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言，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其实不是这样。唐人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美色，尽在书中。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歧却是无法弥合的。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文化革命”达到全盛。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权力滋生腐败，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他们只能退隐山林。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不愧为圣人言。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绎的。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谓忧患意识是也。身在权力之中，常告诫自己要权力为民所用；身在江湖里，则担心统驭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有这种想法的人，属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者”。治国事者，应重仁轻术。过于苛严，也许能提升执政能力，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法自然”。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易经》讲大地“厚德载物”，这厚德即是仁。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的表现，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
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这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亦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有志于事功者，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另一部分士大夫，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渊明、罗伦等当属此类；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如庄子。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后者，常被人视为隐士。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最著名的隐士，除了庄子，莫过于隐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历代诗文中，极赞山林之美的，多不胜数。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就写过一篇《招隐士》的小赋，把山林描画成“虎豹斗兮熊羆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狱，乃至发出了“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号。由此可见，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他愿意步入庙堂，在那里，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与《招隐士》迥然相异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骂的是那种假隐士，这两篇文章收在《古文观止》中，这里不再赘述。
庙堂与事功，山林与道德，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一个人，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优孰劣，因事而论。当今之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却仍不在少数。现代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长久隐居在那里，已成为不可能的事。结束本文时，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竹里馆》一诗：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这首诗，写自他的辋川别墅。这辋川，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数次，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对于我们后来者，这简直是一种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