久，我即收到一个从联邦德国寄来的巨型木箱，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盏古董煤油灯。三个玻璃罩和一个铸铜灯座，完好无损地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细如发丝的刨花中。
后来得知，我走后玛耶和莱因哈特问我们的首席翻译施迪安先生，我在汉堡期间最喜欢干的是什么。施迪安先生说，我最喜欢逛古董店。
“她看上什么了吗？”
“她看上一个老煤油灯。可是那个灯太大、太重，又有三个玻璃罩子，很难带回中国。”
玛耶和莱因哈特寄给我的，正是那盏我看中而又无法带回的老煤油灯。
一九九八年再访德国，向《明镜》周刊打探莱因哈特的消息。我被告知，他已退休，并且无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时候，我体会到了中国档案制度的好处，即便某个人化为骨灰，也会知道他的骨灰盒子安放在何处。
西方人大大地保留并尊重彼此的“自我空间”，最后却常常落得魂归何处无人知晓。这样的结局未必不完满，人们终有一天会看到它也是我的期待。不过哪天想要寻访一个不能放下的故人，哪怕是他或她的痕迹，如何是好？
每当我点燃那盏老煤油灯的时候，物是人非的感慨便会油然而生。你在哪儿呢，老莱因哈特？
多么想再见到你，多么想对你说，其实我是很敬重你的。
2004年5月
后记：2008年5月4日晚，接到友人施奈德大使夫人从波恩打来的电话。她说，已探知莱因哈特先生于数年前过世，而玛耶先生已近神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