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逵死了！”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愿意死的人，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这几年来狼狈得够他受，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多此一举”的生命，死却偏找着他。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满怀不平想申诉，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郁积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地围上项巾，离开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风，吹在却尔思河面，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
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似乎也是这个天气（我的记忆这样模糊），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泥于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那天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
有一天，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好像是有一点微雨，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短裤，褪了色的呢帽，衔着烟斗，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说话时有一点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里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云逵。”我有一点不相信，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
其实，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他提起了，我才记得，远在10年前，我在清华，认骷髅、量骨头、杀兔子的时候，他曾到我的实验室里来参观过。这时他刚从德国回来。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人中的一个先进。我在这试验室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逢着心里闷的时候，就烧香。白骨满桌，香烟缭乱，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他进门来，我是个小学生，老师带着此贵客，见面之下，有一点窘。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临走时，抚摸了一回这个毫不古雅的香炉，向我笑了一笑。这一笑我还记得。
在车上，我们两人就攀谈起来，话从海外说到天边，一直到车到了昆明，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分手后，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他是否在古庙里，我也没有打听。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因为在一起做事，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他那时已搬来学校里住，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我一进他的门，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着头，摇了摇：“怎么办？”一忽，很坚决地说：“不管它。”这是他，他不像我那样安于糊涂散懒。他的性格多少有一点和我相同，可是他却偏不肯承认他的性格，而且永远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几次和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弄艺术？诗、画、音乐，也许除了跳舞，都是你的专长。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劲弄科学。中国少了个特出的艺人。”他有时也承认：“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个研究遗传的人说这话！”我接着顶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抚摸香炉时的一笑。他没有话时，就来了这老话：“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顺了风张篷，有什么意思？人总是不服气的，总是要找个最狠的仇敌，而最狠的仇敌决不在外，就是自己。魂灵最怕安定，除非有了个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对象，生活才有重心。这也许就是云逵所谓“力人”。不论人家怎样不了解他，他是在实践这理想，在向他遗传争斗。
我在这种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远。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弯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这时死去——似乎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这是，我若没有错解他，否定现实，在否定中创造新的境界。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已经断伤殆尽，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顺命安分，走近路，满足在低级的团圆上。航海探险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宝太监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编成神话。在别人实是家常便饭，英国人中很少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美国到了无险可探时，还会在高空里走绳索，否定安稳，不服命运；在中国这些是荒唐，多少人为宝玉惋惜：“何必自苦？”云逵这种人在中国是不会长寿的，他生错了地方。
那次敌机轰炸昆明文化区，他那间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它堆成了一个小丘。他来找我们时，我们的门面也已经认不清。我们相见之下，大家觉得很轻松：“等得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现在看来，我们得感谢这些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也决不会搬下乡，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和工作打成一片，连现在这点成绩也不会有。这是云逵，不是别人，把我们的研究室安置到了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魁阁也从此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饮水思源，我们怎样能忘记云逵？
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入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方法的相同之处入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并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
中国人不很容易赏识“相反相成”的原则。我们听见和自己不合的意见，总会觉得人家和自己过不去，因之影响了交情，甚至互相中伤，形成了党同伐异的风气。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免受这传统的遗毒，但是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当他离开云大时曾和我极诚恳地说：“我确有很多时候气你，但是我们的交情也就在这上边建筑了起来。”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要求丰富生活的人，生活要丰富就得有一个可以时常找到和自己不同见解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引得起内心的矛盾，有矛盾，才有新的创造。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就因为我们不会在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新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他是明白学问的人，为什么中国明白学问的人就不易长寿？这是我永远不明白的。
在魁阁的一年多中，我们的相知不仅是在学理上，我们在生活上也有深刻认识。我永远记得，当我孩子在艰难中出世后，他第一个来看我们。他用鼻子闻，用手抚摸：“这是人间最美的，孩子的气息。”第二天他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我已背不上来。爱孩子的人才明白生活的艺术。他时常偷偷地看我的孩子睡时的安静，无邪的天真。有一次我在孩子身边抽烟，他很严肃地要我把烟灭了。“对孩子不好。”云逵懂得爱。在他不自觉的小举动里，我看他时常会忘记自己。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却并没有在他眼底长大，这是他的憾事。
提起他的孩子，我怎能忘记和他一同从大理回来的一幕？他知道我的历史，我们谈话中，他总是极小心，绝不提起我的往事。那是因为他知道假如他是我的时候，他会怎样难过。谁知道他所要避免加之于他朋友的感情，却会成了他自己的经验，而且更加重地降到了他最爱的人身上。他若有知时，恕我提起这一段最好能忘了的创痕。
在大理时，我们一同到街上去买小皮袄给孩子。他突然和我说：“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是最爱孩子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孩子。”虽则我们离家只有20天，有家的人，大家有些想家，归程的一路，在汽车里聊天，都是些有关太太和孩子的琐话，谁知道这时他的孩子已经急病死了呢？我们到翠湖东路时，还不知道出了这事。他那时住在玉龙堆，几步路就可以到家，但是招待我们的朋友却拉住了不放他回去，要他吃了饭再去。他们知道了这悲剧，不敢说，偷偷地把这话告诉了我。他一直被蒙蔽着，还要和我说尧尧不知道好不好。他又说，买小皮袄时，他不知为什么想不起尧尧的身材来，好像没有了，空虚了一般。我听着，实在受不住，想哭，又不能。所以我拉着他说：“我们先去你家看看吧。”一路上我说了很多无聊的话，想瞒住他，可是我的神色和举动引起了他的疑心。一到家，房里没有灯，同居的朋友从楼上匆匆忙忙地奔下来——
“尧尧怎样了？”
“没有，没有怎样，你上来说。”
“完了，他死了，一定死了。”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痛哭。我呆着，直说：“哭，痛快地哭！”可是他还是收住了：“不要紧，我受得住。”眼泪却直流。我扶着他下楼。他和我一遍一遍地说：“我对不住他们。”——一句沉痛的话。
云逵经了这次打击，有一点变了。可是我常在乡下，他在城里，相见不多。有一次他约我一同到女青年会去找他太太。他太太刚在弹钢琴，我们不愿打断她，轻轻地坐在她背后听，好像暴风雨方罢，有一点严肃和惨淡，有一点不自然的平静。我心上一阵阵冷，大家没有提孩子的事。
我离开昆明前一刻，他到我房里来，一直送我上车，似乎大家有话要说，可是都没有说什么，这是我们最后相见的一面，后来从别人信上知道他又有了一个小女孩。
“云逵死了——”之毅的信上说，“情形很惨。”树青信上说：“刺激很深，宁为治世犬，毋为乱世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是我自己。门外过着一队兵，在唱：It is a long way—a long way.——我不能再写了。
1944年2月于哈佛木庚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