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天晚上，我跟你谈了泰奥朵拉·卡茨，我以为是泰奥朵拉·卡茨的那个女人，依然活着的她，但在战后，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我告诉你她住的旅馆在瑞士，泰奥朵拉·卡茨去世前最后住的正是河谷旅馆。在纳粹集中营里找到的奄奄一息的孩子们遣返后，也被送进了这家瑞士旅馆——一座带水池和浴女雕像的方形建筑物。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整天大呼小叫，又吃又笑，使这家旅馆，这个幸存孩子们待的地方简直没法住。不过，似乎泰奥朵拉·卡茨正是在河谷旅馆真正感到了幸福。
你带着我未曾见过的温柔问道：
“是些孤儿？”
我无法回答你。你呢，你又问：
“犹太人？”
我说恐怕是。我还说再也不该以偏概全，永远不该。不过我仍然哭了，因为我总和犹太孩子们在一起。我说：是的，犹太人。
我跟你讲，在这家瑞士旅馆里，孩子们，他们偷食物、面包、点心，并且藏起来。他们什么都藏。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往水里扎。水，他们喜欢得要命。人们望着他们。在旅馆里无其他事可干。他们在这个水泥池子里把自己弄伤，但他们快乐无比，没有觉得受伤。有时水池的水被他们的血染成粉红色，于是便换水。人们无法禁止他们做任何事。任何事。
我们想摸摸他们的脸时，他们就搔我们，朝我们吐口水。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名字、姓氏、父母。他们发出各种不同的叫声，但彼此能够理解。据这家旅馆的人说，那个时期，他们都来自波兰，如一个地区般庞大的维尔纳犹太人大聚集区。
“因为这些孩子，泰奥朵拉从这家旅馆逃走，以便能继续活下去。”
我曾说过，她逃离这家旅馆是可能的，但是我，我不相信。
我说泰奥朵拉取决于我。我一认识她，她便取决于我，即便我很少写她。
我说我觉得这也取决于时刻。夜里我相信已经见过她，泰奥朵拉。有些日子我以为是战前在巴黎与她结识的。早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早上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泰奥朵拉·卡茨。无论何时何地。
“泰奥朵拉这个名字是你杜撰的。”
“是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切都是我杜撰的：眼睛的绿颜色、体态的美、她的嗓音，因为我知道她中过毒气。有人对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时我便认出了它。它只能是我杜撰的。我杜撰了名字，或许是为了得以谈论被德国人谋杀的犹太人。一个躯体没有任何名字，这毫无用处。”
你说：
“应该说：纳粹。”
我说我从来不用纳粹来指德国人。我将继续这样说：德国人。我相信某些德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他们的屠杀，他们的毒气室，他们弄死的所有犹太新生儿，他们在犹太青少年身上进行的外科实验。永远摆脱不了。
她住在大学街或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十分孤单。面容娇艳如花。她也是贝蒂·费尔南代斯的朋友，德国人一到，后者便把这间房借给了她。
我记忆犹新的是泰奥朵拉·卡茨发疯似的想学习法语，直至能用这种语言写作。
我哭了。我们停止交谈。夜将尽。谈完孩子后我们躲到了床上，我在床上哭。你说：
“别哭了。”
我说我根本止不住这些泪水。哭泣变成了我的一项义务，生活中的一种需要。我，我可以用我整个的身体、我全部的生命来哭，我知道，这是我的运气。对我而言，写和哭是一样的。不成体统才写得出快乐的书。丧事应该办得仿佛它本身便是一种文明，对死亡的全部记忆的文明，这死亡是人宣判的，不论性质如何，是受惩罚而死，抑或因战争而死。
你问我：
“应该如何处置法国的纳粹呢？”
“跟你一样，我不知道。把他们杀了。听我说，如果听任法国人和德国纳粹一样随便杀人，法国人也会变成杀人凶手。让那些人活着是法国的耻辱。没有大开杀戒，我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投入你的怀抱，两个人一起哭。有时候笑笑，为哭泣感到不好意思。接着泪水又往下淌，我们又笑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你说：
“你没见过泰奥朵拉。”
“我见过，但如同见过街头走过的大美人，或者女电影演员、女话剧演员，所有这一类的女子。出名的女子，不论美不美，但名气大，招人议论。是的，她独自移民到各地。有很多年，人们处处见到她，泰奥朵拉·卡茨。”
“有个人知道她……”
“是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听说过。一九四二年，有人每天早上在德国的一个车站见到她，一个运送犹太人的编组站。在那儿发现了一些很美的画，和泰奥朵拉这个人。她被送到这个车站一定是送错了，被流放的犹太人从来不在这儿上车去奥斯威辛。听说她一个人和站长在一起。还听说泰奥朵拉下火车时也许自己下错了站。也许有个德国人看她面庞如此温柔美丽，看她青春年少，便告诉她应该在此下车，这样或许可以救她一命。她拿起手提箱下了车，没提任何问题。她一定非常坚决地要乘坐这列火车，身着那件洁白的连衣裙，她那样美，那样优雅，因此没有任何人，任何铁路职员向她要票。炭笔画画的总是同一个年轻女子，总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裳，坐在花园一角同一棵树下，一张始终面对编组站的白色扶手椅里。这些画没有存放在火车站的同一个地点。院子的地上有。到处都有。听说：地上尤其多。人们猜想战后有人住在火车站，他们遭到了抢劫。总是同样的画，画中人酷似泰奥朵拉·卡茨：她总穿白衣裳，一身英国女子的打扮，着白衣，戴帽子，化淡妆，戴一顶草帽，坐在同一棵树下的帆布椅里，面对一盘普通的早餐。她久久地待在那儿，泰奥朵拉。她起得早，总在同一时间淋浴，穿好衣服，去花园用早餐，以便随后乘这列火车，它总有一次会把她带离那儿，带离德国。火车站守卫每天给她送来美味的食物。他说每天他也在等这趟火车，他们从来没有耽误过。每天，每个早上，他们等着同一列火车，犹太人的火车。每天，每一列火车经过后，她都说现在那趟车一定过去了，不可能等到了。对这列定时驶过的火车，我思考了很久。我相信也想过，对泰奥朵拉·卡茨而言，这列火车是她的希望之车，断头而死之车，以活生生的血肉供养奥斯威辛之车。
她一辈子很少讲话，泰奥朵拉，像某些英国女子，她觉得话语喧闹，骗人，她呢，她选择了写作的寂静。
你问火车站位于德国哪个地区。她，她相信在克拉科夫以南，朝南边国界的方向。在那些被诅咒的地区。她原籍英国，但在比利时长大。她不熟悉欧洲地理，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只喜欢伦敦、巴黎和海湾国家。
你问我那个守卫火车站的人是否在她睡着时去造访她。我相信我写过这件事，是的，在她睡着的时候。我不能肯定此人就是战争期间她住了两年的那个火车站的站长。为什么不是呢？或许他们相爱了，这点我想过，甚至想过后来她正是为情而死的。
我说我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听，关于泰奥朵拉，我没有问过任何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成为情人并非不可能。
你问我作何感想。我对你说，我从未问过那男人的姓名，也从未问过画上那位年轻白衣女子的姓名。我说我一听到这个故事，就讲出泰奥朵拉·卡茨这个自然听见过的名字。临了，几年后，我身边的人都这样称呼那位迷失在死亡欧洲的白衣女子了。
我对你说，我知道自己见过泰奥朵拉，但我只记得贝蒂·费尔南代斯，我对她十分熟悉，我告诉过你，她是年轻的泰奥朵拉·卡茨的朋友。我知道贝蒂·费尔南代斯非常爱她，并且欣赏她。
我从未忘记这个名字，这个时期，这衣裙的白色，这天真的对死亡列车或爱的列车——人们当时不清楚，也一直没搞清楚——的等待。
你说即便我不认识泰奥朵拉，从未接近过她，也应该告诉你我以为她可能有的遭遇。
我相信，依我的想法，她在战争结束前回到了英国。她先就职于伦敦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社，随后嫁给了英国作家G.O.。她不快活。我对她的了解，主要在她与作家G.O.结婚之后，这位英国作家享誉全球，我对他极为钦佩。她呢，她从未深爱过他，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男人。
你问我泰奥朵拉在伦敦什么样。我说她长胖了。她不再与丈夫做爱，她再也不愿意做，绝不，她说：宁可死。
你说：
“这个伦敦女子，是德国火车站的那个女子吗？”
“我从未求证过。我能说的就这些。不过，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她总算是个人物，即便死了，也会有个归宿，被英国或其他地方的一个家庭讨回去。可是不。没人讨要泰奥朵拉·卡茨的遗体。”
“可有一次她从这个火车站走了。”
“是的。除非在纳粹德国失败后，有些人在火车站发现了她，并且把她丢在了那儿，那个火车站，就像他们在成千上万的‘政治犯’集中营做的那样。对她的情人，人们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她在这同一个火车站待过。我依然看见她，身着当天熨过的白色套装，而这一天布满她的血迹。”
我相信，正是这白色使人们永远没有忘记她。正是这衣裙的白色，和她对衣裙过分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听说过她的人才永远没有忘记她，以及那些同为白色的布制鸭舌帽、她的布便鞋、所有那些东西、她的手套。她的故事传遍全欧。人们一直半信半疑，始终不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那儿，在那个火车站待了两年。
是的，正是这衣裙、这夏季套装的白色使她的故事传遍全球：一位身着洁白的衣裳、很有英国女子风度的妇人，等着焚尸炉火车。
对全世界而言，这白色的端庄形象占了上风。对其他人来说，笑声压倒了一切。
“是的，也许她根本没有故事。”
“也许如此。说不定她疯了，一种潜伏的、温和的癫狂，剥夺了她看、知、理解的意愿。也许她，她的身心，患了正常状态下的精神病。至于我，我尽量使车站的现象重现。它重现了。”
你问我她是否死了。我说是。车站的礼仪重现了。由于身患癌症，她瘦了许多。她不愿意把不利于她的一面呈现于人，破坏她的清丽的形象。于是她在她住的医院附近的一家大旅馆里开了一间房，求人把她抬了去。她让人给她穿上她最漂亮的连衣裙，并且涂了脂粉。她的朋友们在那儿见了她最后一面，她栩栩如生的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