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艺术院寄来一张照片，是我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的合影，摄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该院为我补办的、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附信上写道：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件事，也是和莎洛特一起为我买一条手工制作的披肩。
可惜他没能亲自把这条披肩送给我，买完披肩从罗德岛回家的路上，他就去了。
我一直不敢写下哈里森过世那些日子的感觉，那些感觉太过尖锐。我在等，等它们变得钝挫——所有的疼痛都会过去，人生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如今见到这张照片我已不再哭泣，知道终于可以记录那时的种种。
没有用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面对汹涌的思绪，或无章可循、无可解释的人生，文字又是那样的乏力……但对我生命中遇到过的这个人，即便没有力量的文字，也应该用来试一试。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美国极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客座社论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之后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那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算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哪位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如此这般地重新走过一遍；
初任见习记者，即因曝光经济萧条几被革职；
“二战”期间任《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斯大林、莫洛托夫非常不满意他从莫斯科发出的报道，几乎将他驱逐出境。《纽约时报》的老总，也不中意他总是发出自己声音的稿子，准备炒他鱿鱼；
在报纸上公然预警，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即将闹出一场种族大乱。为此，该市不惜重金妄图置他于诽谤之罪，结果不幸被他言中；
“越战”期间深入河内，披露美军轰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和平居民同样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轰炸以及有关平民伤亡的实况。报道轰动了美国和世界，约翰逊及五角大楼立即陷入欺骗公众舆论的尴尬境地。为此，他不但遭受同行的严苛责问、讥讽以及对他职业道德的怀疑，约翰逊也几乎要派一架飞机，让《纽约时报》领教一下何谓真正的“外科手术”轰炸；
几乎走遍世界，经历、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
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
每当我与他今生最后一张照片相对时，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还有谁会记得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七月六号，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妈，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爱讲话，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妈，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不要太伤心……”
母亲去世后我变得特别胆小，唐棣的话让我不由得缩紧了肩膀，转过张皇的脸，等待着那件需要我“挺住”才能承担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愿意你们从报纸上而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昨天，从罗德岛回康州的路上，哈里森去了……如果你们不觉得太困难，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这里说的是我们和哈里森、莎洛特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在纽约六十二街妇女俱乐部晚餐时定下的计划，七月十三号他们再到纽约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妇女俱乐部晚餐。
唐棣问：“你行吗？”
莎洛特说：“我喜欢这样。”
唐棣说：“不过我妈会哭的。”
之前，我刚刚对唐棣说过：“姥姥去世前一天，她从沙发出溜到地上的时候，我的眼前一黑。不是昏厥之前的那种黑，而是一块无际的黑幕，在眼前急骤无声地落下，你对它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被它覆盖……”然后烦恼地转过脸去，看着远处驶来的M1公共汽车，使劲盯着它闪烁的头灯，为的是止住眼里的泪水。我希望自己不再哭泣，唐棣已经为我操了很久的心。
对于莎洛特的电话，我这些话可不就像一个前奏？
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离去，除了逆来顺受、无可反抗地哭泣，还能怎样？
从大都会博物馆南边的上空，急速地沉降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热雾……
有个黑女人在我椅子背后说些什么。我转过脸去，原来是讨乞的。她看了我一眼，说：“噢，对不起。”赶忙转身走开。
唐棣说：“妈，我之所以带您出来，而不是在家里告诉您这个消息，是因为外面凉快一点，您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难过。”
十三天以前，我们还在一起晚餐呢。
六月二十二号，他还参加了美国文学艺术院为欢迎我入院而补办的庆典呢（一九九二年我因丧母之痛没能到美国接受荣誉院士的颁赠）。
庆典上，文学艺术院主席还请他发表了关于我的评介。
就像在国内很少参加文坛活动那样，自他们为欢迎我入院举行的这次庆典之后，我几乎没有参加过文学艺术院的其他活动。今年他们得知我在美国，特地为我组织了一个party，现任主席在向到场嘉宾介绍我的时候，许多话语，竟是十一年前哈里森评介我的话语。我顿然失色，悲从中来，马上丢下一干客人逃离而去。
我站在老窗子前，他走过来对我说：“你倒是会找凉快的地方……”
那天哈里森显得过分安静，很少说话，只是倾听……我和他也没有太多的交谈，心想反正第二天我们要在一起吃饭，不必着忙，有的是谈话的时间。
第二天哈里森夫妇请我和唐棣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晚餐，我送莎洛特一条游弋于深浅银灰间的丝质头巾，哈里森安静地揉了揉那条头巾，说：“很雅致的色调。”
他的安静里有一种渐行渐远、让人无法留住的绝望，不，不是安静，而是力不从心，像母亲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样，万事提不起一点兴致。
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将我攥进了它的手心。
我也看出莎洛特为鼓动哈里森的兴致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这些。
她问我：“给哈里森什么？”
我说：“鲜花。”那是两束或白瓣绿芯儿或绿瓣嫩黄芯儿的小菊花。
莎洛特没怎么吃饭，而是一味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刚结束一个故事，又说她看见青年时代的男朋友了，她得过去寒暄几句。在她过去寒暄的时候，哈里森一直注意着她的动向。
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那其实并不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她不过是在开玩笑。可哈里森还是不时回过头去，对那男人望了又望。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找些轻描淡写的话题：“哈里森，记得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吗？你写到童年在宾夕法尼亚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他说：“我正在整理。”我听出他的勉强。心想，哈里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又说：“你用的还是那台老雷明顿打字机吗？”
这时他才提起一点兴致。“噢，你还记得它……”
接着我就弄巧成拙：“那条老狗还好吗？”
莎洛特说：“去年死了，它生下来就有问题，老跑医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这个话题使哈里森伤感。
分别的时候，莎洛特在我脸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深地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们彼此的深吻中作了交流。
我不舍地望着他们在风中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名的忧伤，不由得对唐棣说：“希望明年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哈里森。”可心里玄玄地想，可能说不定哪个刹那，我就看不见他了。在母亲过世的那场大难之后，我似乎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死亡的脚步声。
没想到十三天后，我的预感果然成真！
七月七号，哈里森去世的消息见报。报上发表了他的两幅照片。我想报纸老编很会选，这两张照片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一张是三十年代在克里姆林宫前，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他那份不变的共运情结，我为他深感难以名状的尴尬。
回国后，我辗转请求哈里森的一位“生前好友”，在他担纲的一个为团结“国际友好人士”设置的组织里，给哈里森一个纪念性的位置，一了他的共运情结。可我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哈里森最后那本有关“六四”的书，将他对中国的全部热爱一笔勾销。看来，那不过是哈里森一厢情愿的好友。
我把这张报纸留了起来，准备和他送我的、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那张照片，并镶在一个镜框里。
七月十一号晚上，唐棣正好到客厅里去，电话铃响了，是莎洛特的电话。她说：“我刚刚寄出了我和哈里森给你妈妈买的小毯子，可以盖在腿上，也可以当披肩，因为北京的冬天很冷……小毯子的颜色是哈里森选的，他认为那个颜色对张洁很合适……他说，那是我的眼睛的颜色，也是他的眼睛的颜色……如天边的远云。”
而我正在卧室回想一九八四年美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北京那一天，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的情景，历历在目地看见哈里森向我走来。这与莎洛特的电话如此巧合，真是奇怪。
七月十三号，我们按十三天前哈里森在世时的计划，一同去吃晚饭，但不能再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了。
莎洛特不哭，她说：“本来是说和哈里森一起来的，可是没有他了，不过今天也不错……”
“哈里森去得很快。当时，我一面开车一面对他说：‘咱们家的冰箱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吃的？还有鸡蛋吧？’只听见哈里森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的听力不好，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句：‘什么？’可是没有听见他的回答。我侧过头去看看坐在一旁的他，只见他的眼睛望着天空，头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然后往我的肩上一栽……我知道他去了。然后我把车开下高速公路，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两年哈里森的记忆力显见的不行了，演讲时常常突然停顿下来，接不上下面的话，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还有一次我梦见到森林里去，他突然不见了，我到处找他。后来来到一片空地，可是我只能听见他喊我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那个梦可怕极了。”
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收到哈里森的信，我还有些奇怪呢。一九九二年他知道母亲去世后，特地给我打了几个国际长途电话。在得知我患丙型肝炎后，连续写了三封信来安慰我。
“哈里森已经火化，当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我们家后面那座小山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阵风，风把他的骨灰吹了回来。孙子们说：‘噢，他不愿意离开我们！’我们在后山上为哈里森立了一个碑，明年春天，我们还要在碑前种些树……”
我们谁也无法说话，只听她一个人在说。是啊，她得讲话！
“我还得活下去……”她看上去足够坚强地说。可是饭后，当她茫然地站在饭店过道上寻找一束花的时候，我看出她的挣扎。
直到最近，我才翻出他生前给我的那些信件，带着深深的愧疚，一再重读这些自收到后潦潦草草读了一遍，就在抽屉里睡了一二十年的信。
这才明白他对我有多么珍爱，这是血缘关系之外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给予我的。又有那样多的心的交流，那样多创作上的探讨，可以说，我了解他那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从构思到落笔的全过程……他甚至提出与我合作一部小说的建议，不是即兴之谈，而是具体到有了选题，那是一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可是没有得到我的热烈响应。
为什么当我已经无法回报他的珍爱时，才能像呼吸那样安静地重读他的信？难道是在提醒我，他今生最后一张照片是与我的合影，他停止呼吸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购买一条披肩？当他从所有的人，包括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的记忆中淡出，而我还一心一意地怀念他……不是没有缘由。
发表这些信，不仅仅是对他的纪念，不仅仅是希望除我之外他人还能记起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人，而是一种补偿，（对他还是对我？）一种提醒，又是一种惩罚——为了再也没有机会弥补我的不经意。
这并不是他给我的全部信件。因为随手乱放，我甚至丢失了他的一些信，而有些信又是不便发表的。
他为我选的那条都柏林手工制作的毯子，到现在我也舍不得用。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来信（至于我给他的信，都随着他的著作、文字，存入了他的纪念馆）——
亲爱的张洁：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这封信，自我在“熊猫丛书”中国女作家那一卷中，读到你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后就打算写了。
那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也是没有用一个虚假的文字写下来的故事。它的译文使我非常感动，就像中文本使你的读者感动一样。这篇小说翻译得那么好，使人难以相信它不是用英文写就的。这是格拉的斯的一个贡献，我在感谢你写出这样一个完美小说的同时，也要向她祝贺。
可以看出，契诃夫一定是你心目中的大师，这篇小说也是他可能写出的小说。契诃夫也是我心目中的大师，所以我对他的作品有一种巨大的同情感。我在长长的斯大林时代，在莫斯科生活的日子里，经常一晚上一晚上地在剧院里欣赏契诃夫的戏剧。因为读过契诃夫著作的英译本，我可以在艺术剧院的舞台上理解它们。那些日子里，我读了契诃夫的大部分著作，对他以及他的生活有了不少的了解，所以很自然的，我会喜欢你的这篇作品。
你在这篇作品里不仅描写了一个人的悲剧，一个很深刻的人生悲剧，同时也隐喻地表达了在可怖的“文化大革命”里发生的事情，使我对那些日子有了更多的理解，比别人告诉我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百个故事还多。
我对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中美作家会议给予极大的期望，同时我希望别拖得太久，还希望今冬或明春能见到你。
最热切的问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83年8月9日
我亲爱的张洁：
我这样匆忙地写信给你，一定会有很多差错的地方，但我非常高兴收到你新近的来信，你寄来一张使人愉快的照片，我将珍藏着它。
在洛杉矶是一次多么美好的会议，我见到了你，并同你谈了话。目前我正在阅读你作品的一小部分译本，我打算阅读你所有的著作，虽然它们还未全部翻译，但我相信将来总会有的。我殷切地期待着，并非常非常渴望在北京的会议上再见到你。我听说有些需要参加会议的作家明春有事不能脱身，因而会议将延至明秋举行。但我不知他们协商的结果究竟如何。无论怎样，我个人由于其他事项将于明春或今冬末前往北京，我准备对“长征”进行考察和写一本重要的书，因此我殷切地期望能尽快地见到你。
我认为对美国人来说，研究中国问题、试图了解中国当代著作和像你这样的当代作家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伟大的人类问题，包括我们全体在内。
当然，我们每个作家来到人间，都带有我们各自的经历和背景，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开始阅读和了解我们每个人所写的东西时，我们的观点竟是如此近似。我认为这是人类的爱、人类的忧虑、人类渴望的普遍性，还有那些消极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界限。
我们美国人能够从中国学习而且必须学习的东西，就是你们卓越的持续性，丰富渊博的经验，因为生活在一个古老国家而修养出来的智慧。你们的社会肯定会不断发展变化，但在许多方面也保持着稳定。相比之下，美国人还非常年轻，好像刚生下来不久，我们一直到死都是为了求知和了解一切。
谢谢你的来信，我仍然期待着今冬或明春在北京见到你。
最热切的问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83年11月12日
亲爱的，亲爱的张洁：
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由于我到了东边，而没能在你走之前赶回美国——这真让我十分后悔。在苏联，我比原来预想的多耽搁了几天，当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又被告知，唐棣也走了。每个人现在都在中国，而我却在这里，我真希望我也在那里。
我不知怎样告诉你，当我在洛杉矶看到你的时候有多么高兴，而当我在纽约错过你时又有多么伤心。这好像是这个世纪的烦恼：我们旅行得很快、很远，而我们所希望见到的人也走得很快、很远，也许有时是向着不同的方向！我们确实像夜晚航行的船一样，互相只看到对方的掠影，然后便从对方的视线中消失了，听到的不过是只言片语。而且，到目前为止，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对话。我觉得我像一个戴着铁面罩子的人，我想你小的时候没有读过托马斯吧？我读过，我读过我所能找到的每一本他的书，而且我被那个戴着铁面罩的男人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现在也正是这样，话在我的嘴里挣扎着跑出去，可出来的全是英文，我听到了你的中文，却全然不知它的意思。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运用我的眼睛和想象力。
从洛杉矶回来，我想了很久，怎样不用文字来讲话，怎样沟通。当然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认为我们仅仅看到对方就已经可以沟通了，这使我想起当年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很腼腆，不善于讲话。对我来说，思想和感觉是能够跨越声音的天然屏障的。这里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懂得我们彼此很近，至少理解一点我们所想到和感到的。
我知道我们还会不断地相聚，我可以看到我们生命这样延续下去，尽管有陆地和海洋隔在我们中间，但没有什么能真正把我们分开，永远也不会。可我仍想确切地知道你的所想，你的世界。当然我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你写作，而且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我可以读你的小说来了解你和关于你的一切。不过这也不是容易的事，从真正的意义上讲，我不是作家而是记者和历史学家，我不知怎样向你展示我的思想。更确切地说，我写过一两本小说，但它们被译成中文的可能性很小，况且，它们也不像你所写的那些易感、美丽的散文那样，能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觉。
好啦，怎么办呢？只有这样下去，我猜。我十分希望秋天我能去中国，如果成行，那么我们又可以见面了。我将会非常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尽管我仍然被那让人沮丧的铁链锁羁绊。
你永远的哈里森
1986年6月6日
我并没有忘记写石油船的事，一旦得到所需的材料，便会马上写。
最亲爱的张洁：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希望与之通信（或交谈）的人。可是近六个月，你的两封信——一封是唐棣六月七日翻译的，另一封是七月十九日的信——仍旧躺在我这架旧打字机旁，等着我回信。这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写信？因为每次我都对自己说：不，我现在不能写，这是严肃的信，我有那么多话要说，我应该先想好再写，而且要有整块时间，我不希望半途中断或是头脑被其他事情纠缠——干这干那，一会儿走到这儿，一会儿走到那儿，接电话，赶去见什么人，写文章或是进行调查。噢，这么多的事情！我的书桌这么拥挤，到处都是东西。每次当我坐下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转来转去，不知应该从哪儿开始。很快地，我便困惑起来。
不，我不要这样给你写信。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要头脑清醒，想着你并回忆着你曾给我写的信，设想着如果我们在一起，我应该说些什么，尤其是如果我们用同一种语言来交谈，应该说些什么。
多么矛盾！
我并不十分了解我自己，也许只了解一点点。当一个人有着十分珍贵的想法在他脑子里的时候，他不愿意把它轻易地拿出来同那些乱七八糟的屋子混在一起，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混在一起，同那时阴时晴的天气混在一起。不！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我像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样，一直坐等着完美时刻。但完美的时刻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永远不会来。我必须坐下来，像每天那样，给张洁写信，不是给张三或李四，而是张洁。
这样，我花去整整一个季节试图集中起我的思想，想着那些不在眼前的人，直到开始动手做我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把你的名字写在纸上，并开始写信，虽然仍不太清楚该说些什么。
我是多么愚蠢的人，这样的犹豫不定（我是指我总是做着一件事情，而同时又想着做另一件）。但是你很聪明，并且远远比我知道的更好。
我常常觉得我虽已活了多年，有过多种生活，但直到我闭上眼睛被送到墓地去的那一天，还在学习关于生活的最基本的东西。
当我写着这封信的时候，我也想着唐棣得翻译这一大堆无头绪的、论说性的并且毫无逻辑的想法。唐棣，十分抱歉，我那愚蠢的头脑就是这样工作的。
亲爱的张洁，这个秋天我没去中国，所以我并没有在那儿错过你。我总是在各处错过你。我希望你的欧洲之行是愉快的，想你一定认识了许多有趣的、可爱的人，并且脑子里又有了许多想法和印象。我想你一定刚刚回去不久，并且急于坐在桌子前（也许已经坐在那儿了）重新写起来。我知道当我离开家一段时间后，不管其他的事情有多么激动人心，或是至关重要，我都觉得我欺骗了这架老打字机，我得马上坐下来重新开始工作。我有那么多要写的，每天好像都有新的想法出现。
我现在想，也许我这个春天去中国。我有这个感觉——我的“新长征”会非常展开，这是很大的野心，也许是不可能的工作，但我要做。我想描绘出全图——中国在“文革”和“四人帮”时期所达到的顶点，然后是新的领导人领导下的快速转变。他们从前在哪里，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想法，他们的困难、失败、辉煌的成功，并且这一切将把中国带到世界的哪里——她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技术强国。我相信，她不但将取代美国、欧洲，而且将取代日本及环太平洋带。当然这一切是非常宏大的想法。
我必须到中国去，看看中国是怎样想的；所有的领导人是怎样想的；普通的老百姓是怎样想的；像你这样的人是怎样想的——真的，你是怎么想的？
要慢慢地写是不可能的。我目前的想法是四月或五月去中国待一个月左右，积累一些材料，回到这里，然后夏天再回去。这样也需要跑四五次或六次。不管多少次，我要把一切弄齐。这也许比长征还难，长征是体力的，这是智力的。去了解人民的思想、政治、经济，一想到这些我就有些眼花缭乱。我不再多写了，希望你一切都好，我很快就会见到你的，我十分肯定这一点。
再见。
一心一意的
哈里森
1986年12月16日
最亲爱的张洁：
我们两个月前才见过面，可却像是已经过了一年。这个星期唐棣打电话给我时，我十分兴奋，因为我们又可以联系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北京的雪天的会面，虽然开始有些关于地点上的混乱。但多谢你的耐心，我们终于还是见到了，甚至谈了一小会儿。当然，对你丈夫来说，翻译是不容易的。但我想我们几乎不太用得着翻译，我好像能够明白你在讲什么，不管你说的是什么。
那是十月三十一日，这么说是两个月零三天前。
我十分喜欢雪中的会面，你知道我很敏感，尤其是对于雪，我来自雪国——明尼苏达州，并且又在雪国——俄国住了多年。所以我觉得雪天的会面是有特别意义的。
我于四月一日再到中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议，这次莎洛特同我一起来，我希望并且祈求上帝你会是中国代表之一。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见面的，我想我们从四月一日起的第一周会在北京，然后去旅行，然后再回到北京，继续为我的“新长征”进行调查、采访。我想这会是在四月的第三周。不管日程安排是怎样的，我都会有足够的时间预先通知你，而且如果你是中国代表之一，我们会见面许多次，如果你不是代表之一，我们也同样会见到。你知道我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见到了赵紫阳，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并进行了交谈，他所说的和在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大体上令我十分高兴。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我在打字机前工作得十分辛苦，有那么多要写的。可是在我今春完成所有采访前，我还无法放开去写。
现在唐棣从西班牙回来了，我又可以十分经常地给你写信了，只要她有时间翻译。
四月见！
哈里森
1987年1月3日
最亲爱的张洁：
你好，我真高兴昨天收到了你的来信，唐棣把你的信翻译了。你知道每当我收到你的信有多么高兴，不管你的信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都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还有六个星期我们就又在北京见面了，我们可以交谈一切。你知道我非常愿意同你合作，一起写一个题目，什么都行。我们曾经说过关于那艘石油船的事，我想我们没能在这个题目上走得很远，可是有整个世界我们可以写。
我同时也收到了作家协会的信，我将是美方代表团长，诺曼·卡森斯来不了。我已经写信要求在北京多待一些时间，多见一些作家，在北京举行晚宴，你会出席，他们告诉我了。当然晚些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见面，在我从成都回来之后，我会十分高兴地再见到你。
暂时不多写了，我不想再写长信来打搅唐棣，既然我们很快又会见面。
永远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88年2月17日
噢，我看到了日期，二月十七日：新年快乐！龙年快乐！
这说明好事情在等待你。
最亲爱的张洁：
这是一封拖了很久很久的信。没有托词，只是因为惰性或是对无关紧要的小事的操心，而把要紧的事耽误了，我的生活总是被无尽的琐事填满。
唐棣刚刚来过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我知道她翻到这里会脸红的——但这是事实），她从Wesleyan来帮我和邓友梅做翻译，因为我请了邓友梅来我家小住两天。可是仅仅有她在这儿，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快乐。她就像一束阳光一样，我能想象你会多么想她。我可以不停地说下去，可那恐怕得另找一个翻译，不然她会更不好意思。我们都希望很快再见到她。
唐棣告诉我你又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沉重的翅膀》明年春天会由Grove出版社出版，也许你会因此来这里，我希望会如此。
我现在忙于写那本关于中国的书，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干。而中国不停地变来变去，大家都说中国正在经历很多困难和危机，我猜大概确实如此，尽管我去年六月离开北京时一点没有预感到会这样。我现在甚至觉得也许有人有政治目的地故意夸张——当然，我知道是有问题的，但因我远离北京，因而感觉不到它们会那么严重。也许我的感觉是错的，但这是我的印象。
我但愿这次交往是我们两人之间的，而不是同邓友梅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过得不愉快。去年春天我们在他老家山东的小村庄里玩儿得很愉快。只是我们之间没有进行关于艺术或政治的严肃讨论，或是任何值得用大写字母的东西，只是愉快而已。
我还没有放弃对《哥伦布传》一书的思考。现在这两者被放一起与《河殇》对比，可是我还一直没有看到这部电视片，尽管听说录像带在纽约一带流传。我想我必须在写完我的书之前看到它，因为听说它试图揭示一些未触及过的问题。你是怎么想的？中国会走向哪里？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停地谈下去，谈下去。我们一定要设法。
我想这已足够唐棣翻译的了，我发誓从现在起多写信，写短信。
我们这次糟透了的总统竞选就要结束了，而糟透了的宣传机构却为我们空虚的民主制做宣传。电视一统天下，为假面人做宣传。
祝你一切都好！
哈里森
1988年10月31日
最亲爱的张洁：
你只走了几个星期，我想大概七八个星期吧，可却像是很久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只从唐棣那里听到一点关于你的消息。一想到你在那里，我从不开心。我知道你认为你应当回去，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那里不是去处。
我希望你已经想着回来了，使我不放心的是那儿不是作家应该待的地方，我知道不论地方艰苦与否作家应该永远写作，而且有时候最优秀的作品是用血写成的，就像鲁迅常说的。可我还是认为有可行的中间办法，也许没有。
我不像你那样是个有创造性的作家，我是一个工匠，带着我的工具，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搭起工棚。有一次是在一个猪圈里——不是中国式的猪圈，而是爱荷华一个又干净又无味儿的很现代化的猪圈，可我还是不主张那样。我并不认为我喜欢象牙塔，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总是看着人民的，这里也不会有象牙塔。现在伊拉克是众所关注的问题，最初的震动过后，使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伊拉克，而是美国。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调动了那么多的军事力量，整个世界都行动起来了。这确实是好事，可是我总是忘不了肯尼迪的原则：应该给敌人留下后退的余地，这样当他准备投降的时候，他还不至于尊严扫地，他还有借口向他的人民解释，他并没有被击退。可我们却不经常这样想，我不知在北京人们是否谈论这场令人担心的战争，这证实了虽然冷战已彻底结束，但这个世界还并不安全。
我要去朝鲜几天，然后回来待几天再同莎洛特去意大利。意大利那儿给了我一个什么奖，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去我喜欢的国家。我也许十月中会去中国，正在争取。我的书已基本完工，但我还是希望在最后定稿之前去。如果一切如愿，我又可以见到你了，那会令人多么高兴。
一切多保重，有时间来信。
爱
哈里森
1990年9月7日
最爱的张洁：
从阿克曼先生给美国文学艺术院的信中知道你生病的事以及你五月份不能来参加文学艺术院庆典的消息。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我心里的焦虑和遗憾，但庆幸的是明年还有补救的机会，你可以明年来参加艺术院的庆典活动，同时希望明年秋天我们能在纽约举行中美作家会议上见面，我会及时通知你这方面的消息并把此事告诉唐棣（我想唐棣办事是很牢靠的）。
你生肝病的事简直令人遗憾到愤慨。我完全理解生病的苦恼，我将把努力工作当作是对你的安慰。
我把我一部分新作的影印本寄给了唐棣，她会转寄给你的。
今天就写到这里，希望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身体已经大大好转了。
你忠诚的
哈里森
1992年3月10日
最亲爱的张洁：
我今天见到了唐棣，她告诉我你得的病是丙型肝炎，她又说你已经用了interferon这种药进行治疗。我想这一定是种神奇的药，我毫不怀疑，你用了这种药一定会恢复得很快。
唯一的问题是，我知道肝炎病人的情绪总是很低落。我要试一试鼓励你，总会有法子的。
星期二我要去美国文学艺术院，我已经同Jidani小姐谈过，我想她已经同美国大使谈过授予你院士证书的事。我想你不久就会从美国使馆听到消息，对那些不能到美国来参加庆典的新成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能来参加庆典的话，就不用这么做了。
每年五月在艺术院高雅、古典主义的大楼里（有九十年历史，对美国来说是很久了），举行庆典。
这所大楼在百老汇附近的155号街上，离你熟悉的中区很远，要是你还能记起哥伦比亚大学的话，那楼距大学约三十个街区。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晚才给你回信。我为我的新书《新独裁者》做巡回介绍，在全美国旅行了五个州，昨天才回来。
唐棣有这本书的复印件，事实上那是给你的。我不知道唐棣将如何把这本书带给你，我想她自己要先看一看。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对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来说，是太厚、太沉了。一开始我想写短一点，但越写越长。开始只想写邓，但毛占的部分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他应得的部分，有意思。
我们对北京最近的政治变化很感兴趣，并祝愿邓小平能贯彻他的纲领，并能使那些反对这一纲领的人退居二线。
爱和良好的祝愿
哈里森
1992年4月4日
最亲爱的张洁：
我想我们终于做好了授予你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证书的准备。
证书已经托人在今后十天内带往美国大使馆，然后会举行颁赠仪式，所有这一切将由负责文化事宜的美国新闻处办理。
他们会在对你合适的时间举行仪式。
我从唐棣那儿知道，你已经能离开医院一个下午或一天，这样你也不会太累。
我真希望我能参加这一仪式，但是我感到安慰的是明年你会来美参加庆典。
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哈里森
1992年4月26日
最亲爱的张洁：
我在信里附上了《纽约时报》登载的有关美国文学艺术院举行庆典的消息，你已经是这个艺术院的成员之一，从那条消息中你可以得知，你已经加入了一个很好的集体。
我很高兴告诉你，我从Vera Schwartz那儿得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为你举行了庆祝仪式。艺术院的全体成员都很高兴你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希望今后每年五月你能来此地参加愉快而又正式的庆典。在中国，你和巴金是仅有的两个成员。其他的成员有你认识的来自罗马的Rafael Alperti，英格兰的Sir Isaidh Berlin，法国的Pierre Boulez，墨西哥的Carlos Fuentes，南非的Nadine Gordimer，捷克斯洛伐克的Vaclav Havel，巴黎的Milan Kundera，Claude Levi-Strauss，Gian Carlo Aenotti，Iris Murdoch，V.S.Naipaul，R.K.Narayan，Octavio Paz，Harold Pinter，Victor Prichett，Alexander Solzhenitsyn，Murial Spark，Stephen Spender，Andrei Voznezenkg，Veronica Wedgwood。总的说来，是不错的。
我今年秋天也许会去中国旅行，可能在开十四大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此行可以实现，这样我又可以见到你了。
美好的祝愿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92年5月30日
最亲爱的张洁：
我收到了你七月八日的信，只一个星期就到了，真是挺快的。我真高兴收到你的信，并且了解了你的感情。如果是通过唐棣转来的，就不会感到这么直接地同你交流。你直接寄来更好！我至少可以感到你的呼吸。
你得的这种病同别的病很不同，不容易治好。这种病是在血液里，对药物不做任何反应，等待时机，窥视，等你最不提防时跳出来。你真是不幸。
我想也许一部分原因是你母亲的过世，我认为你对死亡的解释是正确的。我想你们曾经而且仍然是连在一起的，当一个去了的时候，另一个会受到很大影响，即使最现代的医生也不能解释，而你却能感到那种联系。
我肯定那是准确的，我能感觉到这种感觉是准确的，而最准确的感觉是人的感觉。
但我也认为渐渐地会好起来或是淡泊下去。会有一天，当你转过身来，看到它确实走了，我是这样认为和感觉的。
希望我来中国的时候能见到你，但现在还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也许要等一些时候。我必须先去俄国，这意味着我在冬天以前到不了中国，也许最早是在晚秋的时候。我知道这在北京不是最好的时候，可是我得看安排。
同时，我的心飞向你，而且我时时想念你，不仅仅是在唐棣打电话时，她常常给我打电话，而且总是那么快乐。
最最好的祝愿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92年8月12日
所有与我有关的事，点点滴滴都让他那样、那样地揪心！
一九八九年圣诞节，我们是在哈里森那里度过的（莎洛特烤的蜜汁火腿太好吃了，还没等圣诞晚餐开始，我就不停地偷吃。哈里森说，他也像我一样，喜欢来这么一手）。那时唐棣刚刚毕业，刚刚工作，还没来得及将学生时代的“二手车”换为一手车。节后当我们准备返回的时候，那辆二手货无论如何也发动不起来了。其实天气并不很冷，只是二手货经不起风雨的考验罢了。莎洛特的大儿子拿来一瓶什么液体，冒着可能爆炸的危险，往车头里的一个什么“机关”猛灌一通之后，二手货才发动起来。
好在我和唐棣颇得“垮掉的一代”的真传，嘻嘻哈哈就上了路。沿途也是嘻嘻哈哈，从没想过抛锚或雪地不容易刹车那等丧气的事。车祸出在不久以后，有一次我们从波士顿回我任教的Wesleyan大学的路上。
居然也就到了家。刚进家门，大衣还没脱，就接到哈里森的电话，问我们是否平安到达。好像我家装有监控器，不然如何分秒不差？也许自我们走后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坐在电话机旁不停地拨电话。
之后又连着收到他两封期盼我们平安到达的信。也许我们的车刚走，他就扭头去书房写信，还预留了保险系数，连着写了两封。
从哈里森一九九二年最后写给我的几封信里，一点儿没有看出他的健康越来越差，不到一年就与我永别的征兆。当时我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忧伤和烦恼里，忽略了许多可疑的细节。比如，他的签名从哈里森变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结尾的祝愿越来越规范化、信件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有时给我打国际长途电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等等。
他当时的状况正如莎洛特所说：“这两年哈里森的记忆力显见的不行了，演讲时常常突然停顿下来，接不上下面的话，过去他可不是这样。”
可他还惦记着我的病，惦记着我不能到美国去接受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的颁赠仪式，条理清楚、无一疏漏地向我报道艺术院为我安排了另一种颁赠办法，细心描绘出艺术院的方位和形状——经他如此的描述，让因病不能亲临那一现场的我也如身临其境，并寄来《纽约时报》有关新院士入院以及举行颁赠仪式的报道，特别指出与我同时进入艺术院的新院士中，有中国作家最为欣赏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南丁·高迪玛（Nadine Gordimer）……
正像他在一封信中所说，他是想让病中并失去母亲的我，得到一些鼓励吧？
谁能相信，这就是他在莎洛特描绘的那种状况下的所作所为？
那是为了我，只是为了我——算我自作多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