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参加顾颉刚百岁纪念会，感想很多。我对顾颉刚先生一向敬崇和爱慕，他是我们三吴书香的骄傲。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时，我正在未名湖畔上学，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听过他的讲。我们属前后两代，相差17年，由于学科不同，我错失了上门拜师的机会。我对史学早年并不发生兴趣，更怕读古书，读也读不懂，因之，和顾先生交臂错失。
顾先生的名字我早已耳熟，他的为学我是衷心钦佩的。那时我还在东吴附中读书，我已读到顾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是在1926年出版的）。当时我上课时不很守规矩，凡是老师讲的课听得厌烦时，就偷偷看自己想看的书，《古史辨》就是其中之一。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告诉我，书上的东西不要全信，看书要先看一看这书是谁写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时我正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思想活泼，就喜欢听这种别的书上和教室里听不到的话。头脑里还没有形成教条，敢于怀疑，很忌“有书为证”这类的话。所以《古史辨》吸引了我，提醒我不要盲目认为凡是印在书上的都是可靠的。
后来我看到陆懋德先生说：“此书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于青年心理者甚大，且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我就是受到这本书影响的青年之一。我还极同意周予同先生所说的话：“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他是有计划的、勇敢的，就心之所安，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从事学问与著作。”这些我在青年时代听到的话，铭记在心，现在年老了，可以加上一句，“受用一生”。我按这几句话做，固然吃了不少苦头，但也尝到真正的甜头。苦头吃过了，也就过去了。甜头却留在心底，历久更甘。
近世的中国学术界大体上也许可以分为四代。从“五四”到抗战是一代，属于我老师们的一代，顾先生就是属于这一代。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前后是我这一代，解放后到70年代末是一代，最近这10年又可作为一代。一代有一代的特点，各领风骚几十年。第一代的人物我所接触到的许多老师中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确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追求真理，热爱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之可贵不是已存在的知识而已，主要在不断追求知识的这股劲。一个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脑袋，能有天大的本领，装得尽人间知识？只有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知识，累积起来，才能越来越多。比如我年轻时代在东吴学生物学时，遗传基因还是先进的知识，现在时隔不过几十年，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基因来改造物种的技能，即所谓遗传工程。已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经过不断追求就成了无限。人类是演进来的，还在演进，将来会演进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我上一代的学者那种一往无前推陈出新的精神确是动人。我相信它符合宇宙的演进规律。我去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就是想歌颂我们上一代的这种精神。我写的是关于汤佩松先生一生的奋斗经过。他在生物学战线上冲锋陷阵，远远地超出当时西方的生物界。可惜生不逢时，他培养的花圃里并没有百紫千红的煊赫起来，但是那种精神却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素质，光辉的前途是可以信得过的。
顾先生不又是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么？他的《古史辨》却比汤佩松先生的“生命之源”幸运多了。顾先生这支锋利的笔杆居然把几千年占在历史高位的三皇五帝摧枯拉朽地推倒了。原来不过是历代编下的一段神话！历代古人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成的这座琉璃宝塔被顾先生拆成一堆垃圾。这不是一件大大的快事么？三皇五帝的偶像都拉得倒，也预示了没有事实基础的历史的纸老虎，都不会经得住科学的雷电。
顾先生是打破偶像的前锋。他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本来语言风俗不同，祖先氏姓有别的民族，归于黄帝的一元论……有了这样坚实的一元论，于是我们的历史一切被其搅乱，我们的思想一切受其统治……所以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顾先生这番激昂慷慨的议论，加上他史不绝书那么厚厚的论证，使像我一样的青年学生完全折服了。事经半个多世纪，我年纪已进入耄耋之列，顾先生也已经过去了13年，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的百岁时，作为他一个没有及门的同乡后生，我心里却非常矛盾。我毫不动摇地承认顾先生所说历代虚构的这部上古史，甚至可以类推到以后的许多传说性的史实，都是不足信的。但是我们的祖祖辈辈难道全是居心叵测的诳言家么？他们为什么要编出一套虚构的历史呢？他们认真地虚构这一套历史这件事的本身反映着一件什么真实的历史过程呢？从这个伪编过程能不能就得出结论说，“古代真相不过如此”，只是一片荒唐的虚妄传说，因而“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对这个结论，心里还有疑问，实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
顾先生一代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学术界不动思想，轻易信人，人云亦云的风气，所以顾先生自己说要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我这一代在这种学风上虽则已大为衰退，但尚幸余风未灭，只是几经风雨，有话常自己咽下。今天在顾先生的纪念会上尽情一吐，也可说是话得其所。
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内容，在1958年前已经提过了，只是没有联系到《古史辨》本身。今天补此一课。那是1939年的事，当时我匆匆忙忙从英国回来决心和同胞们共赴国难。到了昆明看到顾先生在2月29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文。他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借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着重说：“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我看了这篇文章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我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就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这封信在该年5月1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公开刊出了，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接着顾先生在5月8日和29日撰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长篇大论，意重词严。
这样的学术辩论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
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
顾先生自有他的想法，我已无法当面请教他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人神可通，他一定不会见怪我旧事重提，因为历史发展本身已经答复了我们当时辩论的问题。答案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民族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而是可聚可散，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的富饶。我们这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来之不易，历经几千年，是亿万人努力创造得来的成果，我们子子孙孙自应力保其繁荣、富强、完整、统一。过去创立的功绩，不应抹煞了，今后的光荣只能立足在这个现有基础上，从不断创造、不断更新中得来。这一点我希望顾先生能含笑点头，予以同意。
我刚在说到我对《古史辨》心里还有疑问后，插入了我和顾先生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论，似乎有一点乱了思路。其实并没有。因为顾先生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正说明顾先生思想上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并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正如顾先生当时要提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样是迫于时势。三皇五帝是否也有其必须提的背景呢？我对顾先生的三皇五帝纯系虚构的说法，并不怀疑。但是想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要虚构这座琉璃宝塔来“欺世骗人”？真如顾先生所谓拆穿了，“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意思是它只是一片荒唐的虚妄传说。我们古代历史不是成了一回荒唐事迹了么？我们自然会说“民族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了。这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这是出于他没有更进一步深究这座宝塔在中国古史里所起的积极作用。其实顾先生在厚厚的多少本《古史辨》中有许多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提到或暗示，这个虚构过程是密切联系着中华民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过程。尧、舜、禹、汤原是东南西北各地民族信奉的神祇。当这些民族与中华民族这个核心相融合时，各别的神祇也就联上了家谱。这一点顾先生不仅不否认，而且提出了不少证据。使我不能了解的是为什么顾先生那样热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体，却不愿承认缔造这个民族统一体，使信奉个别神祇的许多集团归成一体的有功的群众呢？分别的神祇原本是小集团认同的象征。各个小集团融合成了一个较大的集团，很自然需要一个认同的汇合，这时分别的神祇也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虚构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族的群众。如果我们同意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不断扩大正说明了我们民族的强盛和文化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肯认可这种认同象征的联宗呢？
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不能不怀疑顾先生的思路中存在着个没有解开的矛盾。如果他真正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容纳多元，融成一体，那么他的《古史辨》岂不就是我们民族自古有之的这种伟大性格的见证么？也正因为有此渊源，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才可以成为和平共处，兄弟相待的全球性社会的一个支柱。我同意顾先生把我们民族光荣放在将来，但将来的光荣是有根底的。这根底就是我国5000年来的历史，包括顾先生深加辨析的古史。
顾先生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已经纷纷萎逝，我作为紧接这一代的后辈，深自疚愧，不仅没有能发扬光大前辈的为学精神，甚至难以为继，甘自菲薄。国运其昌，命在维新。缅怀前贤，敢不自勉。
199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