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钧对小太监说的一段话：
淮、扬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漕堤为之屏障。此堤始筑于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纶。循汉代扬州牧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成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脉，过瓜洲、仪真以通于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后亲自签发的。兹后两年间，建闸三十六座，耗费金钱数万计……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明神宗十六岁。他并不是在讲一段地理常识，而是在述说自己的治国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说。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盐政。明神宗所说的“漕堤”即运河的堤岸。在明代，运河亦称为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与漕政都与运河有关。明神宗十岁登基，在兹后两年内，由首辅张居正主持，在淮、扬一带运河中修建了三十六道闸口。在财政几近崩溃的万历初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明代，几乎一多半的工部尚书，都是水利专家出身。列于朝廷财政预算的河道治理经费，仅限于长江、黄河、淮河与运河四条。由此可见，运河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性。
在沟通京杭的长达一千八百年的开掘过程中，运河从来就是国家工程。在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永乐十二年（1414年），由东南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带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从过去的四十万石左右升至二百六十万石，从此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
从隋代开始，这一条贯穿了唐、宋、元、明、清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济宁、淮安、扬州等十几座繁华的都市也因它应运而生。在漫长的中世纪，特别是明朝，中国有一支特别的军队名叫漕军，在运河全线，这支部队的数量高达三十万人。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在世界上也是独此一家。
“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一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来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一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科技史、军事史、财政史等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两条运河，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联通亚洲与非洲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虽然因战略地位的重要，也起到了重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义，主要彰显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且因它们的年龄与长度都比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小得多。苏伊士运河长度只有一百六十八公里，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马运河长度为八十二公里，1914年通航。一个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地域作为先决条件。从这两点上来说，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无法同京杭大运河相比。
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在这个章节中，我们曾经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风俗的衍生与生活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