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洛尔加和那一代的诗
两次看弗拉门戈舞的不同体验
诗人洛尔加之死
残酷是属于双方的
战场之外，西班牙民间疯狂地自相残杀，在内战爆发的初期是一个高潮。
在内战之前，两派间的暗杀四起，这是法律和执法的政府部门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控制的地区，还是在政府依然掌控的地区，执法部门常常控制不了局面，社会秩序被群众组织所左右。群众组织一起来，所谓“法不责众”的局面就形成了。权力落实到群众组织这一层，正是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的理想。而这样的左翼思想在西班牙的“共和地区”一时盛行。右翼占上风的地区，原来的政府没有了，权力也常常落在长枪党这样的群众组织手里。1936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
在那一刻，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当约束瞬间消失，一些人会感到茫然和困惑，另一些人会狂喜失态，这种狂喜会迅速推广和蔓延。本来被隐匿、压抑在内心的一切弱点、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卑劣和残忍，如潘朵拉盒子中的收藏，掀开盒盖就一拥而出，再也无从收回。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忌妒的人、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以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犯罪行为，竟然还是“正义之举”。
在“正义”借口出来的时候，道德约束也消失了。在内外约束释放的那一刻，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期。
许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以罗织的莫须有罪名被杀，完全没有道理可言。很多人只是混乱局面的牺牲品。有时，仅仅是某个人，出于他自己才知道的某种阴暗心理，一时性起，就能导致杀戮发生。西班牙最著名的诗人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加（Federico Garcia Lorca），就是死在这样的不明不白中。
洛尔加紧接在“九八”一代后面，被称为是“二七”一代。提起他们，就让人想起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另一个西班牙。
在西班牙，就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如若它正逢政治动荡、风云变幻之时，人们的视线就会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看它的历史时就只见一帮政治动物，找不到其他人。好像那几十个或百来个人的主导和争斗就在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最终，国家因为他们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实在很难说。有心栽花花不开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可是实际上，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人们在那里生活，又在生活中，不由自主地发展着语言、住屋、服饰、烹调。一个社会，不论政治争斗如何打成一团，不论有多少芸芸众生也为之舍生忘死，但只要那世俗的民间社会还在，正常的生活就有复苏的一天。
那些在高昂的政治风潮中被忽略的，似乎无关紧要的，看上去很疏离很自私很自说自话的那部分人，他们随着自己的天性，在琢磨和创造一些好像只是自娱自乐、看上去对国家民族没有什么紧迫意义的东西，但这些创作却会意外地恒久留下来，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干。当风过云散，这些创造的集合体，就是这个民族本身。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他们因为这样的创造物而凝聚在一起，相互认同，并且认同这片土地。这就叫文化。这就是高迪开始的大教堂能够让西班牙人有耐心一直造到今天的原因吧。而一些敏感的人，如倒霉的塞万提斯，如戈雅，如高迪，他们在絮絮叨叨，他们在呻吟和叹息，他们在画布上涂抹着颜料，他们在画着设计草图，可正是他们，在成就着西班牙。使得它作为一个民族，不会永久在战场上沉沦。
“九八”一代的诗人马查多一声：“哦，西班牙，你悲伤而高贵的土地！”令所有的西班牙人低下头去。我喜欢他的《水车》，虽然，不知为什么，对我来说，最后一句略有一点点“过”。
黄昏正在降临
多尘而哀愁。
水在吟唱
它的民谣——
用慢慢旋转的水轮和一个个戽斗。
骡子在做梦
这疲弱的老牲口……
伴着水声
阴沉的节奏。
黄昏正在降临
多尘而哀愁。
我不知哪个诗人
曾把轻柔的和声
与如梦水流
联结永恒的
转轮之苦
和蒙住双眼的
疲弱的老牲口！……
但我知道，一个
崇高的诗人，
一颗心，在暗影
和知识中成熟。
就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一片混乱中，仍然持续着一个哲学的学院的西班牙，和一个诗文歌舞画的民间西班牙，这两个部分原本就相通，在西班牙的氛围中，它们就更容易走到一起。这是一个文化的西班牙。在很长时间里，西班牙的大多数老百姓是不识字的，可是深厚的俗文化在民间积淀，积淀到一定的程度，也就雅俗不分了。这是民谣和民间音乐最丰饶的国家。西班牙人的吟唱永远不会休止，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血液在他们的胸膛里奔腾。吉卜赛人和摩尔人的加入，是西班牙诗歌至关重要的元素。当西班牙人迷失在血腥之中，一嗓子深歌，会让他们所有的人，灵魂慢慢回到胸膛。
达利从窗口向外看
马德里的寄宿学院，在“九八”一代的马查多之后，又来了“二七”一代的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
就在内战前的年代里，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常常在这里汇流。这种交互的推动让人入迷。就在那些年头里，在人们磨刀擦枪的时候，吉他从来没有停止，诗歌没有停止，弗拉门戈舞、绘画的无穷变换、新的探索没有停止。在西班牙旅行时，我们常常看到巨大的达利的照片，从某个窗口探出头来，瞪着我们。画坛先锋的达利就曾活跃在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即使枪炮声临近，深歌节还在举行。
洛尔加出生在格拉那达附近的村庄里。他很幸运，在大多数人都非常贫困的年代，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看他小时候的照片，他穿得体体面面，像一个文静的女孩。他是个艺术全才，会弹钢琴、会画画、会写剧本，还能演戏。他更是诗人，照他后来向父亲宣称的那样，他从出生出世开始就是一个诗人。他天生对文字、节奏和韵律敏感，他能直接用文字戳上人的软肋：
西班牙乡村印象（作者手绘）
在鲜绿清晨，
我愿做一颗心。
一颗心。
在成熟夜晚，
我愿做一只莺。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颜色。
灵魂啊，
披上爱情颜色。
在活泼清晨，
我愿意做我。
一颗心。
在沉寂夜晚，
我愿做我的声音。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的颜色吧！灵魂啊，
披上爱情的颜色吧！
——《初愿小曲》
洛尔加成长的格拉那达地区，就是摩尔人交出阿尔汉布拉宫，最后离开西班牙的地方。在西班牙，这是摩尔人影响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区。那是边远南方的安达卢西亚。那是深歌、弗拉门戈舞的故乡。洛尔加是在这样的民间歌舞中成长起来的。深歌和弗拉门戈舞是吉卜赛人的歌舞，可是它已经深深融入了安达卢西亚，又通过安达卢西亚人，融入西班牙人的灵魂。
大概只有一颗流浪的心，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歌舞。有时候，不是人在流浪，而是心在流浪。我不觉得洛尔加是一个流浪气质的人。他敏感、软弱，甚至胆怯。可是，安达卢西亚把洛尔加浸溺在深歌的氛围之中，他柔弱的心在战栗、挣扎，几近窒息，最后，这个安达卢西亚孱弱的儿子，直直从心里哭出来：
吉他
开始哭泣。
黎明的酒杯
在破碎。
吉他
开始哭泣。
谁也
挡它不住，
要它停下
不可能。
按说到一个地方，总要入乡随俗，看到它最精彩地道的乡土特色。精致也罢，野蛮也罢，都长一长见识。斗牛是西班牙最刺激的传统活动，可是，凭着自己第一反应的感觉，还是把这个长见识的机会略去了。不过，我们自然不想错过弗拉门戈舞和深歌。这次旅行，就看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马德里。提起弗拉门戈舞，大家都很起劲地要去看，总觉得旅行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很怕行程一紧就错过了。于是，和朋友们一起去了马德里的一家表演厅。电影里看到的不算，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现场表演。那次看完，我有点纳闷。表演中间，有一部分加上了现代舞的演化，这一部分好看归好看，可是显然与弗拉门戈舞无关。其余部分的舞蹈，应该是正宗的弗拉门戈舞，可看完又总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却又说不出不对在什么地方。问起是不是好，回应就很迟疑。心里在想，是不是自己事先的期望太高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南方，回到安达卢西亚，心里还存着对弗拉门戈舞的疑惑。这时，我想起在临行前，一位去过几次西班牙的朋友对我说，一定要去看弗拉门戈舞，一定要在安达卢西亚看，一定要去小酒馆小饭馆之类的地方看，弗拉门戈舞是属于这种地方的艺术。接着她补了一句：只是这样的地方演出都开始得很晚，假如你们睡得早，就看不成了。这次来安达卢西亚之前，我们身体都有点不适，正在慢慢恢复中，每天回旅馆都不算太晚。再说，我们已经看过弗拉门戈舞了。
科尔多瓦是我们在安达卢西亚的最后一站，此后，我们就要去北方。就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决定再绕着那个由清真寺改建的教堂散散步，那些门太漂亮了。这是最开心的一个夜晚。静静的巷子，千年的古寺门，灯光很有分寸。就在绕出不多远的时候，看到一个门口竖着一块弗拉门戈舞的广告。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这里是饭铺还是酒馆情况不明。我愿意把它想成是个酒馆，果然要将近半夜才开始演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在安达卢西亚、在小酒馆里，看一次弗拉门戈舞。我们二话不说就买了两张票。这一次，看懂了。
弗拉门戈舞是一种野性而强调节奏的舞蹈。从技巧上来说，它必须有一种紧拉慢唱的效果。它的男子的舞蹈，是没有公鸡尾巴孔雀羽毛百灵歌喉的，只靠内在的“气”在张扬雄性。他的节奏的“急”衬托了他“顿”的张力，他的“缓”又夸张了他的“密”的能力。这个时候的男人是傲气的。他知道自己的吸引力。在强调脚步快节奏的时候，舞者必须是留有余地的，就是说，假如你把自己的节奏能力用到十分，那么，在台下就能够察觉你的那一点勉强，看着，就不由自主地为舞者捏一把汗，担心下面难以为继，也就冲掉了舞蹈的感染力。所以，跳得好的弗拉门戈舞是适度的，不论脚下催促的点子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或如行云流水急速奔走的鼓点，整个身体和表情都必须是轻松的，舞者把自己的节奏能力留下三分，那三分用来维护自己的风度。
弗拉门戈舞必须是有风度的，尤其是女人。大凡舞蹈，假如技巧相等，那么似乎总是年轻、苗条的舞者更受欢迎。弗拉门戈舞却是一个例外，最受欢迎的、跳得最好的，往往是中年女子，哪怕略有一点发福。因为她们的“身份”，恰合弗拉门戈舞的本意。有些人根据弗拉门戈舞的伴唱深歌的风格，连带断定弗拉门戈舞也是在表达痛苦，我却是看不出来。至少，此痛苦非彼痛苦。
弗拉门戈舞的女子舞蹈，真是太有特色了。那是一种饱经风霜之后的自信，是一种历经世态炎凉之后的洒脱，是一种就算痛苦我也没打算哭给你看的骄傲，是一种你不讲理也别指望我会讲理的逻辑，是根本没打算和任何挑衅一般见识苦苦纠缠的格局，是“你不在乎我我还不在乎你呢”的宣言，是游戏还没有开始就看透了对方的幽默，是怕受伤害而撑起来的神气，是知道前程漫漫告诉自己你必须快乐的决心。人们说，弗拉门戈舞在表达爱情，可是那不是纯情少女的爱情，也不是痴情女子的爱情，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然后说，“好，我陪你玩”的姿态。所以，弗拉门戈舞中的女子不是羞涩的，而是泼辣的；不是单纯的，而是成熟的。可是，弗拉门戈舞又是“正”的，舞者的挑逗没有任何淫荡感觉。她不堕落，她只是在男性的优势面前要炫示我不比你弱，那不是洞彻人性弱点后的进攻，那是源于自卫的出击。弗拉门戈舞的舞者亮出第一个动作，就明明确确地告诉你，她要做自己。舞者以外部强势传达内心的悲凉和人生的沧桑，外表的彻底玩世不恭却表达出留存给自己的善良、真诚、干净。弗拉门戈舞蹈的技巧是一回事，它传达的精神气质和人生悲喜剧是另一回事。而一个优秀的舞者，是二者的漂亮结合。也就是说，在技巧上要精湛，在气质上要到位、要饱满。最忌讳的是露出算计和虚伪。
弗拉门戈舞
它是精益求精的，却不精细和精致。弗拉门戈舞的“精”，是民间舞者争胜斗强拼出来的，不是精雕细凿磨出来的。它也是粗粝的，它表达的感情波澜，不是贵族式的，不是茶花女式的，也不是油盐柴米醋式的。它是吉卜赛的树林，是小酒馆的微醺和大醉，是卡斯蒂利亚多石的山，是安达卢西亚强劲的风，是西班牙不灭的灵魂。
弗拉门戈舞一定有深歌。在马德里，我们听到歌，却没有听到深歌。在科尔多瓦的那个小酒馆，那个黑黑的夜里，突然，“吉他／开始哭泣。黎明的酒杯／在破碎”。一个粗粗短短的男人站起来。一嗓子撕心裂肺的哭，直喊出来，让你记得洛尔加的诗：“谁也／挡它不住，要它停下／不可能！”这才是深歌。
这是男人的方式。女人绝对唱不出。它没有一丝女性的婉转。它的震撼在于它的崩溃性。那是被宠坏的英雄突然孤独，那是雄居天下者之江山顿失，那是雄心万丈而虎落平阳，那是千万条道路不是路，只认一条，行至绝处，不得逢生。它是强的、壮的、勇的，却遭遇想回避而回避不了的悲剧现实。如若只能顺不能逆，刚性就和脆弱并存。一溃，便是天崩地陷。内心的惊恐慌张，突然无从遮盖。
深歌雄性之剖心剖肺的大悲大恸，加上弗拉门戈舞有意越过悲恸的大彻大悟，整个人生，整个世界，都在里面了。在安达卢西亚的小酒馆小饭馆里，弗拉门戈舞的舞台总是小的。七个演员，站在上面，已经是满满的一台。不要说舞，好像转个身都是局促的。可是，一旦深歌声震苍穹，舞者提出“气”来，神宠之下人的光彩难掩。弗拉门戈舞，应该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就可以跳的。
洛尔加到过这里、到过科尔多瓦。他也写过科尔多瓦，这首诗，很美。
科尔多瓦
孤悬在天涯
漆黑的小马
橄榄满袋在鞍边悬挂
这条路我虽然早认识
今生已到不了科尔多瓦
穿过原野，穿过烈风
赤红的月亮，漆黑的马
死亡正在俯视我，
在戍楼上，在科尔多瓦
唉，何其漫长的路途
唉，何其英勇的小马
唉，死亡已经在等待着我
等我赶路去科尔多瓦
科尔多瓦
孤悬，在天涯
——《骑士之歌》
洛尔加写深歌，我想首先因为他是在深歌的卫护中长大。洛尔加和深歌有一种默契。他的神经太灵敏，有太多感触。他的感触在凝聚，凝聚成很少的字句。絮絮叨叨的文字，就破碎了这种感觉，就不是他，不是那原来的东西了。而深歌也在契合他的内心。洛尔加不是一个吉卜赛人，他只能在内心幻想流浪，却一日都离不开他熟悉的氛围，他的精神需要保姆般的安全保护。他去过纽约，纽约吓坏了他。只有到了古巴、南美，那些浓浓的拉丁风味，使惊魂稍定。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画家达利曾是他的恋人。达利的艺术幻想是目光坚定的，是有信心一手把握了世界，再捏破摔碎了重塑的那种，而洛尔加诗的幻想是哀伤凄美的，期期艾艾的那种。世界在他眼中，只是一种宿命。
人们今天提起洛尔加，要强调他是正确的：他是共和的、他是反法西斯的、他是有良知的。好像不这样洛尔加就还缺点什么，洛尔加就还不够洛尔加。其实，那是时代推给他的位置。他和达利这样的艺术家不同。洛尔加是个边缘南方的富家子弟。可是他的艺术气质，自然会倾向标新立异的思想。他对艺术同道、对同行的承认的渴求，早晚会把他吸引到首都。他来到马德里寄宿学院，在那里，一派自由派风气。在他的天主教家乡，他的同性恋取向无疑是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再那么触目惊心。艺术需要新鲜的空气和刺激，艺术需要一个富营养的环境。寄宿学校和它提供给洛尔加的朋友们，满足了这一切。马德里寄宿学院的习惯、风气，年轻人的放荡不羁，都是家乡格拉那达保守的环境所不能给他的。
可是，洛尔加骨子里仍是个文弱气质的诗人，远非能明白政治观点的人，更不是革命家。他写了太多的死亡，那是哲学的、惊恐的、迷惑的，而不是献身或视死如归的。假如他是一个有坚定政治主见的人，假如他不是贪生怕死的，他就不是洛尔加，他就不是西班牙的伟大诗人了。是他的弱，在感动人们。
1936年，内战开始之前，洛尔加越来越害怕和紧张。他从来就是胆小的。他必须留在花园里，还要滋润的雨水、和煦的阳光。在那里，他会生长，开出奇异的花朵。可是，当暴风雨袭来时，他没有任何抵御灾难的能力。在国会议员卡尔沃·索特罗被暗杀，马德里空气紧张的时候，洛尔加的神经已经几乎要绷断了。周围的朋友们都能感觉到他异常的恐惧。或许，是诗人特有的敏感在给他直觉。他告诉大家，要走到头了。
他预感到暴风雨要来临。他不是政治人物，但无疑他倾向左翼，可是他仍然只是个诗人。他不应该是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假如他感觉个人有人身危险，他也有比别人更多的避难选择。最简单的是他可以选择出国。当时内战还没有起来，他完全可以随意离开这个国家。他也可以留在马德里，或者去北方，和他的那些左翼的朋友们待在一起。马德里是左翼掌控的地区，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更何况，虽然马德里有的是“革命对象”，他却还是“自己人”。可是，三十八岁的洛尔加，在骨子里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的第一反应是回家，和父母会合。
当然，洛尔加想回家也有充足理由。他出名之后，他的家乡把一条道路以他的名字命名，家乡曾经很为他自豪。就在这一年，1936年的新年，他还收到过乡亲们集体签名寄来的热情洋溢的新年贺卡。再说，就在那几天，格拉那达选出新市长就是个左翼，还是他的妹夫。他总觉得，安达卢西亚是他的家，格拉那达是他的家，他就像一只鸽子，在外面受了惊，就赶紧飞回有父母的窝里，头埋进父母的翅膀，也就踏实了。
洛尔加
1936年7月13日，洛尔加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他充满恐惧预言般地说，“这块土地将布满尸体！”他告诉朋友他决心回格拉那达去。当天晚上，朋友把他送到车站，为他安排卧铺。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个人经过他的车厢。只见洛尔加迅速转过身，惊慌地做着手势，驱魔似的叫着“蜥蜴，蜥蜴，蜥蜴”。朋友问他，这是谁？洛尔加告诉他，这是格拉那达的一名议员阿隆索（Ramon Ruiz Alonso）。看到他，洛尔加明显地感到不安和慌张。
洛尔加到家的时候，格拉那达的报纸还报道了“洛尔加回乡”的这一“名人行踪”。初到的两天，他和事先赶到格拉那达的父母会合，和朋友重聚，心情开始放松。可是，格拉那达的形势其实不比马德里轻松。格拉那达虽然是个传统的保守地区，可是左翼声势也在日益壮大，就在那年三月，格拉那达的一次左翼示威，就砸毁了两个教堂室内的全部设施，抢劫了右翼组织的一些领头人，毁掉了天主教堂伊莎贝拉的“圣物”。天主教的日报《理想》被捣毁了。当时右翼也只能忍气吞声，新当选的格拉那达市长和省长都是左翼，也说明了左翼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不凡。
可是，越是力量对比不相上下，越是从一开始一方就有显示强力、实施压迫的动作，在另一端决心反扑也有能力反扑的时候，也会特别残酷。因为你死我活的架势已经放在那里。洛尔加回家只有三天，佛朗哥就起事了。这个地区和马德里不同的是，大多数军人最终站在保守叛乱的一边。7月20日，格拉那达的士兵们就离开军营，宣布站在佛朗哥一边，并且占据了政府大楼，逮捕了左翼的主要政府官员。7月23日，整个格拉那达都在右翼手中了，可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胜券在握的，因为当时格拉那达是在左翼势力的包围中。
就在这个时候，打着长枪党旗号的各色群众组织蜂拥而起。完全就像马德里这样的左翼地区无政府主义的群众组织一样，只是攻击的对象不同。而不论是马德里的共和政府，还是右翼叛乱的临时政府，都对这样群众组织带来的地区恐怖不加控制，或者无力控制。左翼右翼都从监狱里“救出”了他们曾经犯罪的同道，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过去参与屠杀才进的监狱，现在都分别成为双方的英雄。整个西班牙都陷入恐怖之中，区别只是被叫做“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只是“颜色”不同。
在格拉那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后面的墓地墙边，每天都有人被拉到这里枪杀。1936年8月6日，长枪党抄了洛尔加的老家，只是因为传闻说是洛尔加有一个无线电发报机在直接和俄国人联系。结果，当然没有抄到任何东西。三天以后，一帮长枪党来骚扰、殴打洛尔加的邻居，洛尔加和他们发生冲突。他们马上认出了他，并且在威胁他的言辞中给他贴上了左翼的标签。尽管洛尔加再三辩解，他的朋友中各色人等都有，可是来人根本不要听，这哪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临走撂下话来，勒令洛尔加不准离开自己的家。这个时候，洛尔加是真的落入了惊惧之中。
他马上给自己的一个年轻的诗人朋友打电话。因为这个朋友有两个兄弟是长枪党的头头。洛尔加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保护。他的朋友在电话里曾经劝洛尔加离开这里，去邻近的左翼控制的地区。而且告诉洛尔加，他可以帮忙，这并不难，他已经帮助过好几个人离开。可是洛尔加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害怕孤独地面对不可知的前景。哪怕朋友告诉他，到了那里就有接应，他也不敢面对两地之间独自要经历的一段路途。他还是选择去朋友的家。于是，这个朋友当天就把他接过去了。
这位朋友叫罗萨莱斯（Luis Rosales）。他们的家离右翼占据的市政大楼只有三百码的距离。现在的人们看着这点距离，觉得洛尔加这简直就是在自投罗网。罗萨莱斯的家是一栋很有地方特色的房子，品质很好，可是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是一家旅馆，很难认出原来的面貌了。罗萨莱斯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机械师，非常受人尊敬。他在政治倾向上，是有自由派倾向的保守主义。他也是长枪党成员，只是很少有时间参加他们的活动。他的妻子也赞同两个长枪党儿子的观点。可是，正因为长枪党只是很普遍的群众组织，很多人都随着自己对政治的粗浅看法或者是宗教倾向、价值取向，甚至无足轻重的原因，参加进去。真干了坏事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其实不论什么政治倾向，群众组织大多都是这样。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有不少女眷。这家人很喜欢洛尔加。男人们都忙在外头，洛尔加的大多数时间，就是向女人们聊聊他自己的故事。这家人有很好的藏书，洛尔加也看书，还在考虑他想了好多年的有关《亚当》的创作。
洛尔加的诗人朋友罗萨莱斯，和父亲一样，也是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在格拉那达右翼起事之后，像他们这样其实是温和的中间派，就变得很难立足。你必须消除别人的怀疑，站到一个更明确的、也就是说更极端些的立场上，否则可能就有麻烦。再三考虑之后，罗萨莱斯也套上蓝衬衫，参加了一个长枪党的组织，还因为他很能干，很快被提拔了。他和父亲把洛尔加留在家里，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那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形势，若被指责为“保护赤党”，一个不巧，很可能是要送命的。这个家庭帮助过很多人，其中有共产党，还有洛尔加以前办杂志的赞助人，罗萨莱斯为了帮他，就干脆介绍他参加长枪党。
形势急剧恶化。8月16日凌晨，洛尔加的妹夫、前左翼市长和二十九名其他囚犯一起被枪毙了。因一名牧师报信，洛尔加一家马上知道了这个噩耗。消息传来，洛尔加最后的一点宁静随风逝去。既然他妹夫这样完全清白的人，仅仅因为一个政治职位就可以被处死。那么，他这个有着“红色”标签的作家还有什么安全？仔细数数，按照这样罗织罪名的方式，洛尔加的罪名实在很多。除却可能的政治罪名，他还是在格拉那达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同性恋者。再说，他还是个名人。当然，这样的消息传来，罗萨莱斯一家也感到不安，他们觉得洛尔加在他们家并不保险。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能让他去哪儿？
危险已经在门口。就在洛尔加妹夫被杀之前一天，又有一伙儿人拿着逮捕证去他家。在搜捕落空的时候，就宣称要抓走洛尔加的父亲。洛尔加的妹妹在恐惧之中脱口而出，说洛尔加并没有逃跑，只是住在他的长枪党朋友家中。8月16日下午，一群人冲到罗萨莱斯家。
罗萨莱斯的家人大多都不在家。留在家中的几个人，可以说都非常勇敢。他们坚持说，他们是一个长枪党的家庭，洛尔加是他们的客人，你们不能带走他。僵持了很久。来人软硬兼施，坚持说洛尔加是“俄国人的间谍”，说他“用笔比别人用枪带来的破坏更大”；又说，要他去只是问问话。最后，不仅是寡不敌众，还因为局势放在那里，这根本不是罗萨莱斯一家有能力拦得住的事情。最终，洛尔加也知道自己留不住了。洛尔加已经完全垮了，他在那里哭泣。罗萨莱斯家的三个女人，在他下楼前拉着他的手，一起为他祷告。洛尔加终于离开了他藏身的地方。
领头来抓洛尔加的，就是格拉那达的那个议员阿隆索。一个月前，洛尔加坐上回格拉那达的火车时，曾经惊慌地对他的朋友说，他看到阿隆索在同一辆火车上。事后，历史学家们查证到，阿隆索是在洛尔加离开马德里的三天前，就坐汽车去马德里了。也就是说，洛尔加可能是认错人了。即便如此，这一情节，总让人在冥冥之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作祟。
洛尔加被抓走之后，罗萨莱斯一家疯狂地通过一切他们在右翼的关系，要把洛尔加救出来。甚至找到了当时格拉那达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出示了几页纸，那是阿隆索写的洛尔加的罪状：一个从事破坏的作家，暗藏着和俄国联系的发报机，同性恋等等，甚至还有罗萨莱斯掩护洛尔加的罪状。这位长官说，你看，假如不是这么严重，我就给你们放人了。
多年以后，洛尔加家的老保姆说，她怎么会忘记1936年8月16日那天呢，她给洛尔加的妹夫送了整整一个月牢饭，那天早上，说是人已经被枪毙了。同一天下午，传来消息，洛尔加又被抓走了。第二天，17日，她就开始给洛尔加送饭，市政厅中关押洛尔加的房间里，连床也没有，只有一张桌子、笔和几张纸，大概是给人写交代材料用的。18日，她又送饭去，前一天送去的食物，洛尔加一点没动。19日，老保姆再去，人，已经不在了。
洛尔加在18日被转移到格拉那达东北的一座叫做阿尔法加（Alfarca）的山下，关押洛尔加和另外三名囚徒的那栋房子，是死囚们度过最后一夜的地方。好心的看守是个基督徒，他把实话告诉不幸的人，这样至少还有个忏悔的机会。看到洛尔加特别伤心，他开始帮助洛尔加忏悔：“我，有罪的人……”洛尔加结结巴巴，跟不上去：“妈妈教过我忏悔的，可是，我全忘了。”
忏悔之后，洛尔加安静下来。
眼前是这座黑黝黝的大山，山上有一汪今天人们叫做大泉（Fuente Grande）的泉水。千年前，摩尔人把它叫做“眼泪泉”。19日凌晨，那里传出几声枪响。
就在这一天，几个自称为“黑卫队”（Black Squad）的人，来到洛尔加的家，拿着一张洛尔加写的纸条：“父亲，请给来人一千比塞塔作为给军队的捐款。”洛尔加的父亲，怀着救出儿子的希望，如数把钱交到了他们手上。
或许，这是诗人洛尔加生前写下的最后文字。洛尔加的老父此后流亡美国，直到九年后他在纽约去世。洛尔加这张最后的纸条，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他的皮夹里。
曾经有个后来加入英国籍的格拉那达人，多年之后回到故乡。可是他怎么看，都觉得这里不对了，这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格拉那达。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怪感觉。最后他突然明白了，那是因为：“格拉那达，这个城市，杀死了它的诗人。”
此后，他花了很多力气去调查格拉那达的被害者的墓地，试图找出洛尔加的埋葬地。可是能够找到的，只是无名死者们的集体墓穴。这一点不奇怪，在洛尔加被杀死之前，墓地里已经有二百八十个同样的受难者。在内战的三年中，格拉那达登记在册被如此枪杀的受难者就有两千个。人们估计，其实死亡的人数更多。
洛尔加的故事在久久流传。“九八”一代以后，洛尔加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写洛尔加的书有很多。在人们讲述洛尔加故事的时候，往往强调他是被右翼法西斯匪徒杀死的，其实在西班牙内战中，被左翼杀掉的知识分子数量也不少。他们中也有洛尔加那样的诗人，假如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大概也一样惊心动魄。可是，他们的经历没有被调查、记录、纪念和讲述，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西班牙内战双方的政治画线。
一方既然是“反派”的法西斯，唱了白脸，那么另一方就必须是“正派”的反法西斯，就是红脸。从内战刚刚结束就开始的历史记录，很多都接上了内战期间的宣传，历史叙述者本身就是内战的参与者，或者一方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又接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为全人类公敌。很少有人敢指出，反法西斯一方的激进派，也有过和法西斯相同的作为。人们绕不过这个弯去，绕得过去的人也犯不着说出来，因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害怕弄个不巧，让别人把自己给归到法西斯一边去。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使得一大批受难者被人们有意忘记，被归在“保卫共和”必须支付的代价里。而左翼激进运动的历史教训，也迟迟得不到反省。这使得这些左翼以后在长久的岁月里，戴着反法西斯的桂冠，把同样的杀戮行为，长久地掩盖下去。
在右翼掌控的地区，有许多如洛尔加这样左翼知识分子和文人艺术家被杀。而在左翼控制的地区，也有很多富人、或者说看上去不穷的人被杀。有一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不是穷人；一些知识分子被杀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杀。在激进的左翼看来，这些人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他们是“有罪”的敌人。争斗双方那些急急在街头奔走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大多都是底层的民众，其中也不乏浑水中泛起的沉渣。
当时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起左翼的杀戮。1936年7月27日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山脊上，一些革命委员会的人，发现一些武装分子押着六个妇女在车上。他们试图拦下来问一下，车子疾驶而过，根本不理睬他们。“过一会儿，汽车返回，车上的妇女已经不见了。那个委员会开始搜寻。他们在树丛中发现了四具被枪杀的尸体。一名妇女伤重无法移动，另一名还有知觉，立即被送往当地的红十字医院。这六名妇女是巴塞罗那多米尼加修道院的修女，有人借口要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把她们带出了修道院。死者在当地躺了一晚之后，第二天被送往巴塞罗那。”据当时的报道，这样的杀戮，被普遍看作是“巩固反法西斯革命的必要过程”。
不仅左翼的群众组织杀人，左翼政府也杀人。“九八”一代著名的作家和社会政治理论家马埃兹图，就是在1936年内战开始的第一天就被共和政府枪毙的。
马埃兹图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因此，他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写作。他在古巴生活过，一回到西班牙，就成为“九八”一代文化运动的领头人。这一代文化人活跃的二十世纪初是西班牙最困惑的时期，很自然地有人想到要西班牙离开传统走向欧化；也很自然地会有人认为，欧洲应该学习堂·吉诃德精神。马埃兹图是提倡西班牙欧化的，他写了《走向另一个西班牙》。在那个时候，他相信法国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精神可以替代传统的宗教，从理性出发是一条更光明的道路。当时，马埃兹图很激进，也有一大批左翼的激进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埃兹图作为战地记者，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交战国家采访。战争的经历，使得马埃兹图对自己心目中理性国家的榜样完全失去信心，也不再认为，仅仅依靠理性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知西班牙激进派带来的社会混乱，是不是也成为他转变的一个原因。这时他开始回过头来，呼吁要有权威，不能抛弃传统，要坚持基督教的信仰。他写了一本书《从战争看权威、自由和功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和自己的左翼激进朋友们分手，创建了西班牙的保守运动。1928年他成为西班牙驻阿根廷大使。
在内战开始的第一天，他被左翼枪杀，理由仅仅是他拥有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理念。
有一张长长的西班牙知识分子名单，名单上的人是被所谓的“共和派”极端左翼在内战中枪杀的。他们中间也有和洛尔加一样的诗人。比如，戏剧家Pedro Munoz Seca，作家Manuel Bueno，诗人Jose Maria Hinojosa，作家Manuel Ciges，作家和散文家Ramiro de Maeztu，作家Victor Pradera，欧维多大学退休教授Malquiades Alvarez，教育学教授Rufino Blanco y Sanchez，阿拉伯文化教授Rafael Alcocer Martinez，西班牙学会成员Z. Garcia Villada，西班牙学会成员J. Zarco Cuevas，作家J. M Albinana y Sanz，新闻记者Delgado Bareto，新闻记者S Vinardell Palau，新闻记者J. San German Ocana。
巴塞罗那，左翼一方把修道院里的修女棺木暴尸大街
在内战中，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例如J. Requejo San Roman，Luis Urbano Lanaspa等等。根据西班牙宗教界的统计，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名在内战中被杀害。在巴塞罗那，修女们的墓地被挖掘出来，破碎的棺木和尸骨还被当街展示。
在西班牙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两翼大致不相上下。假如只提其中一半，那么就有另一半的事实和教训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