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辈，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中，确有许多后来长成为这个世纪我国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着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学术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的桩子。不久前永息的吴泽霖先生就是其中我熟悉的一个。
吴泽霖先生一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正如一位长期协助他工作的同志所说的：“吴老为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灌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专业的种子撒在哪里。他这种锲而不舍地追求科学、振兴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殉道者的境界。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和最有权威的民族博物馆专家。”
博物馆的事业在中国已有百来年的历史，如果把私人对珍贵文物的收藏作为博物馆的起点，那就更加源远流长了。但是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那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
吴泽霖先生早在抗战开始，随大夏大学由上海西迁贵阳。他就在该校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1940年在贵阳举办了三次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这是少数民族文物在贵州第一次公开展出，当时报纸誉为“国内首创”。
这“首创”的意义是深远的。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些年里，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正在大肆鼓吹大民族主义，根本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就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贵阳发生过强迫苗族妇女剪发改装的民族压迫事件。把少数民族作为同等具有灿烂文化的民族，把他们的文物在社会上公开展览，事实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强烈抗议。少数民族文物博物馆事业就是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诞生的。
我有机会亲自见到吴先生是1941年他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真是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在云南他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并收集了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进行公开展览。抗战胜利后，吴先生携带这批文物随清华迁校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内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永久性的民族文物陈列室，也就是小型的民族博物馆。在筹备过程中我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去参观一批由台湾运回大陆的珍贵的高山族文物。在座的还有梁思成先生，我在旁看他们一件件认真地鉴定这批文物。我这时才发现吴先生不仅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且是个精湛的艺术鉴赏家。他们两人可以在一块木雕前面谈上十几分钟，从此我明白一个民族学者没有艺术的修养是不会全面的。后来我才知道吴先生原来具有艺术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在江苏常熟乡间是个有名的绘画家，吴先生幼年时还当过他父亲的助手。这种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可能是引导他成长后偏爱少数民族艺术的根源。
后来我又想到，吴先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帮助了他坚定地信守民族平等的观念。在各民族的文物中可以透视到各民族所共同具有的艺术创造力。这种艺术创造力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即使在最简单的一块石头、一片木板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最高的艺术创造力。认识到这一层，才能真实地相信各民族根本上是平等的。
吴先生在留学时期已接触到世界上各种民族和当时在美国十分猖獗的种族歧视。他衷心地“路见不平”。他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里极力揭露和批判了这种种族歧视。他这种崇尚民族平等的思想一直贯串了他一生的事业里。民族博物馆的创建只是他为实现他的这个理想的一项具体措施。他热爱民族文物是他从心底里认识到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表现。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感情，导致他一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解放后，1950年吴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先到贵州后，又来到广西，访问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吴先生是最年长的。我当时还担心他年已过半百是否能吃得消民族地区的工作。那时的民族地区绝不能和现在相比，深入访问少数民族千家万户必须爬山越水，很多地方还只能徒步往来。我幼于吴先生12岁，已经感到行动艰难，对吴先生来说应当是一项体力上的考验。但是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能参加这个队伍时，他不仅毫无难色，而且表示出求之不得的兴奋。我们在贵州和广西访问的两年中吴先生在种种困难面前，没有后退过一步。
记得从贵州的威宁返回毕节的道上，正值大雪。我们所乘的卡车相继抛锚，大家只能手拉着手，穿上草鞋，沿山坡的公路上上下下地步行。黄昏时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正值闹瘟疫，不能接待我们。我们几十个人不得不挤在路旁的一间道房里过夜，生了一个营火，大家围坐着。吴先生为了鼓舞大众的情绪，带头讲故事，把一个凄凉的夜宿，转变成了一个欢笑热闹的晚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平时谦让温厚，决不争先，但在困难面前，胆大心细，勇于承担。第二天到达山下，毕节派车来接应我们时，吴先生的草鞋底已经磨破了。事后，我们每次谈到那晚的情景，一直觉得留恋不止。
这两年的辛勤劳动对吴先生来说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在这段期间我们收集到了大量少数民族文物。回京后，经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在北京三大殿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为期三个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任命吴先生为主任。
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宣告成立，吴先生和我都参加了这个学院，并在中央民族学院里开辟了一个文物室，整理、保管、陈列当时各方面收集到的少数民族文物，包括清华大学原有的收藏。在当时说，已初具了少数民族博物馆的雏形。
后来，吴先生工作有了调动，1956年他调到西南民族学院，后来几经更迭，1982年又到中南民族学院执教。民博的火种跟着他传到了成都和武汉。我虽则没有机会去参观过他在这两校成立的民博机构，但是我几次见面中得知他在民博事业的认识上正在不断升华。在北京这段期间建立的，用他后来提出的分类法来说，还是属于民族博物馆性质；而其后在成都和武汉所建立的却已逐步向他所谓民族学博物馆发展。这两类博物馆的区别是在其服务对象有不同。前者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主要是在宣传民族政策和介绍民族情况，是普及性的；后者是为民族学研究工作服务的，着重围绕一定的专题搜集文物，用来阐明民族学上的专业问题，所以是专业性的。当然这二者也不应作严格的划分，专业性的文物搜集同时也必然能反映各民族的情况和民族政策，而一般性的文物搜集也必须针对一定的民族特点和发展水平，同样是民族学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二者都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证，起到政治上的宣传教育作用。推测吴先生提出这种分类的意见目的是在于强调教育和研究机关发展民族学的研究必须以实物论证，通过实物来阐明理论上的观点。这是我完全支持的。
5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云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吴先生在民博事业上的工作不可能是例外。吴先生个人的遭遇在同行中更可以说特别严重。他一生谨慎，从不出格；他一生爱国，没有半点私心。但是在暴风雨中，不仅一样在劫难逃，而且不近情理地蒙受到家破人亡的打击。以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来说，他是因为西南民院右派定额不足规定比例，而在1958年补划的，这种处理实在是错得离奇。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调离到中南民院后才得到部分的更正，而主要的损失包括他的家庭的受害和岁月的丢失是无可补偿的。即使在错划右派改正之后，他还是以七十高寿独身寄宿而被安置在四层高楼的单身宿舍里。我每见到他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心里总是不得平静。但他却反而安慰我说：这给了他很好的锻炼机会。也许他是对的。他身心康泰一直坚持到92岁，平时很少病痛，岂非实事？
现代的年轻人也许不大能体悉到像吴先生这样的为人，而他这种精神在我的前辈中却并不是稀有的。这种人是怎样想的呢？让吴先生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下面是他在答谢同人们庆贺他九十大寿时说的话：
“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我仍然欠了人民一笔债。欠了债，必须还。还债是好事，做好事不怕晚……只要一息尚存……还能……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
吴先生在这个人生的天平上是否如他所说的还没有压平，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断。我想说的很可能就是他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把个人放进历史和社会的天平上来衡量自己，是推动我的上一辈人才辈出的力量。吴先生所开创的事业能否早日开花结果那是有赖于历史的条件，到现在不可讳言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一点吴先生是有高度自觉的，他只求耕耘，不求及身收获。我完全同意他有一天同我说的话：“中国总有一天会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民族博物馆的。”他的信心带动了我。而使他有这个信心的却正是他那种高度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1990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