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新中国正在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建设高潮。在这时候我们介绍这本小书，苏联窝罗宁教授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对于我们的建设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尽管苏联同中国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在工业化的程度上，在文化艺术和都市计划与建筑的传统上，在战时城市乡村受到破坏的程度上，尤其是在大规模建设工作的经验上，有着许多不同之点，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在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上，这本书的每一章每一段都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有这许多不同之点，但中苏两国的民族性格和近年来的历史境遇都是很相似的。
作者首先告诉我们，俄罗斯人民不惟能保卫他们的祖国，而且在家乡遭受破坏之后，能迅速地重建起来；在古代如此，在苏维埃时代更如此。这一点与中国人民保卫祖国，重建家乡的能力是完全相同的。在毛泽东时代，这能力就能更全面地发挥出来。
从这本书里，我们愤怒地看到了德国法西斯生番在苏联绝灭人性的破坏，较比日寇在中国的暴行有过之无不及。曾几何时，德、日法西斯的承继者美国法西斯强盗及其帮凶们又在我们手足之邦，向所有的城市乡村和爱好和平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进行同样绝灭人性的破坏和屠杀。苏中两国人民在八九年前，十余年前所面临的敌人正与朝、中两国人民今天所面临的敌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今天的强盗吸收了昨天的强盗的经验，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负责重新设计平壤的朝鲜建筑师金正熙同志告诉我们，平壤今天已真正成为一片“平壤”；将来重建平壤就同重建斯大林格勒一样的艰巨。我们一面读这本小书，一面看着鸭绿江彼岸，第一个联想就是提高警惕：现在在朝鲜的生番强盗，我们不惟绝不能让他们踏过鸭绿江一步，而且必须予以彻底消灭或驱逐，如同苏联人民对当时占领他们土地的德国强盗那样。
引起我们无限敬意的是苏联人民以抵抗敌人驱逐敌人的伟大精神和力量同样地发挥出来重建他们的祖国。他们在战争的战场上战胜了敌人，他们在建设劳动的战场上同样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种男女老少，人人自动参加重建工作的伟大精神不惟使我们崇敬，而且更值得我们学习。
一切计划、设计、组织、备料、施工……等工作，都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得到那样辉煌的成就的。自从一九四三年八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中央委员会颁发了指示，同年十月革命纪念日斯大林又发出号召，全苏联各地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共青团、建筑研究院、建筑师工会以及全国人民，立刻就以热烈的行动响应起来。人民的力量在人民的党和人民的政府领导下是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的。
在计划和设计的原则上，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极可宝贵的启发。
第一，它让我们看到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一整个区域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发生了政治、经济地理上的大变动时，他们就有计划地迁移整个村庄乃至市镇，使这属于区域城乡规划范围的布置更合理了。整个城市洗劫了，他们就将整个城市有计划地重建起来，且在重建中修正了过去的缺点。至于个别的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计划不只在平面上分区、筑路，而且在立体上予以同样缜密的考虑；不只是关于经济的，生产的，居住的，而且是关于文化的，娱乐休息的；不只是房屋建筑的，街道桥梁和公用设备工程方面的，而且是关于山林园苑，池沼溪河，树木花草种种方面的部署的；不只是蓝图和施工说明书的，而且是材料的生产、分配和运输，以及人力的组织和分配的各方面的努力。这种全面计划和组织工作就是准备期间最主要的工作。
正在我们翻译这书的时候，全国的基本建设人员正在《人民日报》的领导下对于近年来工程中的错误作了深入的检讨，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了一步；那是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但是检讨的范围还可以扩大，我们还应该寻找更基本的问题。《人民日报》所报导的事实和各专家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数只是工程的安全问题，和狭隘的工料经济问题。这都可以统称为“有形的损失”。至于整体建筑群在全面的地址选择或全盘部署上的错误——如晋南纺织厂地址易受水淹，离铁路三十余里，且隔着汾河；或如晋南面粉厂仓库之拆房让铁路等——仅有极少数的报导，而且未受到应得的注意。假使犯了这种全面的根本的错误，即使个别工程坚固经济，尽善尽美，也是徒然，只为人民增加赘物。这种“无形的损失”是全面的，是永久的，是连返工也不能补偿的；比狭隘的、个别的安全经济问题更严重得多。我们应该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在全面的、长期的计划方面特别注意。
第二，从这本小书中我们体会到苏联重建的计划在立体市容上，对于美观方面的重视。
苏联城市由整体到个别建筑的计划都要满足“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建筑师需要“做出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图样”。建筑师设计时不惟注意到个别建筑物的艺术方面，他同时深深地知道每座建筑物同它的隔壁邻舍，无论在使用的便利上或美观效果上，都是互相影响的，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此，苏联先进的建筑师都以一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立体构图的整体来设计。例如《加里宁旧城的对岸》，在这书中，作者是这样写的：“拟建造一条宽广的河岸，用一条林荫大道与房屋的行列隔开；房屋将面临河岸，……从旧城沿河一线可以全部望见。加里宁这一幅建筑的‘画面’，是一个受到特别注意的目标，因为新的加里宁的建造者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一幅形式整齐的建筑全景，以河运站的一个矗立高耸的建筑物为中心而构成的‘画面’。”加里宁的对岸是一个以河运交通为主的经济区域，而建筑师并不因此而疏忽了它的文化成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是形影相随，不可分开的。苏联建筑师经常地认定了经济建设中所同时产生的文化价值，这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让我们中间许多由旧社会过来的建筑师注意：在资本主义社会，凡是这种地点都是污秽凌乱到难以容忍的程度的。
第三，窝罗宁教授让我们看到了苏联建筑师在一切重建和新建的工作中，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之尊重。他特别提出“建筑师对于历史和后代都是负有巨大责任的”。“重建工作必须考虑到民族传统，把它融汇到新计划之中；把它和新兴的，现代标准所需要于建筑的各方面调和起来”，“建筑师必须考虑到个别地区的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传统，在他的设计中保留一切合理的和有历史价值的，……他所计划的市镇或村庄还必须构成自然地形风景中的一部分”。“计划必须同时考虑到居民的习惯和苏维埃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需要建筑师做出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图样，城市的整体必须与当地的地形和风景相和谐”。由作者所举许多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建筑师们在重建一个市镇时如何小心翼翼地从原有基础上发展，同时又有远见地将原有不合理的、错误的加以改正和“现代化”。
在各地区的建筑形式方面，苏联的建筑师们慎重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传统，甚至如颜色与环境的配合都是仔细地计划过的。他们对于文物建筑和建筑传统的爱护尊崇简直令人心折地佩服。如重建窝罗内兹的建筑师，建筑院院士鲁德涅夫“不只是一位建筑师，他同时也是一位热爱古代艺术的美术家；他是倾向于在古文物的处理上特别小心温柔的”。负责重建加里宁的柯里院士“所有的时候都在‘聆听’着卡乍可夫的‘音叉’”，因为加里宁——古代的特维尔——是十八世纪中建筑师卡乍可夫所设计的；它是“俄罗斯帝国中最美丽的城市（女皇凯沙琳二世语）”。又如“诺夫哥罗德重建的工作是交给熟谙并且热爱俄罗斯古建筑的院士舒舍夫的。他的计划准备按照古代都市计划的制度将城市重建起来——当然加上现代化的改善”。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差不多任何一个中国的市镇都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文物。我们有伟大优良的都市计划传统和建筑传统；除去几个大都市外，全国所有的市镇，那就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人民现在所正在居住的，并且所正在继续不断地建造的市镇和房屋正是遵循这伟大优良的传统建造的。
但是今天中国的建筑师们，无一例外地（译者们在内）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学来的。年长一点的由学习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开始；年青一辈的学习资本主义艺术理论的体形结晶，即所谓“功能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现代化”或“国际式”（世界主义式）流派。我们在这前后两种毒素中酣醉了数十年。我们做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化侵略者的帮凶，对于祖国建筑传统反不如对于欧美建筑的熟谙，故也谈不到热爱，且常常带着自卑心理的蔑视。现在我们该醒过来了。我们应该从思想根源上做一番自我检讨，肯定一切建筑的政治任务，配合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站稳立场，认清方向，在建筑工作中坚决地贯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示给我们的新文化路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我们要向鲁德涅夫、柯里、舒舍夫学习；并要“聆听”喻皓、李诫、也黑迭儿、阮安、蒯祥、雷发达以及无数无名匠师的“音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而奋斗！
当然，除了上举三点之外，这本书对我们的启发还很多；因鉴于目前我国建设工作对于这方面的注意不够，所以特别提出来。
这本书是著者在一九四四年夏季写的，当时距德国法西斯匪帮的毁灭还有一年，战事还在苏联境内进行，在那样“一切为了前线”的情形下，伟大的苏联人民不惟能够立即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重建，而且以那样高度热情进行高度文化性的艺术建筑，无论在旧的文物城市或新的工厂聚落都不偏废。现在我国一般建筑工作中，多以“还没有到文化建设的时候”为借口，故意忽视建筑的文化成分。其实在任何阶段的任何建设中，任何一座建筑物，无论是办公楼、宿舍、车站，乃至厂房、仓库，它的文化意义与经济意义是不可能分开的。
窝罗宁教授这本书是战时向盟国介绍苏联的书籍之一，以英文在伦敦出版，至今已七年了。战后苏联一切建设又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突飞猛进，书中所述许多当时情况现在都已成为史实。但在基本原则上，它还是一样地大有助于我们现在刚在开始的建设的。因此我们并不以它为“过时”，还是把它译出，献予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者。
林徽因 梁思成译竟赘言
一九五一年八月 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