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儿感到些许的眩晕。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那原因说起来似乎好笑，因为她今天即将置身于一列火车中。
她常听见人们抱怨失眠的痛苦，那一定是有着各种各样重要的原因。她懂得，因为她也曾有过那样的夜晚。
而现在，曾令儿的夜晚是宁静的，宁静得如那蓝黑色的、永远听不见尘世一切喧嚣的苍穹。
自从陶陶溺死之后，曾令儿好像也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喝了忘川的水，把前尘往事都遗忘净尽。
如果一定要问她还有什么期待的话，她期待的，不过是每个夜晚准时通过的那列火车，好像那列火车终会给她带来什么。
她会准时醒来，静静地躺在自己那离铁路很近的小土屋里，怀着些许的欣喜，耐心地等待那列火车，哐当哐当地从旷野那方驶来；又听着它哐当哐当地向旷野那方驶去。好久好久，她还能感到它那巨大的、使大地颤抖的力量，好久好久，她的神思，还在旷野里追逐着那连回声都没有的汽笛。
那火车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她也说不清楚，但在火车驶过后，到天亮前的那一小觉，她总是睡得格外安宁，像吮足了母亲的乳汁、尿布也没有被濡湿的婴儿。
今夜，她终于踏上了这列火车。
火车像一支黑箭，带着呼啸，无可阻挡地穿过黑夜，并把它一撕两半。还有金属不要命的撞击声，好像铁轨和车轮都怀着无比的仇恨，正不顾一切地把对方化为粉末。
这些，都让曾令儿感到激动。
和这拼搏相反，车厢里一片平和安逸，过道里，脚灯柔和的光，安详地、公平地守候着每个人不同的睡梦。
曾令儿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卧铺上。她怎么能睡得着！
她听见对面中铺上的新婚女子在梦中轻笑，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她是和丈夫一同去E市度蜜月的。曾令儿有点不安、害臊，好像她窃听了旁人的秘密。
上铺汉子的鼾声，从低到高、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兼有雷霆万钧之势。
下铺的小男孩从梦中惊醒：“妈妈，我怕，我怕大老虎。”想必那汉子的鼾声，亦如虎啸？
年轻的母亲和瞌睡挣扎着，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儿子的小脊背，含糊地安慰着他：“不怕，不怕，乖乖睡觉喽，嗯——嗯——”
曾令儿可不是这样。陶陶小的时候，哪怕是轻轻地蹬一下腿，曾令儿也会从酣睡中惊醒，且精神抖擞，好像从来没有合过眼。
她有二十多年没乘过火车了，好像一个多年不归的旧主人，突然回到阔别已久，且翻修过的老房子，感到又熟悉，又陌生。
不时伸手去摸摸那光滑的隔板，米色的塑料贴面上，饰有棕色花纹。记得她当年来边疆的时候，卧车上的隔板是用木条拼接的，中铺在白天不用时，还要放下来，否则坐在下铺上的乘客，腰也直不起来。连那过道上的小木桌，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撑起，也可以放下，要是谁不小心碰了桌下的支架，桌子便会哗啦一声塌下来，把放在桌上的东西，散落满地。
那只蓝色的玻璃杯，就是这样打碎的……
记得当时她急得脑袋大如空斗，额上渗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紧咬着牙齿，紧握着拳头，直到指甲抠疼了自己的手心。一阵阵揪心的痛楚，使她泪如泉涌……
对左葳，曾令儿能够留住的，只有他给她的这只蓝色玻璃杯了。唉，为什么给了她这么一个易碎的东西？
她痛悔得不得了。为什么非要把它拿出来在这种场合使用？好像那些初恋的小姑娘，急不可待地向人炫耀，她已经收到了情人的第一件礼物？
不，当然不是那样，她是有些害怕。毫无准备就开始了坎坷的旅程，守着那个杯子，就像守着左葳，那旅程也就不显得十分可怕了。
那时她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了陶陶。像一粒扣子那么大的陶陶，已经在她那修长的、黝黑的身体里沉睡。
尔后，她是如何地欢喜若狂，原来她是那样地富有，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一夜之间，她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
夜晚，当她拖着疲倦的身子，吃力地爬上床后，总是把手轻轻地叠放在日益隆起的肚皮上，生怕压伤了那个暂时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陶陶。默默地祈祷着她并不相信的上帝，给她一个儿子，一个像左葳的儿子。
她还自谴自责，过去不该抱怨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不是吗？它这样慷慨地又把左葳还给了她。
她心平气和了，以至可以毫不畏缩地回顾左葳种种的不堪，原谅了他的薄情，只留下了对他的感念。
她甚至比从前更加漂亮，前额更加饱满，双眸更加含醉，脸色更加红润。
啊，有个儿子和她在一起呢！别管她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遭到什么样的侮辱，她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你必须老实交代，检查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谁干的？在哪儿？是初犯还是屡教不改？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
人们轮番找她“谈话”，让她交代。她呢，只是用双手护着肚子，一个劲儿地摇头。
“政策我们已经向你交代清楚，如果你拒不交代和检查，只会加重对你的处分，延长你的改造时间，你现在的罪行是双重的，右派分子加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你一个人就占了两项。”
曾令儿还是一言不发，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有多少人在戳她的后背，简直能把她的后背戳穿。开会也好，听报告也好，在食堂吃饭也好，没有人愿意和她同行，也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更没有人愿意和她交谈。
有一次听报告，她占了一个座位后，出去上厕所。一位后到的女同志，不知那是她的座位，便在她座位的旁边坐了下来。等她上完厕所回来，在自己座位上坐下后，那个在她一旁落座的女人，竟尖叫一声跳开，还不停地用小手帕在鼻子前扇来扇去，在周身掸来掸去。闹得全礼堂的人，纷纷站起来往她这边看。
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也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戏她，好像她这种下贱女人的便宜，不占白不占。有个大师傅，竟然挑起她的下巴颏，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将手中的一碗菜汤扣了过去，把他从头淋到脚。他抡起大勺，劈头盖脸地朝她乱打一气，还专门打她的肚子。周围的人只管看热闹，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因为她是一个双料的专政对象，活该如此。
她弯着腰，用双手紧紧护着自己的肚子，一声不响地任他打，既不肯求饶，也不肯逃跑。
那大师傅一面打，一面骂：“臭婊子！嘿嘿，大家瞧瞧，还护着肚子里的野种哪！偷汉子的贱货，还跟我这儿装正经！”
事后，机关领导反倒把她叫去申斥了一顿：“不要忘了，你是改造对象，态度放老实一点。”
儿子不安地在她肚子里翻转、踢脚，她安慰着尚未出世便体味了人间冷酷的儿子：“哦，宝贝，别怕，别哭。让他们骂去吧，岁月会向他们证明……一生，够了吗？还可以再加上一生，只要没人戳爸爸的脊背，妈妈不论受什么苦，也是值得的。”
从那儿以后，食堂里的大师傅们，不论卖给她菜或是饭，从不按量给够，案板上明明放着刚蒸出来的米饭、馒头，他们偏偏把剩的、馊的卖给她，还一唱一和、阴阳怪气地挖苦她。
那时候，她过的是出苦力的日子，用架子车给机关拉和煤饼的黄土、拉菜、拉书、拉纸、拉杂物……不但她需要大量的食物补充，连陶陶也靠她有得吃，才能长大。食堂不给她吃饱，她也没钱上街买来吃，一个月只有十八块钱的生活费啊。她好饿、好饿，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她也没有经验，直到羊水破了才往医院走。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又是三更半夜，连个三轮板车都找不到。机关里倒是有车，曾令儿没有去要，即便她要，人家也不会给她。就那样，她忍着子宫收缩的阵痛，走一阵、爬一阵，总算爬到了医院。她的身后的血痕，就像蜗牛爬过后留下的那道湿痕。
入院表格是护士替她填写的，因为她一进医院就上了产床。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单位、住址、电话……
“爱人姓名？”
“……”
那些叮叮当当的刀子、剪子、钳子，全都静了下来。
“曾令儿，问你爱人的姓名。”护士一字一顿，几乎厉声问道。
“……”
“啪！”护士合上了病历夹子，活像掴在曾令儿脸上的一记耳光。
一应住院所需，曾令儿一样也没有带上，也不可能带上，机关里也没有人前来探望。
生下陶陶第二天，她请护士帮她到医院小卖部买一套洗漱用具。
“你自己去吧，我没工夫。”护士霜着脸说。那医院的穿堂风可真冷啊，虽说外面已是桃红柳绿四月天。
妇产科主任阴沉着脸，吩咐护士给她抽血化验。曾令儿不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问道：“我怎么了，护士同志？”
那护士从眼角里瞄了她一眼：“查查你有没有梅毒。”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曾令儿愤怒了。
“这是你们机关的要求。”
原来机关有人来过，难怪医生和护士对她的态度，比她急诊入院，不回答爱人姓名时更为恶劣。曾令儿不再埋怨他们，一个双料的阶级敌人，还能指望人们善待？
病房里的其他三个产妇，格外矫情地向前来探望的丈夫撒着娇。
“看好啊，是不是你的儿子。”其中一个，推推搡搡地把孩子往丈夫怀里塞去。
“瞧那招风耳朵，还能有错？”为了让妻子开心，丈夫讨好地嘲弄着自己。
另一个说：“跟你说了，我不要吃鸡，不要吃鸡，你偏偏弄了鸡来。”她把广口保温瓶一推，筷子一摔，扭过身去，给丈夫一个脊背。
“哎哎，别生气，别生气。你想吃什么，说嘛，我给你弄去。”
“我要吃你的心。”
“好，好，明天我就给你煮了来。”妻子白他一眼，扑哧一声笑了，总算端起碗来，喝了几口鸡汤。
第三位抱着婴儿靠在丈夫的肩上说：“你看，他认出你来了。喏，你看，你看，他盯着你瞧呢。”
“真的哟，嗨，小子，叫爸爸。”
“去你的，他那么小，会叫吗？我看你想当爸爸都想疯了，没出息。”
“瞧瞧你，这么厉害啊，别忘了，生儿子的功劳，有我一半呢，没有我，你生得出来吗？”
…………
这些打情骂俏的话，让曾令儿听了害臊，于是她在病房里，总是转过脸去面壁。
没错，在她们丈夫眼里，她们都是有功之臣。
每天早上，她们还要耸动着鼻子，东嗅嗅、西嗅嗅，然后把病房的门大大打开，话里有话地说：“唉哟哟，咱们这个房间，怎么那么臭啊。”好像曾令儿已经是个全身溃烂的晚期梅毒患者。
…………
但只要抱起陶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陶陶似铜墙铁壁，陶陶似千军万马。
可是陶陶长得好小、好瘦，他总是吃不饱。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吃不饱，出生后，可想而知曾令儿的奶水也不够，她既没有鸡汤，也没有鱼汤……陶陶皱着干瘪的小脸，使劲吮吸着她的奶头，吮得她好疼、好疼。
因为饥饿，因为营养不良，他的哭泣老气横秋，却不是抗议、抱怨、诉求，或许他不懂得何致如此，而是天经地义他就该没得吃……那种哭声让曾令儿心都碎了。
有多少次，曾令儿望着那绿色的邮筒发呆，想写封信给左葳，告诉他，他们有了儿子。告诉他陶陶吃不饱，而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心，在对左葳的爱和对儿子的爱中间挣扎着，但她终于没有写出一封信，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不起陶陶。
只有一次，陶陶病危，她真是急得没了主意，像疯子一样跑到邮电局，要了一个长途电话。等到电话接通，她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她听见左葳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喂——喂喂——”忽而清晰，忽而模糊，还夹杂着电路感应的啪啪声。她感到，生命在挣脱她的躯体，情感在挣脱她的理智，不顾一切地向左葳飞去。她的身子顺着隔音室的墙壁，向地板上滑去。她紧紧抓住耳机，使劲把它贴紧面颊、耳朵，更恨不得把耳机插进耳朵里去。她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咬紧舌头不出声，心里却渴望着来自左葳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喂”，可是对方“咔嚓”一声，放下了电话。
她含着被自己咬疼得麻木的舌头，垂着酸痛的臂膀，梦游人似的走回家去，把头靠在陶陶的枕边，在陶陶床前跪了一夜。
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陶陶退烧了。她喃喃地对陶陶说：“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我们还是撑过来了，对吗？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顶好的办法是谁也不靠，而是靠自己。”
可是陶陶没有长大，十五岁那年，他和小朋友到水塘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没再出来。等到打捞出来，才发现他的鼻子里、嘴巴里，全是淤泥。总有两三年的时间，曾令儿都摆脱不了嘴巴和鼻子被淤泥窒息的感觉。
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有若干次机会救出陶陶的爸爸，却不能有一次机会救出陶陶。她枉做了渔人的女儿，陶陶也枉做了渔人的外孙。陶陶连海还没见过呢，却在一个小池塘里丧生。她太大意了，以为只有海才可以吞噬生命。
对面座位上的新婚夫妇，在争抢一个装饼干的透明纸袋。纸袋很漂亮，印着深绿、浅棕色的图案和商标。
就连这个纸袋也让曾令儿感到愉快，她记得过去的包装纸，可没这么讲究……她就像刚从深山野洞里走出的“喜儿”，不知道生活已经变化到了这个水平。
新娘子躲闪着丈夫的挑逗，从纸袋里拿出最后一块饼干，在丈夫鼻子前头晃来晃去。“就剩这一块了，我吃。”
“不，我吃。”新郎伸手去抢。
新娘娇嗔地嘟起嘴巴：“好，好，给你。”
新郎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跟你闹着玩儿的，当然你吃。”
“不，你吃。”
“好吧，咱们猜拳，谁赢了谁吃。”
他赢了，然而还是让新娘把饼干吃掉了。
曾令儿带着哀伤的向往，看着这动人的游戏。看到人们倾心相爱，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
从车窗外吹进的风，掀动着新婚夫妇丢在小桌上的一本日文杂志，里面有着花花绿绿的插图和照片，无所事事的曾令儿想，翻翻它也是一种消遣，便问：“我可以看看这本杂志吗？”
“您请。”新娘答道。
那是一本消遣性、趣味性的读物，正适合旅途翻阅。广告、世界珍闻、旅行指南、笑林、名人轶事，还有一些软性小文章。曾令儿信手翻看下去，一直翻到《星座运程》那一章，前面，还有一段关于诞生石的文字。文中说到，从十六世纪开始，便有人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配上不同的宝石，作为人们出生的标志，这代表每个月的宝石，就称作诞生石。每个人的诞生石，常被镶嵌在戒指、项链上，作为生日或其他名义的礼物。下面，还一一列出了代表十二个月的宝石。
曾令儿又顺着《星座运程》看下去，上面极为详尽，又言简意赅地写着，一年十二个月的三百六十五天中，人们各自出生的日子与他们个性和命运的关系。
带着一点好奇，她找出自己的生辰年月，在她出生的日期后面写着：祖母绿。无穷思爱。
她放下手中的杂志，朝车窗外望去。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瘠薄的荒原，好久好久也看不到一个村落。一茬又一茬野草在荒原上死去，一茬又一茬野草在荒原上新生。多刺的紫蓟，开出苦涩的紫花，为这荒原装点出一些颜色。一株歪脖子老树，枝丫低低地垂向地面，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拥抱着环绕在膝下的儿孙。就在这瘠薄的荒原上，有那么多的生命和希望，在生生灭灭地繁衍。
路基旁的沟洼里，一片片小树苗在风中颤抖，全向同一个方向，弯曲着细苗苗的身杆儿，树上的叶子，也向同一个方向，偏着自己的小脸，远远看去，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绿色小旗帜。
突然，在荒原的尽头，与蓝天相连的地方，出现了一匹孤零零的马，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好像就那么一下从地里冒了出来。它慢吞吞地走着，朝着天边，可又老也走不到似的。
“妈妈，我要拉惨剧㞎㞎。”
曾令儿猛然回头，恍惚中觉得是陶陶在叫她。
不，当然不是。
昨晚被鼾声惊吓的小男孩，用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扒着开裆裤对妈妈说。年轻的妈妈，抱着他上厕所去了。
有一年，曾令儿刚新买了一个白瓷面盆回家，陶陶就在里面拉了一堆㞎㞎，他对什么新鲜事儿都很好奇，还要亲自试巴试巴。曾令儿很少给家里添置新东西，这就使陶陶更加好奇。她穷，有点钱也给陶陶买吃的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斤高价点心六块钱，她买不起一斤，只能给陶陶买一块，每每看到陶陶吃完那块点心，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余味无穷地吮着每个手指头，好心酸哪。
陶陶成熟得早，完全不像曾令儿那么糊糊涂涂，好对付。曾令儿本来就不会骗人，骗陶陶就更难了。
因为没有爸爸，同学们常常欺负他，老师们也因为略知底细而对他另眼看待。是嘛，那么小的一个小城，城东有人放了一个屁，城西的人就会嚷嚷臭不可闻。
陶陶却从不向曾令儿诉苦。有一次，陶陶从学校回来，鼻子上有血迹，衣服上的口袋也撕开了线，前襟上湿了一大片，想必是滴上了鼻血，又让他偷偷洗掉了。
“陶陶，你和人打架了？”
“没有。”陶陶的眼睛看着别处，再问，就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响。曾令儿也不好再问，她不能强迫他。
晚上，陶陶在布帘后的小床上躺下，好久好久没有动静，曾令儿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又爬了起来，走过来坐在她的小书桌旁，说：“妈妈，你可以停止一会儿工作吗？”
“当然可以。”曾令儿放下手中的笔，伸手去摩挲他额头上的柔发。陶陶躲开了她的手，带着和年龄极不称的严肃，问道：“我有爸爸吗？”
曾令儿缩回自己的手。想，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她知道，早晚有一天必得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没想到这么早。因此显得难以回答，因为陶陶还小，他能懂吗？
“有的。”
陶陶喘了一口气，对她的回答显然满意：“他是什么样的？”
“他是很可爱的。”
这回答陶陶似乎不很相信：“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和你？”
“因为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远得永远也走不到……”
“妈妈！”陶陶突然大叫。
“嗯？”
“等我长大后，不论你在多远多远的地方，我都要去看你。”
“谢谢你，好儿子。”
“妈妈？”
“嗯？”
“您哭了？”
“没有。”
“让我看看您的眼睛。”
曾令儿几乎不能，但她还是朝陶陶转过自己的脸：“傻儿子，妈妈从来不哭。好了，睡吧，快去睡吧，妈妈还要工作呢。”
陶陶学写作文了。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偏偏是《我的爸爸》。
曾令儿记得那篇作文的每一个字——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的妈妈比别人的爸爸做的事情还多，她什么都会做。
冬天她挖菜窖，储存过冬的菜，还拉着架子车，到很远很远的郊区拉煤，和和煤的土。她伸着脖子、弓着腰，真像生产队里那些可爱的小毛驴。我跟在架子车后面，跑、跑、跑，推、推、推……我累了，我不说。可是妈妈什么都知道，她把我抱起来，放在架子车上。
妈妈问我：“高兴吗？”
我说：“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车，什么车也没有坐过。妈妈说，等我长大了，她就送我坐火车，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大学。我不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要帮妈妈拉架子车……
不，乖乖，挖菜窖的还有你呢。那时候你还没有锹把高，你笨拙而吃力地挥动着那把大铁锹，累得鼻涕都淌出来了，可你顾不上擦，只是不停地把“过河”的鼻涕，吸回鼻孔里去。我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帮你把鼻涕擤干净。当我捏着你那圆圆的、湿漉漉的小鼻子头儿时，心中暗暗惋惜，这样的时日已经不多，你很快就要长成一个大孩子，再也用不着妈妈帮你擤鼻涕了。
妈妈做的弹弓好极了，不是用钢丝窝的，那种弹弓不好，射得不远，石头子儿还容易绷回来，打疼自己的手，她用小树杈子给我做弹弓。她告诉我，喜鹊的窝，底儿是尖的，乌鸦的窝，底儿是圆的，而小麻雀没有窝，它们随便钻进什么小缝，或屋檐底下都能睡觉……
但是第一个弹弓没有做好，没用几下就从中间劈开了。你忘了，还是不愿说出妈妈的无能？后来做了那个枣木的，还让班主任给没收了。
她还会缝漂亮的衣服，“六一”儿童节，给我缝了一套水手装……
陶陶，别那么说，那会让妈妈心里难过。妈妈很少给你买新衣服，那套水手装，也是用妈妈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一点也不合适，你不懂。
凡是我不会的功课，她都会做，她给我讲的功课，好懂极了。她每天都演算，要算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我半夜起来撒尿，她还趴在桌子上算呢。
我有点恨她那些算术题，为了那些算术题，她少给我讲好多故事，少和我做许多游戏……
哦，乖乖，我真后悔。妈妈白天要劳动，只有晚上，才能做自己心爱的事情。
你那时小，总是哭，我怕影响工作，便拿个橡皮奶嘴塞进你的嘴里。后来看了书，才知道这样做，会使你的肚子吸进很多冷空气。我不得不做个兜布，像广东人那样，把你背在背上。你不哭了，我也可以安心做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后背，经常被你尿得湿漉漉的。只有在给你换尿布的时候，我才放松一下自己，逗你玩上一小会儿。你张着没牙的嘴，笑得好开心啊，我要花好大好大的力气，才能强迫自己回到桌子旁去。
妈妈是条好汉，不管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她从来都不哭……
不，妈妈会哭的，宝贝，当夜深人静，当你睡熟之后……
语文老师用红笔在陶陶的作文本上，批了一个大大的“优”字，还拿着陶陶的作文本，进行了家访。
那还是第一次有老师到家里访问，曾令儿高兴得心慌意乱，以至忘记炉子上还炖着一锅肉。老师走后，才发现炉子上的肉煳了，让她心疼了好一阵，两斤多肉，够陶陶吃好几顿了。
“你是忍辱负重，苦尽甘来啦。陶陶这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成为大作家。”说着，语文老师自己先红了眼圈。
苦？曾令儿也不觉得怎么苦。人一有了寄托，就不觉得那么苦了。可是，这与她相依为命，使她忘忧解愁的陶陶，半路上没了。
没了。
她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只知道海可以淹死人，谁知道那么小的池塘，也能淹死人啊。唉，我不该让他去游泳，真的，我不该……”
女人们流泪了，男人们沉默了，由于她的不幸，人们原谅了她的过去。
然而，她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吗，她的不幸，只是现在才开始，或是已经了结？
没有了陶陶，这一切对她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