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汴京与辽上京，这个位于会宁府的金大都实在是个地老天荒之地。既无层台累榭，参差楼宇，亦无锦帷绣幄，美人香草。因此，完颜阿骨打虽然建立了大金国，但在辽、宋看来，只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几个蟊贼而已。一直在人们顶礼膜拜中生活的耶律延禧与赵佶，这次可以说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正是这个被他们瞧不起的草莽英雄，却充当了这两个政权的掘墓人。
完颜阿骨打称他的政权为大金国，乃是因为他的部落生活在金水河畔。大金国成立的当年，被称之为金太祖的完颜阿骨打就带领女真铁骑亲自伐辽。他只有两万人的部队，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契丹人，他屡战屡胜。1123年，他病死于伐辽途中，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弟弟吴乞买继承皇位，是谓金太宗。他继续伐辽事业，十年之后，即1125年，女真军相继占领了辽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市）、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这五座城市，辽政权基本涣散。只剩一个天祚帝带着残兵败将逃往今内蒙古巴淖尔盟五原以东的沙漠地带，即便如此，女真军仍不放过。金大将完颜娄室率数万大军将沙漠中苦苦跋涉的天祚帝合围，并最终在山西应县境内的山谷中将其擒获。
这一天是1125年2月20日。
对契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自李唐以降，“契丹”这两个字，几乎成了骁勇、横霸的代名词。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长大的契丹人，血管里流动的似乎都是火焰。他们在唐末之际，在长城内外穷形极相地炫耀着自己的武力，迫使后晋的小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求自保。赵匡胤开国之后，这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收入大宋的版图。赵家皇帝建都于汴京，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城在契丹人的手上，华北在契丹人手上，近在咫尺的山西，成了宋与辽作战的主战场。虽然，一部《杨家将》，让我们对杨令公、佘太君这些抗辽英雄心生崇敬，但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辽宋对峙中，宋朝实际上输多胜少。大宋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惧怕之深。可是，这样一个以征战为能事的民族，竟然惨败在女真人的手上，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读过这一段历史的后人，相信都会发出这样的叩问。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野蛮战胜文明。这是文化优越论者的观点。客观地说，这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强盛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汉文化讲究“仁”，讲求温文尔雅。这样一种文化观很难培养雄心万丈的勇士。一个民族的冒险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扩张能力。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其特质是重文轻武，重享乐而轻冒险，重秩序而轻革新，重当下而轻未来。在和平年代，这种文化的缺陷还不容易发现。但是，设若遇到突发事件特别是遭遇战争时，这种文化立刻就会表现出它的脆弱性。毛泽东在他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中评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为什么这些开国之君都非文采之士、风骚之徒？因为创造历史的大人物，首先必备的素质绝不是吟风弄月的头巾气，而应该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
契丹人凭借这样的英雄气，统治了北方中国一百多年。当辽国的统治者蜕变为“重享乐而轻冒险”的优雅一族时，他们的优势立刻就丧失殆尽。玩文化他们玩不过汉人，玩剽悍又玩不过女真人，他们除了灭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问题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命运，同样在等待着宋徽宗赵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