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你还记得那架飞机吗？
加：哪架飞机？
门：就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看到的从加拉加斯上空掠过的那架飞机。我记得，我们是在圣贝纳迪诺区的一套公寓的阳台上看到的，当时我们正在那儿聚会。两道红光低低地掠过实行宵禁的加拉加斯的夜空，这座城市彻夜不眠，时刻等待着独裁者垮台。
加：佩雷斯·希梅内斯坐着这架飞机逃跑了。
门：是啊，随着这架飞机的逃跑，委内瑞拉为期八年的独裁统治结束了。请让我向读者交代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吧。这很重要，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产生了创作一部描写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想法。十七年后，经过两次中途搁笔，你终于写出了《族长的秋天》一书。
（那架飞机上坐着独裁者，还有他的老婆、女儿、部长和密友。独裁者当时由于颜面神经痛而脸部红肿，可还在对他的副官大发雷霆，因为在他们踩着绳梯爬上飞机仓皇出逃时，此人竟把一个装有一千一百万美金的手提箱落在飞机下面了。
当电台播音员中断了三天来一直在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宣告独裁统治垮台时，飞机已经飞高了，朝向海上，朝向加勒比渐渐远去。这时，加拉加斯千家万户的电灯，仿佛圣诞树上的蜡烛一样，一盏接着一盏亮了起来。之后，在凌晨淡淡的雾霭和清新的空气中，人们开始狂欢。喇叭声、叫喊声以及工厂的汽笛声响成一片，人们坐在汽车和卡车里挥动着旗子。在国家安全部大厦化为火海之前，人们把在那儿找到的政治犯们扛在了肩膀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拉丁美洲独裁者垮台的情景。
当时，我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人是一家周刊的负责人，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日子变得特别紧张忙碌。我们去参观了前政权的要害部门：国防部。它好像一座要塞，走廊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此处所闻所见，一律不准外泄！”我们还参观了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
那是一幢古老而高大的殖民地建筑，院子中央有一个喷泉，四周摆满了一盆盆鲜花。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那儿遇到一个老管家，早在另一个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统治的时代，他就在总统府服役了。戈麦斯出身农家，长着一双鞑靼人的眼睛和两撇胡髭，这个年迈的暴君在对其国家实行了近三十年的铁腕统治之后才安静地死在了自己床上。那位管家至今还记得他的将军、将军午睡的吊床以及将军心爱的斗鸡。）
门：你是在和他谈话之后才产生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的吧？
加：不，我是在军政府在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开会那天萌发这一创作欲望的。也就是说，在佩雷斯·希梅内斯下台之后的两三天，你还记得吗？当时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们这些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总统府接待厅里等着。大约凌晨四点钟左右，门开了，只见一个身穿军服、足蹬满是污泥的靴子、手持一挺冲锋枪的官员两眼朝天走了出来，从我们这些记者中间穿了过去。
门：我还记得他两眼朝天走路的那副模样。
加：他两眼朝天走着，端着冲锋枪，他那双满是污泥的靴子把地毯也踩脏了。他下了楼梯，钻进小汽车，直奔机场，逃亡国外了。
我就是在这一刹那，在那个军官从一间正在讨论如何组成新政府的密室里出来的时候，才对政权、对政权的奥秘有了直觉认识的。
门：几天之后，在我们坐着小汽车去我们工作的杂志社的路上，你对我说：“描写拉丁美洲独裁者的长篇小说至今尚未问世。”因为我们一致认为，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不能算数，它糟透了。
加：糟透了。
门：我记得，你从此开始大量阅读独裁者的传记。你非常惊讶，发现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十分昏聩荒唐。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总会给我讲一个从书里看来的这类故事。下令把黑狗斩尽杀绝的是哪个独裁者？
加：杜瓦利埃，海地的杜瓦利埃博士，人称“博士老爹”。他曾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因为据说他的一个敌人为了逃避逮捕和暗杀，竟变成了一条狗，一条黑狗。
门：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博士曾经下令全国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都得结婚，是不是？
加：是的。他居然还把他的国家当成一幢房子关闭起来，只许打开一扇窗户递送邮件。弗朗西亚博士这人怪极了，他居然还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哲学家，值得卡莱尔出手研究。
门：他是神智学者吗？
加：不，神智学者是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他让人把全国的路灯统统用红纸包起来，说是可以防止麻疹流行。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还发明过一种钟摆，据说进餐前先在食物上摆动两下，便知食物是否下过毒。
门：那戈麦斯，委内瑞拉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又如何呢？
加：戈麦斯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直觉，那更像是一种预测未来的能力。
门：他让人宣布他的死讯，后来又突然复活，这跟你这部小说里描绘的族长的情况一模一样。顺便告诉你，我在读《族长的秋天》的时候，就联想到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秉性以及他的相貌特征。这恐怕不单纯是个人看法。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中难道没有想着戈麦斯吗？
加：对拉丁美洲的所有独裁者，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独裁者做一个综合，是我的一贯想法。但是，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其人显赫威严，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描绘族长式的独裁者，从他身上撷取素材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都要多得多。不管怎么说，二者在我头脑中的形象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是书中的人物了，后者只能说是一个理想的形象。
门：你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独裁者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比方说，他们的母亲往往丧夫守寡，对不对？这种特点应该怎么解释？
加：我认为，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们母亲的形象主导着他们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丧父的孤儿。当然，我是指那些大独裁者，而非那些坐享其成、继承政权的独裁者。后者的情况和前者很不相同，而且也很少，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门：你对我说过，你的作品都基于一个视觉形象。那么，《族长的秋天》的视觉形象是什么样？
加：是一个非常衰老的独裁者的形象，衰老得令人难以想象，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一座母牛到处乱闯的宫殿里。
门：记得有一次你告诉我或写信告诉我，这本书的开头描写的是一个非常衰老的独裁者在一个体育场受审判的情景。（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我们俩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对巴蒂斯塔手下的军人索萨·布朗科的审判大会。我认为，这一形象即取材于此。）据我猜测，这本书的开头你写了两次，后来把这个情节废弃不用了。这是怎么回事？
加：长期以来，我在进行创作时，总是碰到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绝不动笔的。在哈瓦那公审索萨·布朗科的那个夜晚，我觉得被判处死刑的老独裁者的长篇独白也许是较好的结构。但是，我错了。首先，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那些独裁者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人们处死，要不就亡命国外，但从来没有受到过审判。第二，独白可能会使我局限于仅仅从独裁者的视角来进行叙述，并且只使用他个人的语言。
门：我知道，你中止《族长的秋天》而转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已经在这部作品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了。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并不经常中止一部作品而转写另一部作品。
加：那是因为我在写《族长的秋天》的时候，还没想得十分清楚，因此不可能做到一气贯通。相反，《百年孤独》我早有创作计划而且已酝酿多年。它再次闯入我的创作日程，而我只须解决一个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全书的格调。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九五五年我在巴黎就曾经中断《恶时辰》而转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后者是一部特别的书，其故事嵌套在前者的故事中，我当时真是被它缠住了。我是一个作家，但是我和读者一样遵循一个准则：要是对一部作品不感兴趣，就会放下。不过，总会有旧笔重提的最佳时间的。
门：要是用一句话概括你这部小说，该如何概括？
加：那是描写权力的孤独的一首诗。
门：你写这部小说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
加：因为我是像写诗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的。开始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我只写出了一行字。
门：你在这部作品中打破了一切束缚，做到了完全的自由：句法、时间，或许还有地理，都无拘无束。有人认为，你甚至在涉及历史时也毫无拘束。我们先来谈谈句法。书中有些很长的段落，中间没有句号和分号，不同的叙述视角交织杂错。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样运用文字来进行创作，究竟有何深刻的原因？
加：请你想一下，如果这本书是线性结构，将会是什么样子：篇幅冗长，比现在枯燥无味得多。相反，螺旋形的结构可以压缩时间，讲述更多的事情，仿佛是把丰富的内容紧紧地塞进胶囊一样。另外，多人称独白允许许多声音加入而不必交代身份，就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情况，就像加勒比地区大规模的谋反活动，总是充斥着无数吵吵嚷嚷的秘密。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我认为这部小说最具有实验性质，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次艺术冒险。
门：你在时间的运用上也无拘无束。
加：毫无拘束。你还记得吧，有一天，独裁者一觉醒来，发现每个人都戴着一顶红色圆帽。人们告诉他来了一帮古怪的家伙……
门：他们穿得好像棒花仆侍。
加：他们穿得好像棒花仆侍，用他们所有的一切（鬣蜥蛋、鳄鱼皮、烟叶、巧克力）交换红色圆帽。独裁者打开一扇朝着大海的窗户，看到哥伦布的三艘三桅帆船正停靠在海军陆战队遗弃的装甲舰旁边。
你看，这里牵涉两个历史事件：哥伦布到达美洲和海军陆战队登陆。我不是按照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安置它们的，我有意打破时间的束缚。
门：那么，在地理方面情况怎样呢？
加：也一样。不错，独裁者所在的国家是一个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但是这个加勒比是西班牙加勒比和英国加勒比的混合体。我熟悉加勒比的每一个岛屿，每一座城市，这你是知道的。我把那儿的一切都写进书里去了。当然首先是熟悉的东西啰。我在巴兰基亚时住过的那家妓院、我学生时代的卡塔赫纳、我每天凌晨四点从报社下班去吃饭的那几家港口的小酒馆，甚至还有每天一大早就满载着妓女开往阿鲁巴岛和库拉索岛的那些纵帆船。我在书中描写的街道跟巴拿马商业区的街道一模一样，还描写了旧哈瓦那、圣胡安以及瓜希拉的一些角落。当然，我也描写了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些地方，那儿有印度人、中国人和荷兰人。
门：有人认为，你刻画的这个独裁者实际上是集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于一身：一个是出身农家的考迪罗，像戈麦斯那样，从拉丁美洲内战的混乱中杀将出来，在一段时期内，他还代表了要求民族安定团结的愿望；另一个则是索莫查式或特鲁希略式的独裁者，也就是说，他原来是一个默默无闻、毫无领袖气质的低级军官，是靠美国海军陆战队扶植上台的。对此，你有何想法？
加：除了评论家的这些推测，使我又惊又喜的还有我伟大的朋友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在临死前四十八小时讲的一番话。“你最好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他说，“我们确实像你描写的那样。”
门：说来也真巧，几乎在《族长的秋天》问世的同时，出现了另外几部拉丁美洲作家写的同一主题，即刻画独裁者的长篇小说。我现在想到的有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以及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祭奠》。拉丁美洲作家为什么突然对这种人物产生了兴趣？
加：我并不认为这是突如其来的兴趣，它是拉丁美洲文学有史以来一个永恒的主题。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独裁者是拉丁美洲特有的有神话色彩的角色；再说，这一历史时期还远远没有终结。
但是，实际上，我对这个人物本身（封建独裁者这一角色）不及对提供给我的这个思考权力问题的机会感兴趣。其实，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都包含着这个主题。
门：是啊。在《恶时辰》和《百年孤独》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人们不禁要问：你为什么对这一主题如此感兴趣？
加：我一贯认为，极权是人所创造的最高级、最复杂的成果，因此，它同时兼有人的一切显赫权势以及人的一切苦难不幸。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趋向绝对腐败。”对于作家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主题。
门：我猜想，严格地来说，你同权力的首次接触纯粹是文学性质的。这方面，一定有一些文学作品和作家对你有所启迪。是哪些？
加：《俄狄浦斯王》给了我很多启迪。我从普鲁塔克和苏埃托尼乌斯以及恺撒大帝的其他传记作者那儿也获益匪浅。
门：恺撒是使你着迷的人物。
加：不仅是使我着迷的人物，还是我一直渴望创造的文学形象。看起来没这个可能了，所以，我只能满足于用拉丁美洲所有独裁者的零碎材料拼凑出一个独裁者来。
门：关于《族长的秋天》，你说过不少自相矛盾的话。比如，你说过，从语言这个角度来衡量，这部小说是你所有作品中最通俗的一部，但是，实际上却是最怪诞奇特、最令人费解的……
加：情况并非如此。我只是在这部小说里使用了大量加勒比地区的习语和谚语。翻译家常常会为了搞清楚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而发疯，可巴兰基亚的出租汽车司机一听就懂，而且会会心地笑起来。这是一本加勒比沿海味儿十足的小说，是《百年孤独》的作者终于拿定主意要写他想写的东西时有权享受的一种奢侈。
门：你还说过，你在这本书里进行了自我忏悔，全书无处不闪烁着你个人的体验。你甚至还说过，这本书是一部用密码写就的自传。
加：是的，它确实是一本忏悔录，是唯一一本我一直想写但总也写不好的书。
门：令人惊讶的是，你居然会运用你个人的体验来重构一个独裁者的命运。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听到这里都会竖起耳朵……有一次，你说权力的孤独和作家的孤独十分相似。也许你是指成名之后的孤独吧！你不认为你的成就以及你的写作才能悄悄地使你和你创造的这个族长形象休戚相关了吗？
加：我从来没有说过权力的孤独跟作家的孤独一个样。一方面，我曾经说过，你自己也说过，声名的孤独酷似权力的孤独；但另一方面，我还说过，作家这种职业是最孤独的，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想干些什么。是啊，作家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着空白的稿纸，感到极端的孤独。
至于权力的孤独和声名的孤独，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保存权力的策略和抵御声名的策略最终总是相似的。这是这两种情况会产生孤独感的部分原因。此外，权力与声名的隔离效应更加深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有关掌握情况，了解信息，隔绝信息会把上述两种人同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实隔离开来。因此，权力和声名存在一个相同的重要问题：“应该相信谁？”这个问题，如果放肆地加以引申，最后将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我他妈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我就不会认识到这种危险。当然，这对于我塑造最后也许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的族长的形象是大有裨益的。在这场你来我往、相互妥协的游戏中，作家笔下的人物不管多么令人憎恶，作家最终总是与其休戚相关，即使仅仅出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