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我到云南来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正逢许多朋友在热烈讨论白族历史问题。我有机会参加了各种座谈会，并拜读了《云南日报》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论文。这些都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1月在下关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大会，遇到了许多自治州的人民代表，他们要求早日开展这地区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他们的督促之下，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大理地区在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简单地说来，从南诏开国（公元738年，即唐开元二十六年，皮逻阁建南诏国）到大理国灭亡（公元1254年），大约有510多年的这个时期里，大理地区是祖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地区的人民不但在祖国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发展云南的经济、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对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云南的民族社会历史时，首先把大理地区各族的历史搞清楚是有必要的。
应当肯定，大理地区民族历史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史记》《唐书》等对于这地区的民族情况都有系统的叙述。其他如樊绰的《蛮书》、杨慎的《南诏野史》等，以当时的史学水平来衡量都是优秀的著作。我们的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知识，给了我们进一步研究这地区各族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良好基础。但是我们现在所要了解的历史问题却比过去提高了。比如最近半年来关于白族历史问题讨论中所提出的白族族源问题，白族作为一个部族共同体的形成问题，白族社会性质变革问题，以及白族和汉族相互关系问题等都是前人所没有论列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但如此，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历史资料来研究这些问题时，常常会感觉到有含义不明，材料不足之苦，结果会使得不同的人从相同的史料中引申出不同的论点来，最近《云南日报》所发表的许多论文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应当因此低估已有史料的价值，但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不应当满足于已有的资料。
为此，我们考虑要开展大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研究，除了继续整理、考证已有的汉文资料外，最好能有计划地搜集凡是可能搜集到的各式各样能说明这地区历史的资料。充分掌握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搜集些什么资料？大理地区有没有这些资料？如果有，在哪里？怎样去搜集？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云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11月下旬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大理一带地方进行历史资料的初步察访工作。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李家端、李一夫、杨毓才和我四个人。
察访的意思是通过实地察看和访问去探索历史资料，为系统发掘和搜集做出计划。和开矿一样，先得勘查一番。我们这次工作时间很有限，所以只能说是初步察访，找些线索，并不要求这个小组立刻着手去系统地搜集文物。
察访之前必须有所准备，就是熟悉有关文献，把要察访的地区历史沿革搞清楚。比如根据文献所传，原来的白国是在白崖，蜀汉曾帮助张氏建立的建宁国也就以白崖为中心，后来就在这地方张乐进求让位于细奴逻。白崖现在是弥渡的红岩。南诏最初的根据地是蒙舍川，在现在的巍山。洱海东南凤仪一带地区，一般认为是白族早期的聚居区，首先并入南诏。后来南诏的势力向洱海西部伸张，逐走了一部分原在的居民，占据苍洱之间的坝子和坝子里的太和村，并筑太和城，太和村就在今大理太和村附近。更北进兼并了当时所称“三浪”人的地区（就是现在邓川、洱源、剑川一带）统一了六诏。我们这次初步察访只能有重点地进行，照着上述的线索，到了大理、邓川、洱源、剑川、丽江、凤仪、巍山、弥渡等八个县。
每到一县我们首先查阅地方志，并向熟悉当地掌故和情况的父老和干部们请教。把那些有历史价值的古迹记下来。然后挑选重点分别去实地察看，对证一下书上所记的或口头所传的遗址是否可靠；发现了历史文物，轻便可带的遗物，便搜集回来作为证据；笨重的，照下相带回来，如果是碑，把碑文拓下来。有传说的，把传说记下来。
从这次察访中，我们觉得下列五个方面都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搜集。1.地下的遗物。2.地面上的碑碣、石刻、木雕、壁画、建筑等实物。3.民间的文献，包括家谱、日记、书信、诗文、契约、经卷等，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4.口头的传说、神话、唱本、歌曲等。5.语言。
让我用这次察访所得的资料，分别从上述的几方面说明一下。
大理地区的石器
地下遗物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石器。大理地区最早发现的石器是1939年吴金鼎在马龙峰，俗称白王城的附近发现的石斧和石凿等磨光石器即新石器。吴氏根据出土的陶器，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是汉唐之际，南诏以前的遗物，这种古代人所用的石制工具在民间原是常有发现的，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人们叫它作“雷楔子”，认为是“雷公”使用过的神物。农民挖地时得到了这种东西，有的送到庙里去，有的给巫师收去，有的给孩子们做玩具，也有的用来舂盐巴。我们所到各县，和老乡们一谈到“雷楔子”，很多是知道的。这是说这种石器是很普遍的。这次察访中见到实物的有剑川和巍山两县。
从南部进入剑川坝子的地方，甸尾村附近正在挖海尾河，在我们察访这地方前约一个月，挖得了十多件石器。工人们不认得这些是什么东西，觉得好玩，分别拿了回家。我们访问到了这件事，搜集到了四件新石器：三把磨光石斧和一把有孔的月牙石刀。我们又去察看了出土的地层，是在熟红土层底，估计当是两三千年前的遗物。巍山的石器是毕副县长到老乡家里去要来的，还知道出土的地点，在山达上村孔明洞附近。鹤庆中学的教师同志来下关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带来了他在鹤庆搜集到的新石器的相片。从这些已经得到的资料来看洱海周围在比较早的时期曾经有一种人居住过。这种人分布可能是相当广的。至于这种人和现在居住在这地区的各民族具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说不出来。但是如果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发掘，看清楚各时期遗物的关系，历史线索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
南诏前的古城
在察访过程中，我们曾特别注意有没有汉代文化的遗物。在传说中有不少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这个地区能不能有些实物来证实当时和中原文化的关系呢？结果并没有找到什么可靠的证据。只是在邓川德源城废址的庙宇附近有许多刻有图案花纹的砖，有可能是比较古代的遗物，但老乡说是从对面山脚那边搬来的。为什么老远地去搬运这些砖呢？也不清楚。这是一个疑案，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查。砖存邓川县文化科。庙宇的附近还有。
我们到弥渡听说在红岩古城村有个白王城。我们想这可能是白崖国的古城。老乡还指得出古城遗址，现在是一片整齐的豆田。我们在田垄里反复察看，发现不出任何文化层。如果传说有据的话，埋得一定更深了些。也可能传说没有根据，或是地址传错了。
其次是建宁国的古城。据传诸葛亮南征封白子国王后代龙佑那做酋长，改姓张，在白崖筑建宁城。据当地传说建宁城就在今县城北门外螺山上，俗称紫金城，现在这片高地上有许多庙宇。又据说当时弥渡坝子低处都是水，这片高地地势正适宜建城。但是我们在这上面四处找碎砖破瓦，却看不出一点古代遗迹。总的说来南诏以前古城在这次察访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实据。
南诏大理国的古城
其次说说有关南诏和大理国的古城。
细奴逻所建立的蒙舍诏都城在蒙舍川的巄嵎山，即今巍山县。山是坝子边上的一个山冈，传说有细奴王金殿的遗址。我们到山上察看，果然在地面上还留着许多瓦片，这些瓦片上还有文字，但和汉字不同，而略似大理、姚安出土的有字瓦片，足以证明是南诏时代的遗物。因此这个古城遗址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了。
大理的太和城和羊苴咩城等遗址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略去不谈。
大理以北大体上可以肯定的南诏古城有邆赕诏的德源，在邓川县东北两公里多公路旁的高地上。由于传说中把火把节和德源城联系了起来，所以这个古城的名字也是云南人民所熟悉的。传说是皮逻阁要统一六诏，把其他五诏的王骗到大理，在松明楼里烧死。其中有个邆赕诏的王，临走时他的妻子慈善夫人知道有危险，所以用一个铁钏套在王的臂上。王被烧死了，慈善夫人找到戴有铁钏的尸体，迎回归葬。皮逻阁又要威逼慈善夫人嫁他，派兵围城，城在高地上，水源断绝。夫人自杀后，称这城作德源城，纪念慈善夫人的美德。我们去察看德源城的遗址，可巧当地部队操练挖了许多壕沟。在沟内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离地面约1米有一文化层，层内许多瓦片，有迹象可认为是南诏的遗物。沟内还有比较完整的陶器。我们因为怕掘坏了，没有动。陶器旁有炭灰炊烧遗迹。
更往北是剑川。剑川是南诏和吐蕃势力接触的前线，曾经一度被吐蕃占据。地方志上还载有吐蕃所据的罗鲁城，初唐所筑。我们多方打听，最后知道现在还有个罗鲁村，和记载合得上，附近白族称他们说的话为“蕃语”。但是限于时间，没有去察看。
剑川之北，是丽江的九河，是白族聚居区。我们听说有白王城，在九河甸头乡坝子西边山坡上。我们找到老乡带路，走近白王庙废址，在田沟里找到有字碎砖，一部分是梵文，一部分是汉字，记着高氏和段氏字样，还有一些不像是汉字，可能就是白文。高氏、段氏是大理国的统治者，所以可能是大理国的遗物。这个山坡上砖很多，而且字形和质料很有差别，不像是一个建筑物上的东西。
这些古城遗址无疑是考古的宝库。其中一定埋藏着许多可以表明当时人民生活的实物。但是发掘遗址是一项科学工作。没有专家现场指导，如果随意挖掘，反而会破坏这些遗址的历史价值。比如我们得到的新石器因为出土时没有把同时出土的砖瓦或其他东西保存起来，没有把这些新石器在地下的原来情况记录下来，使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更无法正确地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文化相比较，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这不是一种永远补偿不了的损失么？因此，我们这次察访并没有进行发掘。只把察访得来的线索提供考古工作者考虑，是否有发掘价值；如果有发掘价值的，将来由他们有计划、有系统地去发掘。作为一个研究大理历史的工作者，当然盼望地下的历史资料能早日发掘出来。
应当指出，如果不早些做出发掘这些古城的科学工作计划，也就保不住不受到破坏。农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过去弃废的土地正在陆续开垦。以往工具简单，土翻得浅，现在用了新式农具，更容易深入下层，破坏文化层的可能性也更大。我们在大理农村里就看到最近出土的全副明代火葬碑罐，罐内还有当时用作货币或装饰品的贝壳。这些都是垦荒得来的。这些东西因为不值钱，又好玩，所以农民们带了回来。如果是铜器，就很可能成为废铜买走了。早一些进行科学的发掘，对国家的历史遗物保障可以大一些。
地上的历史文物
现在谈谈地面上的历史文物。这些东西比起地下的文物更容易遭受损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执行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的政策，因而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细致，损失是不少的。抢救这些文物还是当前的急务。
在这次察访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
先说碑碣：由于过去的文人相当重视金石之学，和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大理古碑一般是保存下来了的。比如大理太和村的德化碑（即南诏碑），西门外的元世祖记功碑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石碑现在都保存了。德化碑还造了房屋加以保护。但是由于有人迷信这碑的石末可以治病，所以过去没有盖屋保护前，碑面已经给求医的人剥蚀得很多。现在还可以认得出的碑文字数已不太多。幸亏早年的拓本现在还有，留下了极可宝贵的史料。
墓葬和墓碑上的记述
这次察访中我们在这方面得到的资料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说：第一是关于墓葬的问题。明代白族已实行火葬是可以肯定的了，因为我们看到不少明代大理石的火葬墓碑，有“杨观音榜”等字样，说明是白族人的名字。我们在剑川去石宝山路上看到一块可能是元代的墓碑，已要求该县文化科掘出来保存。碑文还没有研究。在大理雨铜观音祠墙角里看到一个火葬墓顶子，刻有“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年号，这墓系杨和胜的墓。杨可能是白族，因为杨是白族的大姓。如果这个墓是白族的，那么白族实行火葬的时期也就提早到元代了。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见到有古代棺葬的古墓。火葬和棺葬的问题是由于樊绰《蛮书》里提出的，他说这是乌蛮和白蛮的区别之一。因此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实物资料，对樊绰所提白蛮和乌蛮区别的意义可以更明白些。
残砖断瓦上的白文
第二是关于白文问题，上面已提到在巍山细奴王金殿遗址得到的瓦片上有着一些字样，显然不是汉字，而和大理、大姚出土的相似，疑是早年的白文。在大理三塔寺里的两个副塔的砖上，还能看到烧砖时印在砖边的符号，其中有些像汉字如“仲”“甫”，有些是汉字的反文如等（这是由于正文的戳印，打在砖坯上所致），还有些完全不像汉字的。这次察访中又在邓川西山拓得元代刻在岩石上段信苴宝舍田记碑文，和大家已熟知的大理明代的“山花碑”都是用汉字写的白语。下面还要提到在凤仪见到的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用汉字写成的白语注释经卷抄本，又是一件例子。用汉字写白语至今还流行，白族喜唱的大本曲的手抄本都是这样的。这里提供了白族文字发展的线索。
价值很高的石刻
再说石刻。剑川石宝山的石刻是早已著名的。我们这次也去察看了。但限于时间，我们只到了石钟寺，钟山山下的石刻没有去看。就是以已经看到的来说，这些石刻的历史价值是很高的，特别是阁罗凤和异牟寻两窟把当时服式和仪式的形象遗留了下来，比如《蛮书》上所提到的“头囊”“雉翣”，头盔上的“猫牛尾”“吐蕃所赠伞”“铎鞘”等在石刻中都可以找到模型。其他许多有关婆罗门教、佛教的石像也提供了当时宗教信仰的材料。此外还有一个称“阿姎白”的石刻，可能是早期居民生殖器崇拜的遗物。
我们初步印象，石宝山的石刻，就是以石钟寺所看到的来说，在题材和作风上都不像是同时期的作品。“阿姎白”的雕刻是很简单的，使我们推想在这一带曾有过一个早期文化。如果容许我们做一些不成熟的猜测，这个文化可能还包括我们已见到的新石器工具。甚至和许多地方看到的大石崇拜的遗迹（如大理的大石庵、支锅石和剑川的三棵石，巍山盟石等）有关。其次是有关南诏王的石刻。这些石刻都是在岩石上凿出约1米多长方形的石窟，采用浮雕的手法，以人物作题材，刻画出宫殿的场面。第三是那些佛像，有些并不是佛雕，而是完整的人体。佛像中还有不同教派，一部分是属于婆罗门教的。这些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石刻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作品。
我们还注意到山上有许多没有完成的石刻。没有完成的程度不尽相同，给我们一种印象，像是正在进行这些石刻的时候，发生了某一种灾难或战争。迫使当时的人放弃了这个地方。我们又在石钟寺对面的山坡上，就是石刻“酒醉鬼”和“波斯人”之间的地方，发现许多古代瓦片，可能是唐宋时代的遗物。我们因此推想，在这个山坡上曾有过建筑。而且就在这些地方，又看到倾倒在地上的石刻“狮子”和“梵文经刻”。这些石刻很凌乱，也表示在历史上曾受到重大的破坏。
根据前人的记载，还有些石刻至今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觉得还应当在这个山上全面检查一下，很可能找到更多的石刻。
石钟寺的石刻已经建筑了房屋加以保护，但是在建筑时，添上了一些丑恶的，或是很不调和的石刻，如一个庸俗的弥勒佛等。我们认为修理古代文物时，这样随意添加艺术上极为拙劣的东西是不好的。
石刻艺术不限于石宝山，而且时代也不限于南诏大理。最近剑川丁卯城村出土了一块“卫国圣母建国梵僧”的浮雕石刻，是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遗物，在风格上虽则较石宝山南诏国王石刻简单些，但还保留了一定的继承性。因之，还有希望在别处发现类似的石刻。
艺术造诣极高的木雕和塑像
木雕和塑像也是重要的艺术品。我们在这个地区所见到的那些木雕和塑像有些在艺术造诣上是很高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凤仪白汤村董氏“金銮宝刹”和家祠里所保存的许多佛像，有些是木雕的，有些是泥塑的，在样式和风格上，有些和石宝山的石刻极相似。石宝山的石刻有很多已经遭受损坏，将来要修补时凤仪这些佛像正可以作为模型。
木雕和塑像原来是民间很普遍的文物，在白族地区很多村子有它的本主庙。本主庙里以前都有本主像。这些本主像中有些是雕得或塑得极美的，而且有民族的特殊风格。但是解放以来，群众的观念有了改变，本主庙又有很多改作别用，有些干部同志单纯地把这些雕像看成迷信象征，没有重视它们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加以保护，很多已经找不到了，从保存下来的这些雕像来看，有些是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比如邓川德源城庙里的慈善夫人像还保存了南诏衣冠（和石宝山阁罗凤的石刻相似）。剑川甸尾村本主庙里的护甸神，穿着清初白族服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雕刻，弥渡铁柱庙侧殿的两个塑像是生动的少数民族的形象。看到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艺术品，不由得我们不想到被破坏的许多雕塑。在我们去大理前，有朋友要我们到大理喜洲去把中央皇帝庙内元世祖的雕像照个相，因为过去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极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但是我们到喜洲一看，庙宇正在改建成为合作干部训练班的教室，所有雕像已全部毁完了。有一个铜像还是最近背走的，我们曾设法追查，毫无结果。又如剑川龙门邑村的本主庙里的木雕，已经由政府通知保护，但是当我们去察访时，却已不知去向了。至于铜器可能损失更大。贸易部门没有重视保护文物的政策，特别需要注意。我们在巍山和邓川两地的收购站里都发现了元明的铜钟。如果迟些日子去，这两口钟就可能成废铜回炉了。这些说明，各地很多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很可能在无意中遭到破坏，希望文化部门注意这种情况。
我们这次察访中在民间文献方面搜集得不多。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短，接触的面不够广，其次可能是纸张的东西更容易遭到损失。土改时期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应没收的地主们所收藏的书籍没有集中起来加以保管，很多流散和糟蹋了。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访求到一些极有价值的文献。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凤仪董氏“金銮宝刹”大殿角里的两大柜经卷，我们没有时间去系统翻阅，但随手拾来，就有宋刻和元刻的经卷，其中还有一大卷手抄的经卷，卷末写明是保天八年（约相当于公元1136年），是大理国时代，也就是南宋时代的手抄本，此外还看到一个用汉字写成白语的经卷，是明代的遗物。这两大柜杂乱的经卷中是否还有更有价值的手卷，我们不敢说。董氏家祠正壁上刻有家谱，这个家谱本身当然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告诉我们，这家人从南诏起到明代一直是这地方被封为国师的阿吒力教主。明代（永乐十年）曾去京师，当时的皇帝替他造了这个所谓“金銮宝刹”。后来又屡次进京，带回了中原的经卷。现在这两大柜经卷，就是他家藏经的一部分。上面所提到的许多雕塑的佛像也是这“国师”家的遗物。这些文物对于这地区宗教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大理地区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我们知道传说、神话在历史研究上也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研究文字材料比较少的民族历史时，口头传说更值得重视。我们这次察访中，特别注意搜集有关各地本主的传说。大部分白族地区，特别是大理，几乎每村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有些是历史人物，有些是传说中的人物，既不同于拜物的巫教，又不同于拜神的佛教。比如传说中杀蛟牺牲的勇士段赤城，救缅回兵的段宗榜，杀身殉夫的慈善夫人（又称柏洁圣妃，白姐夫人等），还有征南诏败死在大理的唐将李宓和他的部将们，明代征南的傅友德都是本主（以李宓、傅友德等作为本主可能表示这些村子是和当时被俘的或落籍的军队有关）。每个本主都有一段传说，有些编得很美，而且常反映出人民的感情，甚至他们的来历。各本主间还有一定的关系，也反映出各村人民间历史上的关系。对于历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比较各地区的传说也提供许多值得研究的线索，比如观音和罗刹的斗争传说就以大理为最多，如果联系起传说中细奴逻和观音的关系，观音和水利的关系，可以提供佛教进入和当时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联系，而且这种斗争已达到苍洱之间的坝子里。白姐夫人的传说主要在洱海北部流行，到了大理却和吐蕃酋长、唐朝大将结合了起来。如果把这些传说的变化搞清楚，也可以反映出白族形成的复杂过程。
当然，利用传说、神话来进行历史研究是需要很细致的分析。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上面所举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传说、神话可以成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罢了，至于所提出线索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还是成问题的。同时却也说明，研究各民族的口头文学绝不能离开历史，因为只有和具体历史相联系，才能看出这些传说和神话的意义。
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于历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族别问题和在各族历史上的关系问题上，比较各族语言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但是大理地区各族的语言到现在还没有全部研究清楚，特别是白族语言研究得不够，各家的意见出入很大。我们这次察访小组中没有语言学的专家，因此并不能深入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几点，愿意提出来希望今后在这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时做参考。
1954年民族识别研究组基本上已把大理地区具有不同自称的民族成分划分成几个系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词汇相同程度和语言对应规律来加以划分的。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研究他们分化和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词汇方面不但要注意基本词汇所具的特点来研究他们的族源，而且要注意借词的来源和时期来研究他们和他族的接触。比如研究白族语言，如果能从基本词汇的特点确定它们和汉语前身的古语有没有关系固然对白族起源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当注意不同时期白族受到他族影响所引起的在词汇上、语言上和文法上的变化。举个词汇的例子，白族有关粗粮的名词大体上和现代汉语不同，而有关细粮的名词却大多借用现代汉语，这就说明了白族在农业上接受汉族的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如果进一步比较白族各地区方言上存在的差别，也可以看到不同地点不同时期所受他族影响的区别以及白族本身发生变化的线索。
在这次察访中我们曾经注意到白语和汉语在不同地区的变化。在历史上曾是白族主要地区的弥渡和巍山，现在说白语的人已经很少（少数白族是近代迁入的），我们疑心有许多原来是白族的人现在已经改变成了汉人。相反的在大理到剑川一带有很多具体例子，说明有许多汉人改变成了白族。同时各地也还有一些汉人的村子，迁入已有几百年而语言上依旧不改变。在凤仪我们就遇到过已有好多代居住在当地而现在还不会白语的人。不同的情况启发我们要求对各族语言的变化做深一步的研究。这些情况也提示我们在对于人数较少的民族成分的识别工作中利用语言资料时必须十分审慎，如果不从历史中入手去进行研究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结论。
以上是我们根据这次察访工作中的体会来说明，为了进一步为开展大理地区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应当从上述五个方面去搜集更多的资料，并且想说明在这个地区上述五个方面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
我们这次察访所得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以现有资料来说对于已经提出的若干有关白族历史问题还不能提出任何重要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有系统、有计划地从这几个方面搜集更多的资料，对于这些问题可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论点。
我们这次察访中也深切感觉到当地各族人民对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群众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要求。他们已不能满足于神话式传说的历史，而要求科学的历史。现在需要具有专门科学知识的人和各族群众结合起来，共同来解决各族的历史问题。这样的结合不但可以保证科学研究进一步的开展，而且也应当是今后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但是怎样组织考古、历史、社会、艺术和语言学的各种专家更好地和各族群众结合起来讲行研究工作，将是今后开展这项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不久能得到解决。
195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