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医生说是“硬皮症”。开始是四肢大面积的脱皮，脱得露出里面的红肉，到后来除了头部，全身的皮都脱光了。我不能穿衣，只能用柔软的棉布披在身上。中医一直坚持让我用中药煮水洗澡。经过两星期的痛苦挣扎，伤口终于结痂了，是一层薄薄的黑痂。开始我以为黑痂很快会脱落，新的皮肤会长出来，那时正常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我抱着这样的希望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半个月过去了，全身的黑痂依然如旧，既痒又硬，还不能做激烈的活动，因为一做黑痂就会开裂，迸出鲜血，痛不可忍。我求助于西医，西医说没有办法，只能给我开一种油膏作安慰性的治疗。
“不可以采取植皮的方法吗？”我愤怒地说道。
“原来的皮肤细胞全没有了，被这种新的，嗯（他犹豫了一下），新的皮肤所取代了，这就像一场战争。植皮手术是不可能的。”他双手一摊。
“什么？你称这些黑痂为新的皮肤？我原来的皮肤呢？我不会再有皮肤了吗？竟会有这样的解释，啊？”
“对不起，怎么解释无关紧要，你应该学习适应新的情况。”
“现在我一动都不能动，每天呆在家，还得放下窗帘，因为光线也能使我身上这层黑痂刺痛。你是一个医生，总想得出办法来的，想一想吧，求你了！”
“你只能学习适应这种情况，慢慢总会习惯的。现在有人将猩猩的头移植到人身上，也成功了，猩猩与那个人在一起相安无事。”
我霍地站起身，恨恨地离开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我竟然得了这样一种羞于启齿的病。我记得生病前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大吵了一架，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家事。后来她们两人宣布永远不再理我这个兄弟了，我倒觉得这样正好，反正我又没和她们住一起，干吗非理她们不可。要说我欠她们好多情，那也是事实，问题是我不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我这样想的时候，就觉得脖子那里痒起来了，是的，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发病的，当时没在意，后来越痒越厉害，过了四五天就开始脱皮了。两位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将我抚养成人的恩人，与她们决裂之后我彻底孤立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回想她们给我带来的烦恼反倒有些庆幸。那以后，每当我我行我素地做了某件事，心里就想：多么好啊，幸亏脱离了她们，不然又要有令人烦躁的局面了。但真是那么好吗？疾病带来的苦恼呢？
我在家中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将每一个动作都分解成三四个动作来做，尽量柔和，尽量缓慢。就是这样，还是免不了触痛了我的新皮肤（当时我已经投降了，将黑痂称为皮肤了）。家里的事还好办，慢慢地就积累了一些经验，使痛苦减轻了。最可怕的是出门，总有不测的灾祸发生。我经过仔细的考虑，选择了正午时分出门去买日用品，办些生活上的事。因为这个时候街上的闲人较少，大家都在家中或餐馆里吃饭。我穿上自己缝制的黑布筒、围上围巾，戴上特制的手套，再穿上厚袜子和软拖鞋，然后走到外面，一小步一小步地顺着街边的人行道移动，生怕撞上了别人。然而就是这样，还是出了问题。一次有个小男孩将自行车骑上人行道，我躲闪不及，他轻轻撞了我一下就跑了。我痛得晕了过去，醒来时腿上的血把裤子都染红了。这样的轻伤后来还发生过一次。我的两个姐姐也知道了我受伤的事，并派人传过话来，说她们愿意不计前嫌，像从前那样来照顾我的生活。可我一想到要被她们照顾心里简直要发狂，不，我情愿忍受这该死的硬皮症也不愿忍受她们！可能我的想象总有种夸大的倾向，现在回忆与她们缠在一起的时光，觉得简直是暗无天日。我甚至真切地感到，我身上原来的皮肤就是被这两个老女人的利齿咬掉了。
渐渐地，我越来越适应了这种慢动作的生活，受伤的机会明显减少了。那位中医新近研制了一种药粉，专门用来对付我这种怪病。每次我的皮肤被碰破，只要撒上这种药粉，疼痛立刻消失了，即使这时伤口还在流血，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妨碍了，过一会儿它自己就会止血的。有了这种药粉放在衣袋里，我的胆子大了许多，上街的次数也多起来，当然仍然是小心翼翼，选人少的地方走。
夏天很快就到了，天气变热，我面临着一个新的困难：不能出汗。新的皮肤上面没有毛孔，稍微一热，全身的那种难受无法形容。我的身子膨胀得很大，却又被禁锢在厚厚的盔甲里面，恨不得要跳出去就好，可是还不能乱动，一乱动就更糟，像被人闷在蒸笼里蒸。我只好泡在澡盆里，但泡久了也不行，皮肤变软了，就裂开，出血。我只能这样，每过两小时到澡盆里泡十分钟，用毛巾擦干，然后再泡。夜晚是最难熬的，一次我居然在澡盆里睡着了，差点淹死。有时我站在阳台上，朝空中发出一声一声的怪叫，所有的人全在梦乡中，没人听见我叫。
每一次上街都是一次新的灾难。从澡盆出来，穿上自己缝制的黑布筒、黑布手套和黑布袜，围条布围巾，打一把太阳伞慢慢向外移，走到要去的商店，买了东西就立刻返回，一到家又跳进澡盆里泡几分钟，在伤口处撒上药粉。酷刑般的夏天就这样一天天熬过去。
一天我中暑了，吃了很多药都没好，只得躺在床上等我的中医到来。于昏沉中听见脚步，以为是他，到了跟前，才知道是两个姐姐。
“啊，他成了这个样子！”大姐哭了起来，“我要把他搬到我那里去，他需要我的照顾，他，快完蛋了！”
“他需要的是医生，”二姐冷冷地说，“我这就叫徐医生来。”
她们两个各执己见，吵了起来，相互骂对方是“婊子”什么的。她们还没吵完，我的医生就进来了，他倒了一大杯水，喂我吃了几粒药丸，一瓶药水，一会儿我就好受多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大姐恶狠狠地问医生。
“说不准。这种病没有先例，只能对症治疗。”医生白了她一眼，“病人必须保持绝对安静，房间里不要有任何噪音，我们只能依靠他自身的免疫力了，这种病有可能转化成败血症。绝不能搬动他，搬动无异于谋杀。”
“我早就是这样说的！”二姐得意洋洋了，“她这个人就是这么野蛮、独断专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刚才她想劫持我兄弟。”
“你懂个屁！他需要家庭的温暖。医生治得好他的病么？只会越治越糟的，我丈夫就遇见过这样一个江湖医生……”大姐的喉咙不知不觉又提高了，医生用力踢了她一脚，使她停了下来。
“再闹下去，他就没命了。”医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两个老女人只得站起来向外走。我虽身患重病，仍然感到了脱离她们的那份轻松。医生吩咐我一天吃四次药丸，两次药水。
“你其实没有病，”他说，“我刚才是吓唬她们的。你不过是换了身皮肤，这种皮肤特别娇嫩，需要你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你暂时还未完全适应罢了，自然现象，算得了什么病呢？可以根本不算病。”
“所以你给我的药粉也不是治病的，只不过是止痛的。”
“哈！你终于明白了，我也是隔了好久才明白的。你没有病，这算得了什么病呢？”他又重复道。
我的中医慢慢成了我的知己，他从不说废话，总是采取有效的措施减轻我的疼痛。我是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他的，介绍人对我说：
“我不敢说他开出的药方就一定有效，他有点古怪，他的职业有点带巫医的性质，有的人治好了，有的人就完全无效，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他住在贫民区，那种土砖砌的小屋，白天都得点灯。房子里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外一无所有。我进去说明我的来意，我的语调焦急而痛苦，最后我露出伤口来给他看。他无动于衷，看也不看伤口就扯下一张药方给我。实际上，我一边讲病情的时候他就一边在开药，也许他根本没听我在说些什么，因为我看见他满脸愁容地坐在方桌边想他的心事。事后我询问过他，他说：
“这就是医生的秘密了，不是可以随便乱说的。”
张医生是一个矮个子，结实得像头猪，在我的眼里，任何疾病都难以侵害他这种人。他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对治病完全没有兴趣，也不在乎业务，所以他家里一贫如洗。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便是用各种各样的中草药熬水，然后试验这些水剂止痛的功效。有时候，他也将中草药焙干，碾成粉剂，就像他给我的那些药粉。我得承认，这些粉剂确实有奇效。有好几次我去找他他都在后面房里熬药，屋里弥漫着水蒸气和令人作呕的怪味，他弓着背在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弯下腰去捅煤火，一会儿将药水倒进玻璃瓶里。有时他熬完一剂药，将药渣倒出，放进口中大嚼起来。还有一次，他当我的面用一把手术刀划破手掌的皮肤，然后撒上他自制的药粉，缠上绷带，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这种事，很有意思的。”过后他说，同时就将裤腿提上去，将腿上累累的伤疤露给我看。
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虐狂。”
每回他给我看病都是随随便便的。我一诉说病情他就想他的心事，然后信手开出药方，轻描淡写地说：
“试试吧，说不定有点用的，现在也只好这样了。”
而我痛苦得要死，巴不得他认真给我诊断，马上就能除掉病痛。
我曾对他的做法很不满，甚至有点仇恨。
我又找过几个其他的医生，有中医，也有西医，但他们全都是一个模式，不得要领。他们中的一个还重复了上次那名西医关于猩猩脑袋安在人体上的故事，把我气得发疯。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张医生这里。虽然他也治不好我，可是他总能帮助我熬过那些难以忍受的时光。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甚至也用手术刀在我手掌上拉了一道口子，然后敷上他的药粉，他随随便便地做着这一切，做完以后就走开去不管我了。
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那几天，大姐又来过了几次。最后那次她告诉我，张医生被毒蛇咬了，腿肿得像水桶，已经快完蛋了。
“住在那种百年老屋里，蛇呀蜈蚣呀多的是，医生也只治得了病，救不了自己的命。依我看，他也是个江湖医生，没什么能耐，你这么依赖他，还不是病得越来越厉害。我这就给你找个医生来，这是我的义务。”
刹那间我感到天崩地裂，我该怎么办？！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会撇下我，万万没想到。这就是说，我的末日也快来了，没有了他，我是会撑不下去的。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的病不会再耽误下去了，这种庸医，地球上还是越少越好。”
大姐说话的时候，我感到全身的硬皮绷得紧紧的，肯定我是憋了一身汗。她一走，我难受得不行，只好用一把匕首在自己腿上拉了两道口子，看着鲜血迸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大姐又来了，身后跟着她为我选定的医生。那医生鬼鬼祟祟的，分明是没有本事，又怕露馅，就装模作样拿出听诊器和血压计来，要为我作检查。我说我用不着这些检查，我对自己的病很清楚。他显得很尴尬，求助似的看着大姐。大姐就说其实检不检查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他开些药就行了。
他就拿出药方来，很郑重地皱着眉，抿着嘴，在上面开了些药，将它交给大姐。
大姐走后，我支撑着走到门口，看见张医生的儿子匆匆从门前走过。我向他打招呼，探问他父亲的病情。
“他服了自己研制的一种抗毒药，危险已经过去了，现在还在昏睡，总要一个星期才会好转吧。对了，他还要我告诉你呆在家中不要乱动。”
“家里怎么会有毒蛇进来呢？太离奇了！”
“那条蛇是他自己养的，都好多年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管他的事，太复杂了，搞不清。”
大姐帮我取回了药。
“你的事我肯定是要管到底的，”大姐说，“等一会儿我叫你姐夫来，我们帮你搬家，搬到我那边去，我们不能眼看那个庸医把你毁了。外面有种传说，说那个庸医专门爱接受患了不治之症的那些病人，接受了之后并不好好给他们治疗，只是将他们引入歧途，这是他的一种嗜好。我想，你的病并不是不治之症，只是落到了他手中才一天天厉害了，要是脱离了他，就会有新的转机。”
“我死也不会到你家里去的，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一点呢？”我硬邦邦地对大姐说。
大姐就哭着跑出去了，我心里倒松了口气。
她走了之后，我就想起张医生的事，一想就全身乱打颤，好像病又要加重了。我赶紧控制自己的思维，什么都不想。
病好后呆在家中没事干，我又缝制了好几个黑布筒，好几双黑布手套，打算出门时穿的。近日里，皮肤的疼痛已减轻了好多，有时竟不大感觉得到了，只要不做激烈动作，不出汗，简直就没有太大的妨碍了。也许如张医生说的，我已经开始适应了？从最初的剧烈疼痛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许这才是希望吧。这些日子以来，我不再习惯于像常人那样行动了，我成了一个谨小慎微、行动迟缓的人，一出门就左右环顾，缩头缩脑，两步化作三步走。我这种转变于病情是十分有利的，就是偶尔撞上了别人，或摔了一跤，只要在伤口处撒上张医生的药粉，然后倍加小心，疼痛也会很快减轻。我遵照张医生的嘱咐，除了上街买些生活用品以外，呆在家中哪里也不去。大姐和二姐又来过好几次，可她们是枉费心机，打错了算盘。她们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不知想些什么主意，而我岿然不动。
我去看望了张医生，我身着黑布筒、黑手套、厚袜子，打一把大黑伞顶着太阳走到了他家里。
他说他刚刚能走动，但经常晕眩发作，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看见他那条左腿仍然肿胀发紫，上面毒蛇的齿痕清晰可见，我瞟了伤口一眼赶紧移开了目光，对他说些别的事，我的全身在黑布筒里抖个不停。
“最近又研制、制了什、什么新药呢？”我结结巴巴地问他。
“我已经不搞中药了。”他干巴巴地说。“原先搞的那些药在很大程度上有欺骗性质。你是知道的，我有点喜欢骗人。”
我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我自己的问题，他越来越懒得回答，也不询问我的病情，样子显得很无聊，很空虚。一会儿他儿子进来了，恶狠狠地对我瞪眼，我只好起身告辞。我走到外面回过头去，看见他家门口那块“张记诊所”的牌子已经取掉了，那土砖小屋显得更加颓败了。我想起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其实我早该告诉你，我一直在欺骗你，你信以为真。像这种黑布筒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你仔细想过了没有？”
我回到家里仔细地想了一天一夜，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决定。我又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我不会游泳，张医生将我抛进河里就不管不顾了。“你划吧。”他就这样说，然后走开了。
我赤身裸体地出现在马路上，所有的人都吓得落荒而逃，就连车辆都给我让道。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的新皮肤并不怕光线，甚至不怕太阳晒，最初的疼痛过去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这样做了之后，衣服便不能再穿了，棉布与皮肤的接触使往日的疼痛又会回来。我还用力做了几下操，皮肤也没有裂开。
由于我的出格的举动，我的两个姐姐再也没来过家里，就连熟人也不来了。
我又去过一次张医生家，他正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由于我的到来打扰了他，他很生气，理都不理我，对于我的裸体视而不见。后来我和他告辞他也不看我一眼，而是从鼻孔内冷笑一声，掉过头去不理我。
我想我是没有必要再找他了，现在不是连商店营业员都已经习惯了我的奇怪装束，乖乖地卖东西给我了吗？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叫来了警察，我面对警察力陈我的理由，我说得唇干舌燥，我的说话的方式使大家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力来。最后他们觉得这种事少管为妙，就默认了我这种离奇的做法，因为反正又不碍他们的事，我这样搞，说不定有什么深奥的理由，如果是那样，反而给这个城市增加了一道风景呢。
我就这样赤身裸体的坐在自家门口，邻家的小姑娘过来了。这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异常严肃的小姑娘，严肃得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假装边走边看，实际上不断地从书页旁对我进行瞟视，我的体内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了。
“喂，”我说，“不过来谈一谈吗？”我的声音不无猥亵的意味。
小姑娘站住了，正好站在我的对面，她放下了手中的书，直视着我说道：
“不穿衣服特别好玩吧？”
她说完就以得胜者的姿态，雄纠纠地从我面前走过去了。
我的脸在发烧！这么一个装模作样的小姑娘，轻易地就使我难堪了，我有点垂头丧气。看来我的心理上有个误区，我总幻想着“一了百了”或“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