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离京，24日下乡，5月15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间，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了我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早已过时，回想起关于“早春”一文前后的一些琐事，倒也颇有意思。
2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了冲开为妙。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员会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讨论我这个汇报，希望比较全面地来估计一下当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个会上我用了“春寒”两字。但一经讨论，我感觉到“春寒”两字用得还是不妥当，因为这样说，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想到“早春”两字。“早”是个正面的字眼，和过去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
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认为是吹冷风，其实细细看去，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觉得还是用不上。
后来有人说，暖寒是同一天气的不同感受，于是牵出了感受者的体质问题，一若寒暖的感觉可以当温度表来测验进步和落后的程度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样深，推论也没有这样远。我想到的只是那两个盖子“盖住”和“揭开”的矛盾。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已用惯了的“收”“放”问题，“收”“放”用到“天气”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间，“收、放”，“盖、揭”，“寒、暖”确是插得进两个“乍”字的。不说别的，就是我这“早春”一文就“收、放”了好几次。
民盟的两次会鼓励我为知识分子说说话，所以决定写这篇文章。2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们研究提意见。大约是2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原来这位朋友听到了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赞成陈其通的短论，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过一天，又遇见了一个杂志社的记者，谈起了另外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他说：“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鸣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手上就有着这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向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我的“早春”。
有几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励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我夹在寒暖之间，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是磨角。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诗词的人，还是少装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参观，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说是被政协会发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个马后炮了么？又有些朋友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担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朋友们看到了这篇文章，很多是同意我的，还有些人觉得没有说畅，有点遗憾。关于这些我在这里不多说了。要说的是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概不出乎下面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天气说对了没有？”不同的意见是说我没有摸准或是摸错了。有些说早春天气是曾经有过的，只是已经过去了，未免说得迟了点，不合于4月份的情况。这是由于我这篇文章压了一个时间，我指的原是过去半年的天气。我很同意4月初已不能再说是早春天气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早春天气的说法是错误的。知识分子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又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么？再往下说，问题更大了。因此早春天气的说法根本就不对头。说得轻一些也该自己检查检查这是什么思想。
从这里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天气呢还是草木？”百花开不了，是由于天气不够暖，还是由于草木本身体质不健全？反对提早春天气的朋友们认为：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说得明白些，知识分子要发挥积极性关键是在自我改造，不应当去批评领导。
这种看法和我的意见是有出入的。关键是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我认为在1956年的下半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显著上升的，那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的结果。但是上升了的积极性要体现出来，就要求创造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跟不上要求，表现出了领导落后于群众。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突出了。这种矛盾不及时解决，已经上升的积极性也就难于持久，有可能转化为消极情绪。这就是我所想以早春天气来做比喻的实际。
知识分子是不是应当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呢？我对此是肯定的，并没有怀疑。但是在当前的情况里，要解决上述的内部矛盾却不能单单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内部矛盾的解决固然必须双方共同努力，但是以每一段时期来说，按当时情况的特点，也必然有主要的一方面。和事佬式的两边规劝，听来似乎是很公平，很全面，但事实上是推动不了矛盾发展，因而也不能帮助矛盾的解决。以当前知识分子问题来说，我认为，多要求领导党检查贯彻政策中存在的缺点是做得对的。我提出“早春天气”的确是有意识地强调了天气这一方面，而没有多谈草木本身的问题，我想这样写法也是有理由的。
没有多谈草木本身的问题并不是等于说草木本身已没有问题。我同意：天气尽管好，如果草木体质不健全，还是开不出花，结不出果来的。我不同意：中国那些旧知识分子都是腐朽了的，都被虫蛀蚀坏了的。但是说他们都很健旺，那也不能。先天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提出了第三个问题：整风已经开始，天气是在转暖了。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早春天气一过，草木本身的问题也一定会逐步提出来的，提出来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培养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朋友因为我提到了有人要求“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认为我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进而批评我不应当重业务，轻政治。这正如有人因为我说了今后教书要有些真才实学才吃得开，而说我留恋于教条主义一样，叫人辩白都难出口。
“一间房，两本书”和“两耳不闻天下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房里不一定没有报纸和收音机，书本上讲的又为什么不能是天下事呢？“静静地”一语是不是又惹起了反感？是不是一静就不能成为积极分子了？是不是要表示关心天下事，要表示政治上的积极性，必须天天热热闹闹地开会，激昂慷慨地发言么？是不是这种热度，这种动率才是评德的标准么？我看安静一下，把紧张的空气缓和一些，多读读书，才是壅土施肥的工作。为了开花结果，不做做这些基本建设是不成的。
避免纠缠，敞开来谈，还是这个老问题：知识分子要求提高业务是政治积极性提高的表现呢，还是下降的表现？提高业务和提高政治是互相排斥的呢，还是互相助长的？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示他的政治觉悟才是正常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许多朋友中还是不一致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现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不通过实践是搞不通的，实践就是各人的学术思想工作，那就是业务。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于知识分子的，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在具体的岗位工作上用专门的有效的知识来服务于人民了。这又是业务。通过业务来改造，通过业务来服务，其中无处没有政治，而也必须有了政治才能这样做。因此，当我说到“一间房，两本书”的时候，我肯定是积极性的表示，其中就有政治，并没有脱离。但是在一个认为业务和政治原是两回事的人，一听到别人谈业务就会推想到一定不是政治了，于是有点恐慌，好像那些要求提高业务的人全是开倒车，用手按耳，不闻天下事了。这是不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估计又太低了些了？
“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为止罢（写于洞庭东、西山）。
1957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