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及身见到自己孕育、保养、栽培、提携的理想长大、成年、发华、结实的人物是历史上所罕有的，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首创者，工党之父，锡德兰·韦柏先生〔（Sidney James Webb ）即柏斯斐德男爵（Lord Passfield）〕却是罕有者之中的一个。他以89岁的高龄，在工党政府调整阵容，以壮健的自信迎接英国近代最艰难的第三届国会的前夕，与此深深刻上他思想烙印的祖国，与此正徘徊在和平歧路，受着左右思潮激荡，已近迷惑的世界，长辞永诀了。如果还有人对这已为人间服务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记录觉得不足，真未免贪婪；我们只有抱怨上天对英国的偏心，竟这样地不吝啬人杰，让这蕞尔岛国上，在过去百年中，聚集着这样多不世出的才智，而且，怎能使人不妒忌，又给他们这样长的寿命？至今还有萧翁硕果独存；以经验，讲历史。就是这些老而不旧，历久而不顽固的人物，支持着英国社会兴替的秩序，变迁得这样深，这样快，而依然有条不紊，从容有度；革命不需流血的光荣成就。
可是，韦柏先生的逝世还是使人感觉到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好像寿命给他这种人的限制是不公道的。读他书的人从不会想到他的年纪，他的思想永远不过时，只要是他还活着。78岁的时候，他还会写出1200页的巨著，而且这巨著却又是对苏联社会最公平的介绍和批评。年龄竟成了复利的母金。谁会不私下猜想：“当他过百岁生日时会给我们什么宝贵的纪念品了？”他永逝的消息带来的怎能不是失望，一种似乎不应当有，但又是免不了的私怨，放走了一个缺不得但又留不住的客人一般的怅惘，一种寂寞，一种空虚。
这时我又想起了斯宾塞（Spencer），那一个汇集英国个人主义时代的大成的哲人，弥留时，韦柏夫人向他说的话了。她说：“当我们丧失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是不能缺的。”和空气一样：有时，太自然了，不希奇的；没有时，那才是不得了。我们实在不应让上帝把韦柏先生召回天国，我们人间还不能缺他。这是他：缓冲了现代工业所带来的阶级争斗；这是他：筑下了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是他：豁免了英国，可能是全世界，一次左右壁垒分裂所会引起的流血悲剧。如果我们没有沙迷了眼睛，怎能说：这已是他功德完成的日子？
——但是，这是我们过分的奢望。也许，我们应当让他安息了。他已指出了这条维持人类文明的道路，走不走应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韦柏先生的传记是平淡的：没有马克思的流亡，没有拿破仑的长征，甚至连罗斯福的小儿麻痹症都没有。他不像穆勒一般7岁能文，他也不像小彼得一般弱冠执政——他虽则没有这些，但是对时代的贡献却不下于任何一人。
他这平淡的一生开始在一个平常的家庭里，像20世纪中叶英国中层阶级的其他家庭一般的平常，平常得不时夹着些恼人的贫窘。但是不时的贫窘并没有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16岁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在一个经纪人的写字间里当个小书记。这工作并没有阻碍他求学的生活。三年的自修使他能通过文官考试进入公务职位。按部就班地连续应试，22岁升到了最高级的书记官的地位。公务又限制不了他的学业，公余他在法律学院上学，经过10年，使他能辞去公务，执律师业。
33岁起，开始他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涯。他那时被选入了伦敦地方议会。他的从政却和别人不同。多年公务员生活和他善于思索，不懈观察的性格，使他对于政治，尤其是行政制度，发生研究的兴趣。他参加政治的动机并不在个人事业的发展，而是想从实地经验中去了解英国政治制度的情况。从那时起，他开始写他那七大巨册的《英国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他平生的著作中，还只是极小的一部。
他平淡的传记中唯一略具色彩的节目是他的婚姻（假如他迟生半个世纪，他这种婚姻也并不能说有任何别致之处）。他的夫人裴屈莱斯·波特（Beatrice Potter）是伦敦有名的望族九姊妹之一（另一个姊妹就是现任经济部长的克利浦斯的母亲），自幼跟从父友斯宾塞学习，眼看这独身的哲学家怎样一页一页地写成他的名著综合哲学，可是她却在个人主义的渊源里蜕化出了社会主义的根苗。从社会地位讲，这一宗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相当“非常”的。也许从性格上看去，也不易使人能预料到他们的结合。韦柏先生平稳的性格一如他平稳的身世，是个不易激动，理胜于情，胸无城府，坦白易近的人，而他的夫人却是个感应极锐利，悟性极敏捷，而且又是富于清教徒的道德观念的人。可是这许多距离却阻挡不住这两人的结合，共同的兴趣给合了他们，他们的结合又产生了共同的事业。自从结合之后，他们的事业实在是“共同”的：写的书是共同的，不但一同搜集材料，一同讨论，连写出来的文字，都分不出是谁起的草。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像是一个作家的笔名。没有人能想象假如锡德兰不加上裴屈莱斯英国文坛会有怎样的损失；损失是一定的，自从1943年裴屈莱斯死后，锡德兰从没有再出版过一本书。这四年的寂寞生活可能是韦柏先生成年之后贡献最少的四年。
“费边”（Fabian）像是韦柏夫妇的绰号，他们不但是费边社的开创者中的要角，而且一直是该社的台柱，虽则他们并不是开创者之中最后去世的人物，只差萧翁一位。费边本是古罗马名将，他采用迁延战术击败汉业堡。这字因之用来指缓进主义。韦柏夫妇采用此名来称他们的学社表示他们所主张的是：慢慢的，用正常的民主政治方式，争取国会里的名额，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立法。这方法比了马克思所主张革命的方式是缓进的，是迁延的，所以是费边的。
激进的社会主义认为“费边”是条盲巷。因为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只有在对于资本主义下的特权阶级有利的时代方能存在，如果这方式会威胁他们的特权时，他们立刻会取消这种方式，不等到你能用这方式去打击他们时，这方式本身已经不见了。这说法自有相当根据。民主政治是协商的政治，是同意的政治。如果有力者不愿协商，不愿同意，这种政治自然不能成立。因之，民主政治的最后试验是在社会上有力分子是否能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而放弃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不去破坏这政治的方式。激进社会主义认为天下不会有已经执到权力，已经得到特权的人，不想尽一切方法，包括暴力，去维持权力和特权的，所以夺取权力，消灭特权，不可能不用暴力。
费边社会主义却说：“让我们试试看。我们英国人也许可能不需要暴力的。这样说好不好？只有在不尊重民意，想靠暴力来维持少数人特权的地方，才会发生暴力革命，所以如果我们能说服这少数人，使他们明白在暴力革命丧失特权不如自动的放弃为上算，暴力革命不是就能避免了么？我们相信英国人可以有这一点聪明。”
韦柏先生不但说这是可能的，而且要使这可能性实现。他教育和组织人民，领导他们争取应得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尽力说服对方：辩论，著作，用事实证明他的看法，要求大家以理智和远见来求公共的幸福——这是他一生的事业。
在教育事业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友里包括现在政府领袖艾德礼、唐尔登、诺贝干等——把社会科学列入大学课程中。他创刊《新政治家》周刊，一直到现在还是英国有力的进步舆论的发言者。他主持费边社的研究计划，对英国社会制度的各方面作详尽的研究，历史性的和实地调查性的研究报告陆续发行，使英国人民对于自己的社会有充分的了解，了解是理智的开始。
在组织事业上，除了他所主持的费边社外，他促进了工党的成立。工党是费边主义的实验。他呼吁劳工阶级团结，参加选举，进入国会，执掌政权，实行社会主义立法。1915年，他自己出任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主持工党政策的厘定。1919年他被选入国会。1929年在工党政府里，他担任商业局主席，他举行了一次空前的英国工商业调查，是后来经济计划的基础。这时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他力求退出实际政治，因为他明白他的贡献并不应限制在日常的公务上。但是政府不肯放他，他又入过一次阁，一直到1931年才达到这愿望。
他所参加的那次工党政府，并没有在国会里把握绝对多数，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使他满意。英国的特权阶级固然比别国聪明，并不想破坏民主政治来保障自己的特权，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并不能有效的，但是也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肯轻易放弃特权。工党政府终于垮了台，韦柏先生默默地在思考着这些基本问题。在1923年他已经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一书中指出了这困难：资本主义并不肯自动地退让。他于是研究苏联的革命，他偕同夫人一起亲身到苏联去视察，1935年，他那部介绍和批评苏联的巨著《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这是他最后一部巨著。
从那时起，世界已进入一个将到的大风暴。东方的日本烧起了侵略的火焰，欧洲的反动势力从西班牙入手，终于把英国卷入了战火之中。在战争中，韦柏先生似乎给人所遗忘了。但是他没有忘情于这个多难的世界，他厌恶暴力，而暴力正支配着整个欧陆；他怀爱民主，而民主已成了软弱无能的罪名。他一生的信仰正在遭受火的考验。这时已不再是话和笔，而是血和肉的答辩。在这最危急的时候，1943年，形影相依，偕老白头的裴屈莱斯，受不住这丧乱和忧患，先他去世。这一切的打击对他是深切的。但是他还活着，他要得到一个答复，才愿意长辞永息。
1945年带来了他所盼望的历史的答复：法西斯崩溃，民主政治得到了最后胜利。这还不够，7月26日，他微笑了；英国又成功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他一生所努力的目标，工党在民主政治正轨上获得了政权，而且在国会里得到了绝对多数的地位。他祝福他自己培育出来的子女们：
“现在可成功了。”
韦柏先生是有耐性的，他是费边。费边不怕失败，因为缓进就是节节失败，节节上进的意思；这和急功相反。谁也说不定英国是否能保持这革命不流血的记录，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宝贵的理想。在这刚受暴力摧残过的世界上，这理想更值得宝贵，更值得爱护。
我们留不住韦柏先生，但是他所带给我们的理想却不能让它轻易离开这人间。
1947年10月31日于清华胜因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