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晨离北京，午前飞抵南京，今天下午动身，傍晚到无锡。无锡是这次南下农村专题调查的第一站，这两天是在旅途中。
今天中午偶然想起曾有写《新中国的一日》之约，一查手册记事，应写的一日正是今天。到了旅馆，吃过晚餐，入睡前写下这几页，以偿诺言。
旅途生活有什么可记的呢？想了一想，值得记下的是在飞机上和火车里看完了巴金的《随想录》第一集。
当我一早离家时，我的女儿问我要不要带几本书在路上解解闷？这是我的老习惯。这次出门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到临行前一晚才编完天津人民出版社要我早日交卷的选集，由我女婿整理的行装都没有过眼。经女儿一提，连忙伸手向她要书，她顺手把最近为她女儿买的一套巴金的随笔，塞进手提包里。书薄本小，便于插入口袋，有零散时间都能翻阅。
说来也惭愧，我对巴金慕名已久，但自从在中学里读过他的《家》之后，我并没有读完过一本他所写的其他小说。我想我一定曾和他在什么公共场合下握过手，但不记得有任何一次曾和他通名请教，更说不上交谈了。我对他一向有很好的印象，可以用得上尊敬二字。那是从师母冰心女士口上得来的。我不只一次听到她说起这位“说真话的人”。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里，肯说真话，而且敢于把真话，怕口说无凭，用黑字印在纸上的实在不多。我按着手指计算，两只手已经够用。物以稀为贵，人亦应以稀为尊。至于他说了哪些真话，我却没有问过。
我上面说的这段话，也应当可以说是真话，如果我不因潜意识的干扰，记忆不致有误的话，事实是如此。真话够不上，也可说是实话。真话是心口如一，实话是言而有据。巴金自己谦虚不敢自立于作家之林，不称自己的作品为文艺。这是真话，但不是实话。我对文艺不敢高攀，非不好也，而是走不上这条路子。年轻时也喜看文艺作品。在清华住校时，枕头底下老是放着一册袖珍本的《战争与和平》，睡前不时翻出来读几段。同房的那位读地质学的朋友爱看《红楼梦》，我们还时常相互“对考”，一人读上一句，另一人就得接下一句。我那本翻得烂熟的《石头记》是在英国回来时，在船上送了人的。当时估计，既到后方投身抗日，这类书无须跟我了。
从此，我真的没有看完过一本长篇小说，倒并不是冒烽火上前线顾不得这些，而是在后方当教授，柴米油盐已够把业余时间消耗精光，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品赏文艺。解放后，新小说我不爱看，旧小说又看不得，所以和文艺也就疏远了。
这次上路带上了巴金的《随想录》，从北京看起看到南京，从南京看起看到无锡。薄薄一小本看了足足有五个多小时。看书的速度没有平时快，不是因为旅途上有干扰，这样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候近年来是不易多得的；而是因为阅读时常常走思出行，引入了自己的重重往事。惊醒时，又得重找移神的断头。这是老相吧，年龄到了，思想难于控制，不易专一了。这自然是个生物原因。看来更切实的可能是这本书写下的好像不仅是作家自己的随想，还把我的思绪也带着织了进去，我身在空间向前移动，而思想却在时间里倒流。真是“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
我当然不敢自比巴金。他长我近10岁，永远也追不上他。但毕竟共同经历了三个朝代，而且还同样莫名其妙地从这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明白怎么会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20年反常岁月里活了过来。正因为有这一点相同，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这些语言埋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心里，很少写成文字。有人不会写，有人不敢写。一有人写了出来，这些人必然感到痛快。痛是难免的，谁没有伤疤？痛得愉快，这些话埋在肚里会发霉，伤人心骨。
巴金是个善心人，他想通过他的笔，把他经历过的那些使他痛心的事，暴露在太阳底下晒晒，杀杀菌，让别人可以不致再受同样的祸害。这番心意令人起敬。但愿他那片心能感动“上帝”，真话发生实效。心有余悸的人自然还会害怕事与愿违。但这是今后之事，事虽难说，善心人终必有善报，是人类想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坚持的信条。让我为巴金老人祝福。
旅途总有尽头，火车按时进站。车停时，我刚刚看完《随想录》的最后一页。把书插入口袋，睁眼四顾，似乎回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像电视机上扭入了另一频道，音响色彩全变了样。
热闹的场面结束后，回到房里。关上灯，向窗外望了一时太湖的夜景。想起旧约，提笔写下这一天的记事，以此交卷。
1987年5月21日写于无锡太湖饭店2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