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明代的典籍与笔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互相抵触的记述。这本书上记载：南京城中的两位年轻人，因为违反了朱元璋颁发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裤腿上镶缝了一道红布作为装饰，而不得不接受铡断双腿的残酷刑罚；而另一本书上则记载了又一个穿衣服的故事，明中叶以后，随着朝廷纲纪的松弛，南北二京，出现了不少的服妖。其时，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甚为流行。一条马尾裙的价格，数十倍于苏杭出产的最好的丝绸。因此，拥有一条马尾裙，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有一位官阶二品的工部尚书，不惜花重金买回一条马尾裙，倍加宝爱。三年来，只要在公众场合上看见她，身上必然穿着这一条马尾裙，即便上朝觐见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师传为笑柄。
穿着马尾裙上朝与穿一条用红布镶了裤脚的裤子，前者显然更加怪异。但是，前者的招摇过市，仅仅只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两位被砍断双脚的年轻人，却给明朝初期的历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并不是以真理为坐标来规划自己前进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后又丧失真理，然后再寻找……如此循环往复，时间往往能校正一个王朝的错误，同时，也可以让某一个统治集团颠覆自己的理性。
尽管明朝帝国的创立者朱元璋，从一开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朴素的农民感情以及农民的智慧，或者说农民的狡猾，使他创建的明朝制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即一切为了巩固朱家的皇祚；一切为了底层百姓的实际利益。不过，他对农民的感情，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个人自由领域，他始终保持高度的钳制。他厌恶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时候的苦难经历让他终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这样一些心态让他的治国方略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所以开国之初，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气。
但朱元璋的错误在于，他将“民”与“士”对立起来。孔圣人从治国的角度讲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结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这句话，古代的当政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是“驭民之术”。把老百姓当作牲口一样来驾驭，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专制的表现。朱元璋尽管亲民，但他并没有放弃统治者的傲慢。而且，他还将这种傲慢从民众移植于士族。中国的“士”，主要由读书人组成，不同于今天的是，古时的读书人，多半是有产阶级。因为，他们不但是知识的拥有者，亦是贵族精神的体现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可以对皇权起到抑制与抗衡的作用。我认为，“士族政治”亦可称之为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特征是讲求社会的稳定，人格的尊严。自秦政之后，贵族政治在中国已基本消亡。皇权的专制淹没了一切。但是，无法表达贵族政治意愿的“士”，却一直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当他们的理想诉求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打击后，他们被迫退而求其次。“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自觉降格为统治者的驭民工具，这是民族的悲剧。所以，后来的“士”，已无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鲜活的贵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毕竟，中国贵族精神的薪火还在他们中间流传，这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不放心的问题。唐与宋两朝，中国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缩，但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生命的激情。到了明朝，入仕的读书人连唐宋的遗风流韵都不敢奢望。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国度里出现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并不愿意看到与“政统”抗衡的“道统”成长起来。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缩的燕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鲲鹏。
立国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国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来中书省（后来被他废掉这一相当于宰相府的机构）的大臣，对他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至成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而陈其事，吾将试之。”
这一类的话，朱元璋讲过很多。单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圣谕，我们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才的圣君。但实际情况是，帮他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此后的解缙、方孝孺，以及明中期以后的张居正、戚继光、李贽、袁崇焕等等，有谁不是在历史中留下悲惨的结局呢？
朱元璋喜欢用奴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拙著《张居正》中，我曾借张居正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奴才不要紧，怕的是只当奴，而没有才。”明朝历代官员，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对这种人，窃以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现代术语：“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市场准备的。”购买者的意愿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奴才的最大消费市场永远在皇帝那里。
单论奴才，品种不一样，在皇帝那里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样。单纯只有奴性，虽可见宠于一时，终因不能办成什么事情而遭到遗弃；奴性多一点而才能少一点，可当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点而才能多一点，皇上会对他“限制使用”，不到“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断不会受到重用，王阳明、张居正便属于此类。皇帝最喜欢的一类，便是奴性与才能俱佳的人。这一类人，亦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既可成为干臣、也可能成为滑吏，关键看他个人的操守与奴性的表现。为社稷而奴、为苍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选择；为皇室而奴，为私利而才，才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永乐皇帝有一次对他相信的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从人品操守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人都是他依赖的股肱。他并不因为某某是君子而特别重用，某某是小人就弃而远之。这种泛道德的用人观，再次说明明代的皇帝们的“痞气”与“匪气”，他们缺乏贵族的高尚，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恶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