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慧 译
“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书写和阅读历史？特别是关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圣西门回忆录》第一章的标题）
——圣西门（1675—1755）
“那是一个夏天，清晨的时光非常美妙，树都是绿的，草地上满是青草和花朵。”（兰斯洛特和格温娜维尔的中世纪史诗，第841页）
1995年底，我去塞尔维亚旅行，并写下了冬日旅行的故事。如今，半年多过去了，也许有必要为上次的冬日旅行做一个补遗。
春末时节，我在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的朋友会合，一个是外语老师兼翻译扎克，另一个就是画家兼司机、生活艺术家兹拉特科。这次故地重游，我们想变换一下路线，从塞尔维亚西部的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到维舍格勒，最后抵达现名为波斯尼亚的“塞族共和国”，主要是想看看德里纳河大桥，因为伊沃·安德里奇写过那座桥，仅仅就是这样。
这次重游塞尔维亚，有一个契机——但仅仅是一个契机——把我的冬日旅行故事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带着这本书，我和我的两个塞族朋友准备立即驱车去贝尔格莱德城外，去寻找那广阔的东西。像第一次一样，我来塞尔维亚，迫切地想作为一个旅行者，独自一人，一切自理，当然也就是“自掏腰包”；比起第一次，我打算更少记录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后来，我的确也没有记录什么，甚至一点都没有。
当南斯拉夫航班在贝尔格莱德河谷平原地带降落时，天气闷热无比。机场周围杂草丛生，连一朵小花都看不见，让人感觉仿佛已经到了夏天，春天早已过去。贝尔格莱德主街两旁的加油站又像以前一样照常营业，马路边上已经见不到小贩手举汽油瓶叫卖加油。取而代之的，是在市中心可以看到一些罢工的工人，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他们来自国有企业，聚集在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大楼前讨要被拖欠的薪水。在那高高的玻璃窗后面，时不时会露出一个官员或者更多是官员秘书的面孔。
然而，在贝尔格莱德那几天，留在记忆里的无非只有郊区策穆恩的多瑙河畔此起彼伏的蛙叫声。自从解除禁运之后，多瑙河上的货运船只又恢复了繁忙的运行。那是一种嘎嘎格格声，随着闷热的暴风雨的第一次雷声，突然变成了一种愤怒的吼叫。然而，当雷声再起时，它却沉寂了；当雷声一声接着一声时，它仿佛变得无声无息了，越来越宁静。之后，还有足球赛在城市的另一边举行，靠近铁托纪念堂，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对阵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人声鼎沸，一片喧闹——观众共同成为一个巨人——在椭圆形露天球场上，两支纯粹的塞尔维亚球队。看样子，仿佛现在和以前没有两样，这是一场大南斯拉夫决赛。我们说，是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对阵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或者是贝尔格莱德游击队对斯普利特哈伊杜克队，又或是卢布尔雅那奥林匹克队。伴随着一系列烟雾弹助威，有毒绿色，有硫黄色，也有亮蓝色，一会儿在红星队的球门后面，一会儿又在游击队的球门后面。弥漫的烟雾不仅笼罩在球迷上方，而且也淹没了绿茵场上的球员，以至于这场比赛在很长时间内丝毫看不清传球的路线，只看到身着球衣的人影在烟雾中奔跑。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看台的观众身上：在所有座位上站着和坐着的观众，一片狂热，一片兴奋，仿佛这样一来，在这个小小的塞尔维亚，要召回昔日的、包括从里耶卡到马其顿的整个迪纳拉疆域，几乎可以歇斯底里地说，难道在这些欣喜若狂的游击队或红星队球迷的眼神里，不也同时一起回荡着一种讽刺吗？你只需打眼看去，它就会眨眼或者眨眼示意，不，闪烁回应。
终于可以离开酷热难忍的贝尔格莱德了，启程向西前往波斯尼亚山地。与战前和禁运前相比，首都的汽车声显得更加喧嚣。我们怀揣着塞尔维亚共和国开具的一纸简短的通行证。通行证是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市内一座办公或者小公司楼里取来的；从大街上走进去，开始还很宽敞，但后来越来越像迷宫——之所以像迷宫，也是因为办公室一层比一层破烂，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临时凑合。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办事处，或者说什么都行，就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办公。这里有许多房子，看样子更加寒酸，就像是在等待订单的贸易代办处。一再走错门之后，终于找到了负责办理我们事务的房间。然而，这里的墙上，同样并未挂着预想的拉多万·K或者拉特科·M的肖像，而只是一张风景画，上面画的是典型的波斯尼亚高山牧场，就像一片四周被森林环抱的空旷地。从画边到画边有一条小车道，消失在齐腰高的草丛中。画前面两张近乎空荡荡的写字桌旁，此刻坐着两名身着夏装的女子，透出那种对整个南斯拉夫来说特有的高雅——自豪而不失风度；自豪而神情专注，或者机智果断——，同时也打量着我们三个人，充满一种淳朴的（而不是土里土气的）信任感。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好意思：是的，她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我们看成敌人或者居心叵测的人，不怀好意来到她们这个遭人唾弃的国家；他们的旅行目的或者意图和主导思想无论如何不是对那种谣言进一步滥发议论，说她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施暴者、屠夫、非欧洲传统的野蛮人的民族——于是说道：“Sretan put！一路顺风！”
启程伊始，我们这次还是朝着大肚子山方向进发，刚一驶出贝尔格莱德，进入典型的塞尔维亚平原（后面就是德里纳河……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跟之前的冬日旅行时一样，又迷路了，而且在同样的地方，于是又在乡间公路上绕来绕去，坑坑洼洼，又小——很难看清——又深，简直成了跨越障碍之行，比许多弯道还要蜿蜒曲折，如同去年十一月的大雪之行。直到山脚下的瓦列沃城，我们才重新回到那条正确的道上，也就是快车道。在驶入瓦列沃城之前，路两旁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为什么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是警察吗？这时，我们突然想起来：这天正好是德国外长来访，表示承认这个“南斯拉夫残余之国”；此时此刻，他可能要从波德戈里察/黑山回到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我们并没有看到外长的车队，因为我们又像去年冬天一样，一到瓦列沃城里，立刻就从那条车队穿行的大道上拐进了辅路，沿着山路向上，穿行在Debelo Brdo，也就是大肚子山上；它此时不再冰雪覆盖，也不再早早就变得昏暗了，而是漫山遍野一片翠绿。然而，今天车窗外又是一丝丝凉意袭来（当然只是来自山涧峡谷）；今天，在几乎整个漫长的盘山行程中，也有一簇又一簇的东西轻轻地落在前挡风玻璃上——不过不是雪花，而是从山涧和道旁的杨树上四处飞来的花絮，直到高高的上空，到处都飘着花絮，车道两旁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一直延续到半山腰。从那里往上走，几乎全都是松树和杉树——终于不再飞絮漫天了。
我们在一个山口同时也是高山牧场停下来休息。这里放牧的不是那些在欧洲还常见的牛群，而是巴尔干的猪群，不，是塞尔维亚的猪群。它们在吃草吗？不，它们在狼吞虎咽——很小，很渺小，几乎全身都是白色，就像是到处凸显在草甸子之间的一块块迪纳拉石灰石。在休息站那里，在那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些小猪旁边，还有一个小伙子，他在牧场边上捣鼓着他那刚打开的手机。看样子，这是整个巨人山上首屈一指的新鲜玩意儿。接着，别的小伙子都好奇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打量，就像忽然间从岩缝里和粮草垛上冒出来的，个个都是浪迹天涯的人，可是离回家还早着呢，也不操心回家的事。
终于到了河谷，德里纳河就在深深的下方，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群山之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可又看不到，就像上次在雪夜里一样，只能感觉得到——但是跟上次一样，又是扎克，他又一次行驶在夏日的道路上，下山去那座河畔城市，看望他的女儿和前妻；他激动地说道：“下面那里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城，再往下，那肯定就是德里纳河了。”这句话不仅表明我们现在到达目的地，而且还更像是一句引言：在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旅途上，他喊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或者说，在我冬日旅行的讲述里，我就是这样把他固定下来了——而且看样子，仿佛他、他和他正在旅途上，我们三个人瞬间同时也作为一个故事中的人物，此时此刻穿行在这个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几乎已经古老的游戏人物。然而，这绝对不会意味着非现实化，既不会对此刻，也不会对当下，更不会对我们自己。
然后下山，顺着河谷向前，沿着德里纳河向前，又是杨絮漫天飞扬，从此刻敞开的车窗里飘进来，时而弄得鼻孔阵阵发痒，最终确定到达边境小城巴伊纳巴什塔。傍晚的到达，初夏的到达。
主街旁的酒吧门前，都支着欧洲时尚、像帐篷似的太阳伞，即使到了深夜，在星空下，它们依然撑在那里——坐在伞底下，有一种更加令人窒息的感觉，就像有全新格局的整个欧洲一样，所有的地方莫不如此，哪儿也没变好。我们又住在“德里纳”酒店，这个我们早就熟悉的酒店——或许也是因为我写过它吧？与之相应，在之前的露台上，夜里又增加了我的和我们的冬日故事中的另外两个人物：那个当地“图书管理员”和“扎克年轻时候的女朋友”“奥尔加”（连同两人的“女儿”，她当然立刻就走开了，因为她第二天有毕业考试。也是的，她干吗要待在我们这里，既然她满脑子想的是詹姆斯·迪恩或者像他那样的人？）。
而在这里也是第一次，在经历了所有对我的冬日旅行故事这样和那样的反应以后，突然有一种想法萦绕在我心头，我可能因为书写这个故事而做了什么不正确的事，什么错误的事，甚或不合法的事。这更不会是针对那个友好而胆怯的图书管理员而发的。当问到他读了我的冬日之行故事有什么看法时，他首先是狐疑地盯着，而且很久，最后以一种我觉得受到委屈的语气说道，其一，他的职业不是我所写的“图书管理员”，而是“教授”；其二，我的描写不恰当，因为说他站在德里纳河大桥上，看到我们走向对岸的波斯尼亚感到害怕！还有我在书中提到的那个独弦音乐家，即那个塞尔维亚荷马英雄传说歌唱家，对我把他的说唱形容为“乱喊一气”不太高兴（我用德语写的是“大声高唱”，所以，如果塞尔维亚语写成有些失敬的“乱喊一气”的话，那我只能把责任推到译者身上）。还有，“德里纳”酒店的经理也拒绝接受我所描写的他们酒店没有暖气的片段；一到夜里，暖气向来都关掉了，战争和塞尔维亚你来我往。我所描写的那个长途汽车站的站长反对说，在我的书里看到的是一个“小得可怜”的车站，而实际上那是一个跨地区运营的大车站。这时，当着这些错误的引证，我才明白过来：巴伊纳巴什塔的这位图书馆管理员之前一直只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并且要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看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小镇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是多么自豪或者高兴啊！
不，因为我发表的那些言辞，让我满腹狐疑，这后来更确切地说是出自奥尔加的一句话，我在书里写到，她是这样反驳的，她，这位“来自巴伊纳巴什塔的女子”“坚信”，在斯雷布雷尼察，数以千计的穆族人遭到德里纳河对岸的同胞杀害。然而，她毕竟没有这样说，最多也就说了“我相信”，或者是“有可能”。说她绝对不会踏进主街旁那些新的“战争既得利益者酒吧”一步——我真不应该把她这句话写进我的故事里；因为她现在每次经过这些酒吧时（她就住在主街里），总是担心有哪位店主会听到她曾这样“诅咒”的风声。她并没有直接怪罪我这个始作俑者、作者，只是喃喃自语，或者夜深人静时才又想起来，恰恰这样一来，她正好刺痛了我。当时我就想，现在依然在想，这些有疑问的议论——虽然已经无法减弱其影响，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删掉，但可以换另一种方法来讲述那个“说话”的人，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讲述，给她冠另外一个名字，换一个不同的居住地。从最大限度意义来说：“为了真实，转换方式。”
与冬天不一样，德里纳河畔这座边城现在不是此行的目的地，而是过路驿站。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继续沿着德里纳河向上游行驶，朝着维舍格勒方向，去河对岸的波斯尼亚。途中，我们在佩鲁卡察村短暂停留，去看望奥尔加的母亲，那个“老游击队员”——这次旅行中的最后一个故地重游。我们坐在一起，但与去年冬天不同，这次不是坐在她那“养路人的小房子”里，而是坐在露天，身后就是果园。细心的读者可能马上就会注意到，果园旁边不是我上次提到的“土豆地垄”，而是一片直延伸到山脚下的草地——不是“大肚子山”（这是我本人犯的第二个错误），更确切地说是“塔拉”山脉，必须翻过这座山脉，才能到达维舍格勒——德里纳河沿岸的马路通到这村子后面，也就是电厂大坝跟前就是尽头了。
那位优雅的女士就在村子苹果园里，就在每天摆得像过节一样的桌子旁。最初，我还以为她是另外一位客人，之后才又认出来她就是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雪天里招待过我们的人，这个老奶奶，这个当年的游击队员。半年前，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她戴着农妇头巾，穿着棉拖鞋，而现在完全换了一个人，她头上没戴头巾，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穿着精致的皮鞋，走起路来身板挺得笔直，雄赳赳气昂昂，简直就像个女首领：不仅是季节变化使然，而且首先是由于屋内和露天的区别；露天如此显然地成为这个女人特有的内在。又是那铁红色的浊葡萄酒，又是山坡上一望无际的羊群，又是那深色的森林蜂蜜（不，这曾经是塞尔维亚另外什么地方……）。在德里纳河对岸，山脚下还有几家小农舍，在这个和那个里面住着来自德里纳河对岸的难民，他们来自萨拉热窝等地。在草场周围，这儿和那儿，延伸出了新整理的菜园，即使只是刚刚延伸出来，一块一块的，尝试之中，犹犹豫豫，显然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是难民们的菜园（后来在波斯尼亚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塞尔维亚河岸这边，不仅在我们身边的苹果园里，在那些刚刚才蝇头大小的苹果下面，这种近乎神奇的景象看上去祥和平安。可对岸的波斯尼亚草坡上，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没了屋顶，只剩下光秃秃的残垣断壁。每每想起她的丈夫，女主人总是泪眼婆娑。丈夫在上次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枪自杀了。是吗？不，此时此刻，就在她的眼前，结束了他的生命，离开了她的生活。
在塔拉山脉和德里纳河之间短暂的果园停留期间，有一些路人驻足在栅栏外，跨过围栏，径直坐到长桌旁——这里开始了乡间的周末生活。就这样，这种情形就会在这位老妇人的果园里继续下去，直到周日夜里：有电厂的工程师，有难民邻居，有城里来的亲戚，也就是来自小城巴伊纳巴什塔和大城市贝尔格莱德，有村子里的孩子，还有长途卡车司机，其中包括那个地质学家，他一边讲述，一边感到惊奇：从这里到海边的直线距离多么近啊，亚得里亚海，一座山脉接一座，都是南北走向，绝大多数河流也一样，截断了向西的路；没有一条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河谷，更不会笔直和直截了当，而这样的地貌现象——广阔的大海前一道又一道屏障——无疑共同决定了整个波斯尼亚以及整个波斯尼亚的思想历史。——而维舍格勒，这个战前令人喜爱的短途旅行目的地，其间只隔着一道山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过那里，即使已经恢复和平半年多了，依然无人问津。
后来，在这个周末下午，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登上塔拉山脉。途中，波斯尼亚的丘陵对面，有一个山洞直延伸到深山里，洞门锁着，但可以看到洞内灯光明亮，一个防空洞？不，那是栽培蘑菇的山洞。在深深的下方就是德里纳河，它穿过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陡峭山谷一直向北流去，巴伊纳巴什塔小城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一颗明亮密集的四方块儿坐落在一片不多见的河谷平原上。扎克，作为翻译，他理所当然熟悉我的出生地奥地利的克恩滕；他此刻深有感慨地说，这两种地形给他留下了同样的印象。是的，一点没错：这种内陆锅形地貌何等相似，四面环山，地势平缓，山上都是深绿色的针叶树林，中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绿油油的草地和果园，使得针叶林的深暗显得明亮。在这样的林中空地上，没有人口密集的村庄，顶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民居，通常都是独家独院——唯独那条河，也就是德拉瓦河在我的家乡远离所有的居住点流去，而且从山上看去，也像隐藏在山谷中一样。
塔拉高原恐怕也是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上面到处都是高低不平的短草草场，不见云杉、松树以及蕨类植物的踪影，与生机勃勃的、时而闪烁着汽车灯光的河谷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下车，去灌木丛里，去苔藓地里，去寻找蘑菇。不，继续在山上盘来盘去，终于来到塔拉山的另一边，然后拐进一条短暂又变得宽阔的、标有“维舍格勒”指示牌的公路驶去。尽管之前似乎要经过两个边防站，但却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难道穿过了一条长长的、漆黑的、滴着水的隧道后，就进入波斯尼亚了？按照兹拉特科的说法是这样。他以前当过兵，熟悉南斯拉夫地理。这是因为，刚一出隧道口，就有一只狗毛竖立的小狗直冲着小车扑过来，这肯定“是条波斯尼亚狗——这样的狗一旦发起攻击，是决不会退缩的！”确实如此，车子在马路中间绕着躲来闪去：这条狗不仅没有停下来，而且立刻又龇牙咧嘴地冲向车轮和轮胎。
但是接下来，在峡谷中，我们首先碰到了第一个塞尔维亚或者南斯拉夫边境检查站。之后恐怕就到波斯尼亚了，我的两位同行者如是说。他们此刻同样熟悉这里的地形，因为你会看到路边有燃烧木炭的烟雾，能闻到烤羊肉的味道。可那里什么都没有：越过第一道边境，继续盘山而下，来到峡谷深处，是一片无人之地，如此之长，这在两个国家之间是很少见的，比起之前的全部行程，也更少有车辆行使过。芳香透过敞开的车窗飘进来，又只是来自正在盛开的金合欢，这在整个南斯拉夫四处可见。金合欢的葱绿在这里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像灌木丛似的白茫茫的海洋。
终于到了第二道边境关卡，看上去更像是一道田间小道栅栏，旁边是波斯尼亚-塞族边检人员的小屋，更像是一个田间风雨棚，一侧确实有一条田间小道通到公路上。这时，小道上有几个小孩正向关卡走过来，手里拿着刚刚采摘的野花。靠近谷底那里，到处是明晃晃的石灰岩石，尘灰飞扬，还有傍晚的闷热（再走几里，就到了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当我们在边检站呈递护照和通行证时，那几个孩子跑到边境小屋里要水喝：渴了吗？嗯，很渴。他们喝完水后又转身跑向远处，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这里到处只有灌木和荒石。边检人员像我们一样，也是三个人。在辽阔的西部天空下，就像在美国的怀俄明州或俄勒冈州，他们用响板和电话示意我们进屋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任何表情，或者的确有？因为疲惫？谁也不用大声说话，边境这样安静。他们没有问护照之外的信息，除了“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最后离开的时候，那个最年轻的边检官员，我们六个人里最年轻的说道：“你们看上去真年轻。我也想重新这么年轻。”
过了边境之后，出现了第一个地名指示牌：“多布伦”。可是，这个村子除了名字外，几乎只剩下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残垣断壁。是些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吗？这样的房子也算是房子，像这样的房子，给人的印象就是被洗劫一空，比起那样一种彻底的摧毁，这种情形显得更加糟糕；仿佛通过这样一种洗劫方式，不仅摧毁了一座独立的房子，这座确定的房子，而且可以说摧毁了房子本身，摧毁了可称之为“房子”的房子，摧毁了房子的本质（这种本质恰恰以这样一种摧毁的形式才是可以理解的）。
最晚就是在这里，我们三个坐在车里的男人停止了初夏之日重复我们的塞尔维亚冬日旅行故事；干脆停止了充当一个已经发生和书写下来的故事中的人物（这的确可能是一种恢复、兴致，首先是保护）。最晚就是在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在维舍格勒待了一宿和一个白天之后，看样子有必要或者有好处，为我们的冬日旅行故事书写这个补遗或补充。
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以为维舍格勒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小城也罢。所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那些典型的西部电影风格式的、彼此显然没有丝毫关联的地方边缘建筑，但依然期待着最终能够住在那样一个像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像一条商业大街或者一条南欧或东方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可是后来，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下面的德里纳河畔，它在这里又变得跟上游的巴伊纳巴什塔那里一样宽；我们踏上了举世闻名的土耳其大桥——它就在这儿，比我们想象的桥拱还要多。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些灰头土面、斑驳陆离的简易建筑曾经几乎就是维舍格勒的一切。湍急的河流对岸那一排排房子看起来更没有城市的样子，而无异于当地常见的、地势陡峭、崎岖不平的荒野，满是泥土、灌木和石头，上面交错着一些牲口或人走的阡陌小道。
尽管这座城市更像是一堆杂乱无序毫无关联的房子，看上去空空如也，被掏空了，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周六下午的缘故，但我们还是幸运地在维舍格勒酒店里得到了最后三间空房子。酒店位于德里纳河右岸，就在桥旁，正门的屋檐深深地突出来。酒店其他房间里住的不是难民，就是新迁来的人，或者被安置的人。从一些窗户里可以看到湿漉漉的衣服，就像是刚从打开的洗衣机里掏出来的。里面暂时看不到人影，压根儿也听不到孩子的叫声，空落落的，没有一点生机。楼道里无声无息。其实，有些迹象表明，这里的确住着不少孩子——难道他们，包括襁褓里的婴儿（但是他们有奶可吃吗？）都不会啼哭叫喊了吗？终于在一个楼梯拐角上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她用手托着下巴，或者捂着耳朵。这个动作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还会经常看到，仿佛这现在已经成为波斯尼亚的典型动作，无论老幼。而我呢，当此刻有一个朋友在老夫人那里打听从哪儿来，打算去哪儿时，我很反感，因为我几乎是养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且随着旅行的展开变得越来越强烈：千万别追问，千万别打听人家的情况，千万别追问某些显然会升天或者去往别的什么地方的东西。然而，我却每次都随之近乎贪婪地关注着回答，觉得为这样一个即便伴随着残酷无比的细节的回答而感到平静，有时候甚至是欣慰，而且是我们三个同行者中那个一路上承担所有提问的人——但在之后却又心想着，就连这些无声无息，这些一声不吭的动作和这些沉默不语的东西，也就是这些附属之物恐怕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比如，在维舍格勒酒店里，那些堆放在一层又一层拐角的木盒子，以前，也就是战前，肯定是用来栽花的，可现在里面只剩下变成了垃圾的泥土，已经结成干块了，很难想象，那里还能长出什么东西来）。
直到晚上，我们三人都是各干各的。比如说，我去爬遍布裂纹、被雨水冲蚀的维舍格勒地区的一座丘陵，目的地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除了那座具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大桥之外，这是远近唯一的建筑，是值得一看的东西（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桥，我今天先不着急去，从教堂高处根本也看不到它的影子。其实就像在波斯尼亚群山之间，常常向一旁走上几步似乎就看不到整个地带了，连同村落、河流等，而展现在眼前的是全新的景象，有另外的河流，或者还有穆斯林墓地，而没有了之前可以看到的基督徒墓地）。
教堂的门关着，可上面贴了一张告示，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做圣礼：一个打算，在这里的一片死寂和封闭中，一种前景！教堂有一个洋葱形圆顶，建于十九世纪末，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就在下面的草坡上，立着石匠新打磨出来的墓碑。这里是战士墓地，或者“borac”也许可以更确切地译为斗士。有一百多块墓碑，或者更多，都是一些黑色光滑的四方石头。我们前一天听说，这些墓碑石头都是从瑞典进口的，途经意大利（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大理石，或者这是抛光的玄武岩？为什么不从意大利就近取材呢？因为意大利只有浅色的大理石？）。每块墓碑上都有逝者真人大小的头像，一般都穿着军装，全副武装，名字都加上了“Srpski borac”，即塞尔维亚斗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死于1992年，也就是第一个波斯尼亚战争年。墓碑的背面雕刻着逝者真身大小的全身肖像，这是按照他们在平民与和平时期的照片雕刻的，比如说，这一个未来的斗士穿着白色运动鞋，站在花地毯上；另一个坐在德里纳河大桥那个凸出来的桥洞上。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青年人聚会的地方，不只伊沃·安德里奇这样说过；还有一个正在豪放地拉着手风琴……依然是傍晚的闷热；阴森森的墓地里黑压压一片，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灵。从这里俯瞰全城，再也看不到那些清真寺尖塔的一丝痕迹。那些图片是我在一本于1989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安德里奇传记中看到的（在其中一张出自上世纪的图片上，我数过有两个清真寺尖塔——这里的东正教教堂塔顶看样子还没有建造；而在另一张更晚一些的图片上——维舍格勒最终还是穆斯林占多数——，至少已经有六个清真寺尖塔，或者这些尖塔中也有工厂烟囱？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战后现在当然也不复存在了）。
到了晚上，三个人终于又聚集到河边招待所的露台上。开始还可以清晰地听到德里纳河汩汩流动的声音，听到河水迫不及待地从十多个桥墩之间穿过的哗哗声——哗哗声和节奏声，它们很快就全然消失在一个酒店乐队的乐声中，依然像是古老的南斯拉夫音乐。乐声来自水泥露天看台，如此喧闹，连同回声一起，震耳欲聋，一直持续到午夜。“这声音一定要这么喧闹，这就是塞尔维亚风情，塞尔维亚人就是这样！”（坐在桌旁的这个塞尔维亚人兹拉特科几乎满怀自豪地这样说。随之，另一个塞尔维亚人扎克只是打了一个典型的塞尔维亚手势，将手挥向身后那越来越有点寒意的夜晚。）
酒店花园十分宽敞，像一个停车场，不知不觉地坐满了人，弥漫着星期六夜晚的气氛。一群身穿白衬衫的孩子显得特别宁静，要么只是沉默寡言，要么懒得说话。在那个表情放肆的塞尔维亚女歌手的歌声和周围的轰鸣声中，恐怕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听清自己的话。在接下来的所有时刻里，不管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去吃，哪怕只有一块面包。也没有人跳舞（或者我只是没有留意那些跳舞的人，没有留意难民和当地人在一起跳舞吗？）。而在那座没有灯光、完全灰蒙蒙的——此外跟夜间的凡尔赛宫不相上下——穿过黑暗的举世闻名的大桥上，夜晚甚至连一丝车辆过往的迹象都没有，最多是些零零星星返回家园（？）的人。
后来，直到深夜里，我仍然站在维舍格勒酒店客房敞开的窗户前。身后的城市繁星俱寂。那座黑暗中微微闪烁的宏伟大桥上此间也彻底没有动静了。夏日的夜空繁星密布，南方一片明朗，同时就像没有归属，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使之与下面的地球息息相关。此时此刻，对那些关于四年前在这个乡镇发生杀戮的报道的思考与这种图像交织在一起：据目击者（也像我在这儿一样，正好从一个饭店房间里目睹的）称，许多受害者被人从对面桥栏上推到河里，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民兵队长下令执行的。为此，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振振有词地讨伐了这个此间已经销声匿迹的民兵队长：这人——他的主要特点——在那个被他称为“狼队”的准军事化队伍里“经常光脚走路”；在其他那些司空见惯清一色的穆斯林原告证人中，又是司空见惯，也有那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塞尔维亚人，一个来自这座城市的士兵身陷囹圄，在那里受到了联合国警察的审问。可是后来，文中这样写道，被交换了，同样消失了（报纸上几乎肯定说“他走向毁灭了”）。现在我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一再偏偏是那些恐怖行为可能的主要见证者看样子被毫无例外地释放用于交换了，一个几乎出现在所有这样的报道中的事实，而每一次都毫无疑问地继续传递下去：如果这一个和那一个证人知道如此惨不忍睹的事情、如此暴露真相的罪行——为什么后来还要交换并且放走他呢？为什么所提到的那篇文章装模作样，仿佛那个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塞族狼队在1992年的维舍格勒完全随心所欲地横行了数月？整个城市成了区区几个光脚的人玩弄猫鼠游戏的惨无人道的空间，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又像报道中司空见惯的，塞尔维亚-塞族军队在边境那边不动声色地观望着，又像报道中更加显而易见的，根本就是隔岸观火。）当时的波斯尼亚，不是已经全面爆发了内战，到处都在争战吗？面对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早就为了战争武装到牙齿的，而且也是当权的人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恐怖怎么会恣意肆虐呢？那个立在桥头上的伊沃·安德里奇纪念雕像不是就在战争爆发前一年被炸掉了吗？作为战争的一个先兆，又是被谁炸掉的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几乎是通过银行越洋而来或远道飞来的信息收集人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引起轰动的新闻、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可以出售的东西（其实这压根儿也没什么可鄙视的）———“目击者称”，“幸存者说”，就这样，连篇累牍，似乎盖上了真实的印章。但是，他们几乎不关心任何来龙去脉，而进一步的、针对问题说明和澄清，根本别提了，早就不复存在了。就连那些昔日严肃的“世界报刊”也不再关注对波斯尼亚和南斯拉夫特有的历史，一个又一个来历了——一种问题表现，它以另外一种意义去打动人，就像那个被雇佣来到维舍格勒、并且深入波斯尼亚山区的曼哈顿记者撰写的拙劣的文学式结尾一样（全然不会打动人，而只是厚颜无耻地追寻着这个目标）。他在文中让一个从城里逃出来的女证人说出田纳西·威廉斯式的话：“就是这座桥。就是这座桥。就是这座桥……”因为她最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妹妹被人从桥上推下去。
五月里的周日清晨，德里纳河左岸零零星星地已经有人开始垂钓，在岸边的灌木丛中，不一会儿就烈日当头。我又想起了维舍格勒的另一篇战时报道，不是一个扮演成作家，恨不得就是第二个阿尔伯特·加缪的记者写的，而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游客。在他的报道中，与其说意在搜集证据、追踪或者编造故事，倒不如说要把当初一些无可怀疑的、也未受到怀疑的个别现象进行分门别类，最终发现中间的空白——因此，他并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只有私下里传来传去：其中有这样一个维舍格勒的德里纳河垂钓者，已经截肢了，只能从桥上高高地把鱼竿甩下去——因为在下面的斜坡上，他根本就无法支撑身子——，所以，作为一个残疾人，他只能靠钓鱼为生，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后来，我终于踏上了穆罕默德-帕夏古桥。帕夏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穆族人后代，曾经是这个地方最有权力的首领。我走过那矗立在桥中间的纪念碑，高得出奇，就像纪念堂的墙一样，上面刻着奥斯曼帝国文字。之后，来到平时空荡荡的河对岸，那里聚集着一群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十分平常的大街广场上，面前就是崖壁；那些人在等早班公交车，可是要去哪儿呢？因为离这里最近的另一座城市就是上游的戈拉兹德，可它此间不是已经成为敌国的领土了吗？（已经被炸倒的安德里奇雕像还躺在那边的桥头上，连同掉落的脑袋。当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旁边，矗立起了一个新的、就像是认同的纪念雕像。）
其实，越过德里纳河古桥，我更打算沿着对面荒山上的羊肠小道登高爬山；我想起了刚才提到的那个维舍格勒作家的一篇短文，一种童年时期的召唤。按照这个召唤，他一心向往的既不是传颂五洲的，也不是层次复杂、历史丰富的伊斯兰-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可对于这位已近暮年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世界的德里纳河居住区，自始至终是这荒野世界中偏远的、满是尘土的攀山小径；那里是开阔的世界；世界之爱也源自那里。据说直到不久前，这些羊肠小道还布满地雷，现在可能已经排除干净了（别制造紧张了）。于是，我后来在那里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上下下，挥霍属于我的时间，穿行在可怜巴巴的植物之间。在这位本地作家，也就是这个生活在波斯尼亚内陆而渴望大海的人的另一篇短文中，这种植物被称作“无名草”；因为对他来说，往西过了七道或者或多或少的山梁后，在杜布罗夫尼克河亚得里亚海附近，这种植物才会过渡到所谓的“棕榈树”和“迷迭香”的本质。
接着，在左岸维舍格勒郊区，在德里纳河畔一个山涧河谷里，分布着一排排的简易住房，其间露出了一些空缺，那是些当年的住宅：那里高低不平，上面搭起了塑料棚，还留有窗户，是为那些“新迁来的人”的临时居住点，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萨拉热窝塞族人区。简易房前是同样简陋的园子，就像是打工者自己开垦的，只是为了一个季节——然而，从外面山涧小路上朝上透过塑料棚布缝隙打声招呼，得到了那里已经差不多是习惯了的人的回应——有可能，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吧？
山上的教堂里传来第一声破锣似的钟声。我站在河边，天气又开始变得闷热。我当机立断，顺着一道灌木丛，从德里纳河岸斜坡走下去，直到河水淹到下巴——想想那些水尸故事吧，千万别让水灌进嘴里！——潜入冷冰冰的、快速流动的河水中。这时，那十一个桥拱往远处漂去，一种奇怪的触手可及的远方；打眼看去，感知十一个桥拱是个数字，一个个跃入眼帘，单数，双数。接着，回到上面岸边的路上，碰到一个难民，半大的孩子，从临时棚屋里出来顺流而上，显然漫无目的，当着我的面随地吐痰？路上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家伙”在走动，各走各的。石坡站旁又有人在等公交车，让人吃惊，他们到底要去哪儿？不要问。回到桥上，教堂里的金属钟又响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别的教徒跟我一起爬上草坡和果园去教堂呢？（在这里问谁呢。）
到了山顶上，穿过那扇显然早就打开的大门，进入东正教教堂。这座从外面看上去不大的建筑，里面就像在巴黎郊区我所习惯了的那个俄罗斯小教堂一样，尽管司祭室前的圣像有一道隔离墙，可空间显得非常宽敞。和那个正沉浸在准备做圣礼的司祭及其助手为伍，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擅自闯入的人，便赶紧又退到外面去：教堂下方是阵亡者公墓，四周杂草丛生，长得像庄稼一样高，此间黑压压一片，不仅因为彼此连环套在一起的墓碑石块，而且因为来祭拜的人，开始几乎全是妇女，老年妇女，蹲在墓碑前后，与这些墓碑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体。她们用海绵和抹布认真擦拭着亲人的墓碑，把墓碑擦得锃亮，就像在家里干家务一样。然而，她们清理那些有缝隙或者被腐蚀的肖像时，动作显得异乎寻常的轻柔，时不时也很用力。
然后，有一个母亲，或者祖母？蹲在儿子的墓后，或开始吟唱，或祷告，或呼叫，或干脆悲泣。在整个过程中，虽然墓碑及底座早就擦得干干净净，可她仍然一个劲地擦来擦去：绝对不是我们有人也许想象的南部的“哭灵女人”那种又哭又闹、大喊大叫和号啕痛哭，更多是因为悲痛而生、伴随着悲痛和忧伤、十分克制的停尸床前的独白，不是对着某个人说，也不是对着尸体；几乎无声无息，哪怕是轻声或嗫嚅；简直就是在深深地吸气，仅此而已——没有多余之举，也没有过分之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音节都这样穿过嘴唇，一丝气息都不多；既不随心所欲，也不刻意为之，只是这个上帝造物的表达；她不用费劲，或者“不用大声”，呼出，时而也呜咽出悲伤，不，失去的痛苦。就这样，也许还受到了这周日早晨的宁静的宠爱，迥然不同地飞向空中，弥漫在那里，就像一个咏叹调，当然不是那种男女升天的咏叹调。这也是一个少见的时刻，因为我在维舍格勒不能赞同伊沃·安德里奇的说法；在《德里纳河上的桥》一书中，他把这样一种几百年来在这个地区一再流传的咏叹方式描写成哀思者对自身痛苦的一种爱慕。我并没有从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此时此刻，在这里也听不到这样的东西。难道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在这个塞族-东正教墓地上，那样的哀思当然也包括在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的痛苦？
圣礼终于开始了：尽管教堂里渐渐地出乎意料地拥挤，但大家都奇怪地陷入沉思之中，没有真正的齐声歌唱，也没有所谓的斯拉夫人的胸腔音。在偏僻的巴黎远郊，在那蓝色的洋葱头教堂塔顶下，我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个和那个年老的俄罗斯流亡者及其后代发出的这种声音。在这个几年前还是由穆斯林伊玛目掌管命运的小城里，这种情形来自那个之前的少数派宗教吗？或者这种陷入沉思的气氛自古以来就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一个特点？它从来都没有企图俘获其他民族的心灵，比如它也与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截然不同，就看看“二战”期间数千塞族人被天主教强迫皈依的事实吧（即使不是杀戮）。
经历了维舍格勒的这个早晨之后，我才得知：如果说在这个此间已经成了纯塞族人居住的地区，除了星期天弥撒其间的拥挤和保持宁静之外真的还有类似群体生活的东西的话，那么，确切地说，就是做完圣礼之后一起去墓地——甚至连我的两位同伴也参与其中，一个是兹拉特科，从他在塞尔维亚东部摩拉瓦河附近的坡洛丁村度过了童年时期以来是第一次；另一个是扎克，他是铁托共产主义时期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也是第一次。圣礼持续了很长时间，快到了中午时分，恐怕到了东正教徒诵念神圣信条的时刻，对当今的天主教徒来说，应该是唱弥撒曲祈神赐福了。此时此刻，女人们在墓碑前的悲泣声听起来有好多声部，即使每个女人的声音从墓碑到墓碑各不相同。这期间，用来擦拭墓碑的海绵和抹布又拿来擦眼泪。此刻人群中也有很多较年轻的、甚至是非常年轻的女子，斗士们的遗孀？姐妹？接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父辈和兄弟，还有一些局外人（局外？）、从前战争的退伍军人，墓地越来越被大多都穿着白衬衫、运动鞋和外套的年轻人照亮了。在狭长而无靠背的长椅上，越来越显而易见地挤满了人。托盘上端着自酿的瓶装烧酒传来传去，酒杯如顶针大小，配上专为圣礼活动特制的小吃，有切得薄薄的黄瓜片、西红柿和生火腿片，也有乳脂做的奶酪等。哭声一片（渐渐地，无声，抽泣或呜咽，零零星星），擦拭墓碑，相互祝酒，咀嚼食物，走到一旁，转身回来，继续哭泣。
我的两个同伴，作为移居国外的塞族人，身处这遭受苦难的人群中，我看到他们正在问她们什么。哎，问来问去问什么！我已经看到他们举起手中的小酒杯，与维舍格勒当地人亲切地碰起杯，还招呼我也过去。就这样，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碰杯的行列，也是一起问来问去。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问什么。居住在波斯尼亚乡间的塞族人面对我们这些陌生人和外国人虽然心里有那样强烈的戒备，但同时也很容易消除。消除？不，在这样的时刻，它干脆就从他们身上离去了；这时，又可以看到，有人来到他们这个地方，即使不是怀着特别善良的愿望，但至少也不是带着恶意，就像最近几年那些反正稀稀拉拉来这里的人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如此；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没有先入为主，也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不是听到他们说每一句话时暗地里就开始琢磨着，他过后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当作他的证据链：“啊哈，他们又说谎了。啊哈，他们终于说出来了。啊哈，他们现在又开始想入非非了。啊哈，这就是塞族-波斯尼亚的狂妄！”或者干脆就是：“啊哈，他们又没有认真看我们这些西方记者所做的抽样调查，对信息了解不够。”为什么要反对首先或许也不仅仅继续充当证人，为什么恰恰相反呢？首先或许也继续不仅要充当证人，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毕竟不是可以用来针对所有战争各方的“目击者说”，而且要保持沉默，至少暂时要保持沉默，要充当沉默的证人，闭口不谈这种如此显然无处不存在的、让这个国家所有人切身感受的、特别是如此咄咄逼人的、从所有的身体细胞里渗透出来的、对理解也尤为重要的痛苦。
进退两难的瞬间，那些当地人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瞬间，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一个根本还不太显老的逝者母亲。这时，她刚擦拭完墓碑，正准备向这几位陌生人哭诉，可她的亲人似乎阻止她说：“算了吧——这些人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位母亲面对这几个外国人，不由自主地审视着我们，然后大声喊道：“不，他们懂，他们懂！”
就这样，转瞬间，防御没有了对象：从这个时刻起，人们从维舍格勒墓地的各个角落跑过来力劝我们，诉说着，咒骂着，告知信息（是完全另外的信息，与那些在别的地方给我们染过色加过工的信息完全不同）。大概如此，只是暗示，比如说：“德国人曾经长期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之后也是如此。如今他们成了我们最可恶的敌人。我们是一个如此弱小的民族，可整个世界（边说边用手指着空中，整个“世界”指的是北约轰炸纵队）都针对我们——你们告诉德国吧，它应该感到羞耻！我们再也不会有欢乐，再也不会有庆祝，再也不会有节日。我们大家如今能够一起去的地方就只有墓地了，维舍格勒一带还有很多这样的墓地。教堂，礼拜，是的，不过只是形式而已，宗教已经死了。唯一的生活、唯一的群体生活就发生在我们的公墓里。体育运动，就这样：最优秀的运动员都死了，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战前，我们曾经有一支非常优秀的篮球队！贝尔格莱德那边的当权者背叛了我们，但是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像我们这样的弱小民族早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那又是谁来决定呢？决定？谁把这些小小的民族捏在手里？捏在拳头里？摁在拇指下？如今，对操纵最高权力的司法机构来说，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权力和专制，而不是权利。审判，是的！但是，同时针对的是来自所有三个交战民族的人，而首先不是针对一个塞族人——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完全另外猛烈地指向那样一个被告，而且他还是第一位被告，这将会影响世人了解真相，将会继续歪曲历史！这辈子，我不止一次躲过了枪林弹雨，躲过了纳粹，躲过了乌斯塔沙。我马上就八十岁了，最后还是我自我了结吧（这位退伍老兵握着拳头使劲敲打自己的额头，如此猛烈，他蹒跚着倒退了几步）。只有一死我才能从这里解脱。再也不跟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了，当然，我在他们之中也有朋友。”（我记得最后这句话是一个年轻人随口说出来的，现在书写时我就在想：他说“再也不”是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如今显然再也没有一个穆斯林朋友了：下一次，在合适的时刻，要问问他！因为这句话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相比所诉说的，这些人对待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方式和方法则给我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你一言我一语，久久地被压抑，激动，解脱；毫无恶意，头脑简单，那些话就像是终于喊了出来——与其说是来自一个居留地，倒不如说来自一个隔离站。与此同时，也没有针对西方世界的仇恨之音，至多不过是一些愤怒而已。如果是一个民族的愤怒，那（也许之所以如此，因为它终于发泄出来了）也是一种几乎开心或者快乐的愤怒，同时又是一种悲伤、平静的（是的，有这样的）愤怒，一种不太严肃的愤怒：一种几乎只有零零散散的表演者的民族愤怒。
这些零零散散的塞族人，这些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是多么需要我们这些倾听者！后来我还一直在想，我们中的这个和那个有朝一日还会动身去那里，首先什么都不用做，只需静静地听他们诉说。
已经远远地离开维舍格勒和波斯尼亚之后，有些事情我事后才恍然大悟，回想着他们的哀诉，不仅仅是那些母亲的哀诉，还有在群山之后的人的哀诉：他们所哀思的人并不是早已死去了，升天了，对那些亲人和受到打击的人而言，他们刚刚才死去，就在眼前，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历历在目的现在。死亡一直在公墓里上演。这不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不是这样？懂了吗？真的懂了吗？或者理解，理解过去，压根儿就不理解，五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死亡在当时的波斯尼亚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死亡就发生在现在，就是现在。在此也许有必要补充说：我觉得，这样一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不仅仅是斯拉夫人或塞族人对死亡的特别崇拜的后果——同样，在其他被波及的人那里也可以确切地感受到，也许流传着一个传言，比如说，在穆斯林看来，他们的墓地不是参观之地：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在那天下午，我还去看了星期天的足球比赛，在一个位于维舍格勒小城的很远的高高的看台上。这是第二赛季的波斯尼亚-塞族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特雷比涅队。特雷比涅市位于亚得里亚海附近，在杜布罗夫尼克山区。特雷比涅队运动员坐大巴车来参赛，一路上要绕过戈拉日代飞地，所以花了七个小时；而在战前，则可以直接穿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要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气闷热，比赛乏味，所以，眼睛有时间环顾维舍格勒的丘陵山区——就在这个时候，跟欧洲到处同样乏味的比赛一样，有一个观众站起来大声喊叫，一边骂脏话一边喝倒彩；也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其他观众肯定都参与进来一起喊，不再关心下面的绿茵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的，即使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也有某种东西像球场的草坪绿色一样在闪亮）。在一片陡峭的丘陵坡地上，坐落着一个穆斯林公墓，立着一根根木桩一样的白色墓碑。然后，我觉得依稀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向山上走去，头上戴着头巾。这是白日做梦吧？然而，在维舍格勒不就真的有一些“穆斯林女子”与“东正教男子”通婚，形成了“异教婚姻”吗？紧接着，一个早年生活在这里的人突然走到水泥座位上，加入观众之中；他头上戴着锥形毡帽，向四周的人打着招呼！——不，我看错了，这显然是个幻象……
后来，我毕竟还是问了一个问题：问起当地那两个清真寺为什么被毁了。答复是：必须毁掉。一个清真寺里存放着大型武器，另一个则存放着弹药。那些清真寺平时空空如也，这好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此……就像在那篇已经提到的，两年前出自一个非职业记者之手对维舍格勒的形势报道中说的：当地人虽然都很坦诚，但是他们似乎还守着一个秘密，一个对谁都不好的秘密。
然而，无疑不仅仅因为这样，启程离开这个城市之前的最后印象就像一个走进死胡同的印象，漫无目的的印象，不知何去何从的印象，心情沉重，忧伤，几乎不能克制自己——周日的傍晚也使得这种痛苦和忧伤更加强烈，又跟在欧洲各处一样，也许不仅仅在这里。
在傍晚的光亮中，我们越过边界又回到塞尔维亚，沿着山路一直往上，深入塔拉山脉，在那里穿过在整个植物学圈里被称为“塞尔维亚云杉”的森林，那些经历了冰河时期仍然存活了下来的参天大树，那些原始细长和高耸岩石的参天大树，而且还能闻到高原树林蘑菇的香味。之后，在深深的星期日夜色里，拐过一道又一道弯，一直下山又回到巴伊纳巴什塔。跟之前的波斯尼亚小城相比，此刻是难以描述的反差，一派“活灵活现的”雅致（而在战前，情况应该完全相反）。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当年喜欢维舍格勒的塞尔维亚人从巴伊纳巴什塔再去昔日的朝圣和观光之地看看。为什么？耸耸肩。在我们返回的路上，我们也真的了解到，从其他塞尔维亚地区，比如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也没有人愿意去。看样子，仿佛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塞尔维亚的塞族人来说，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都是外国人。这种情况也许不是在那场战争以后才出现的。
在伊沃·安德里奇以前生活过的城市待了一个漫长的周日后，直到夏日深夜里，我们还在回味着白天的经历，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冲向我们的东西，或者那撞击我们的东西，那没完没了的杂乱，那粗俗的语言，还有新学来的波斯尼亚语骂人话，比如“jebo te miš”（狗日的！），“老鼠会操你的”，“你妈傻逼，操你妈，操死她！”“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意思是：起火了，爆炸了，等等）。之所以聊这些，因为这是为第二天越过边境，再回到波斯尼亚准备的；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沿着德里纳河顺流而下，去斯雷布雷尼察——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去“银城”，去“阿尔根塔利亚”。然而，这个“斯雷布雷尼察”几乎无法从我们口中说出。可以感觉到，我的两位塞尔维亚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去那儿。但是，必须去。谁说必须去？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去。
又是一个美妙的夏日清晨，小燕子在蓝天下高高地飞翔。我们晚些时候从巴伊纳巴什塔出发，沿着德里纳河边的公路一路向北。在两岸灌木丛的映衬下，河水泛着绿色。又是漫天杨絮，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簇簇的金合欢花已经逐渐发白。一直到山顶的针叶松林边缘，盘山公路两旁都五彩缤纷。一阵阵的花蜜香气从完全敞开的车窗飘进来：纵深的塞尔维亚。
与此同时，德里纳河一直以来都是天然的边界和国界。然后过桥就到了布拉图纳茨，回到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河这边的边界关卡结实，很典型，可谓南斯拉夫特色；河那边的界栏更多只是做做样子，也没有全部拦上，甚至连一半都没拦上。到了那里，又是例行检查：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此外，边检人员那些几乎耳熟能详的简洁表达，无论是言语，还是表情或者眼神，此间已经被我感受为就像这里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区风光的一样的东西。一位边检人员在审核材料期间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椅子就放在大桥边上的露天，上面有一个椅垫：我一屁股坐上去，身子往后一靠——椅子没有靠背——，险些掉在斜坡上。看架势，那个边检人员发现了，可同时又视若无睹。
又是夏日正午的闷热，风吹到脸上都热辣辣的。我们沿着德里纳河一侧山谷继续往上走，它的尽头就是斯雷布雷尼察了。此时此刻，又是一阵阵热风。山谷开始挺开阔，近乎平原，四周形成一片片微微隆起的高地——地理学家称之为“山谷地貌”。行驶在山谷里，起初并不觉得身在山中。随着山谷越来越窄，高度落差越来越大，在短短几个波斯尼亚里的路程中，最大落差竟然将近四百米。这时，1992年4月到1995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痕迹渐渐映入眼帘：先是这儿和那儿有几个弹孔和熏黑的墙壁，再往前走，两边的山越来越靠近，一幕幕彻底摧毁的惨景，起先更多是田间的粮仓、仓库和厂房、变电站、工厂，然后便是城郊的住房，其实是村庄的民居；比较小的弹孔变成了越来越大的穿透孔，整个房子墙壁现在都变成了天底下唯一的弹孔；枪击变为炮轰，熏黑的面积也越来越大。山谷愈深地变成峡谷，建筑就愈发显现出城市的样子，高高耸立，像是高楼大厦，最后笼罩图像的是，没有留下斑痕，没有留下正面，也没有留下墙壁。
如果说路上有其他车辆的话，那么几乎只有迎面而来的。我们下车的地方大概以前是斯雷布雷尼察市中心：现在不过是焦土、烟尘和灰烬的中心。在热浪阵阵袭来时，那句斯洛文尼亚乡下的俗语也同时袭上我的心头：“在你们那儿，冷得就像在火场里一样。”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讲述、如何描写图像、如何描写、如何排列图像：仿佛在一个个像S城这样的地方，是可以再次经历那样一些像伊斯兰或东方世界禁止的画面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种从某些现象出发的图像-警告，一种拒绝，无论如何拒绝那些那些大幅的、涂过色的、描写到头的、雄壮和全景式的图像；一种拒绝，它因此似乎会赋予或者留下空间，为地地道道的小图像，为那些几乎再也不能辨认为图像的、同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图像——再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图像与别的小图像连接成一幅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整体上也许会表明这个和那个的“阿拉贝斯克”。是的，阿拉贝斯克。
就这样，S城中心那里就像到了深谷的尽头，在峡谷陡峭的山坡上，曾经是茂密的森林，如今却满目荒凉，到处都光秃秃的。在数年之久的封锁中，树木都用于取暖了？在这儿和那儿的高坡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小树。从这些零星的小树那里，不管从那个远处听去，现在持续地传来呼啸声，更像是怒吼。
然而，在这个平日更多无声无息的，但是被不计其数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昨天还在维舍格勒，今天就无所事事地窜来窜去光顾（？）的地方（？），这种紧迫的响声，就是那些几乎完全被震碎玻璃的、只剩下周围一片黑乎乎的、成千成万个窗洞前蒙着的塑料布随风哗啦哗啦、噼里啪啦、嘎里咔嚓地响动。
透过栖身之地——这是一个词语——上的缝隙和裂口，可以看到这个和那个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的人，也有夫妻或全家（？）人，还有战后返回他们（？）家乡的人，完全就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流亡到此的人。
又是来到一个被烧毁的房屋门面——没有一个房子正面看上去只是近乎安然无恙——就像前一天在维舍格勒那些等公交车的人一样，甚至要多很多倍，而且不少人拎着大箱子。
我们三个S城拜访者早就无声无息地分开了，因为面对这密密麻麻的弹孔和被烧焦的痕迹，为之震惊；我们变成了单独行动；我们分别站在下面的废墟谷里，犹如山脊上那几棵小树；每个人走在废墟堆之间各自跌跌绊绊的路上。断墙残壁之间那些鞋子和破布片属于“阿拉贝斯克”的一部分吗？
又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几乎完好无损地矗立在一个陡坡平台上，有一扇崭新的、当然也很薄的木门。在下面，在其深深的脚下，是清真寺的残迹，穹顶部分还依稀可辨，即使它像其他建筑部分一样垮塌了；在这个其他部分彻底毁成瓦砾的废墟堆上，只剩下这块有形的残片。正值下午清真寺里传来宣礼声。这声音是从地下传出来的，从穹顶的破洞口之间，穿过破碎的瓦砾，中间还夹杂着S城的山涧小溪流水声。不，绝对不，没有什么呼报声，也没有曾经在这里流淌的山涧声。小溪被掩埋了吗？它在地下流动？它改道了？流向别的山谷了？——然而，顺着山势往上，它当年的发源地不是被称为圣水泉吗？——不管怎么说，后来，可以得知，对S城的居民来说，每隔一天才会有水。水都是从别处送来的，并不是山泉水。山谷中，除了塑料布的噼里啪啦声，什么都没有。
教堂旁边，我用手狠狠地抓了一把野生荨麻，那些正在开花的，现在也是刺得人火辣辣地痛，再抓一次。
在一处陡峭的斜坡上，上面光秃秃的，此刻有几个人正在刨地，在如此狭长的，时而只有一垄的菜地里，就是统统凑在一起也远远不够一个菜园子。这些刨地的人比起小城谷底下面的刨地人是些十足的懒汉，或者茫然晃来晃去的人，不仅因为人数少，而且干起活来也没有章法。与这整个旅程中在对面塞尔维亚到处看到的那些在田野里刨地劳作的人群不可相比，这不仅仅仅因为这里的劳动场所陡峭，那儿是平原和缓缓的波浪形地势。
在另一面峡谷斜坡上，从一小块残存的森林里闪耀着光芒，又是那些闪亮细长的穆斯林墓碑。
然后，从教堂一走一滑地下山来，来到一片沼泽地。在这个圣水和银矿之城当年的疗养院——想象着，它就叫“欧洲酒店”——旁边就是蜜蜂之家。不，在残破的墙壁之间只有一个小蜂箱，真的还有几只蜜蜂嗡嗡地绕着蜂箱飞来飞去，数量与上面荒地里刨地的人几乎不相上下。
这时，从中间一栋黑魆魆的高楼里，终于有一位年长的男子从半中间的一个窗洞里招手示意（后来才弄明白，他的年龄比我还小）。
他这么一招手，我们三个同伴又聚到一起去他“家里”做客（我忘了提及第四个人，也就是我们一个陪同，来自巴伊纳巴什塔，我们在此称他为“修道院图书管理员”。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就在去年冬天，他是唯一敢于从家乡塞尔维亚来到之前并不如此遥远的S城的人。那么与眼下的五月相比，这里有什么变化吗？“没什么变化——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唯一不同的是：当时是雪天，大雪天，城里显得更为宁静。”）。
招待我们的人世代居住在这里。在战争期间，他“逃离”了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S城，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一个在这栋大楼里为数不多的可以居住的房子。楼下入口过道上无人看管的信箱上，大多都写着“土耳其语”姓名，个别上面上又覆盖上了“纯塞尔维亚语”的名字（izbeglice，也就是难民，被安置的人）。
桌上铺着中欧风格的钩织桌布。我们喝着“你可以猜一猜”烧酒。而这个患有糖尿病（没有药）而不能喝酒的主人坐在一边，拖着虚弱的声音——可是他有一双多么亲切而又无助的眼睛——讲到他的妻子，她正好去近在咫尺却又非常遥远的塞尔维亚看望孩子，他那种口气，仿佛他几乎就不相信妻子还会回来。在熏得黑乎乎的大客厅里，有一个半是完好的角落，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只巨鹿，当作壁画。鹿角正对着钉在窗前的塑料布。在旁边的电炉上，咖啡已经热起来——这里毕竟又通电了，不过电力很弱。还没有等到煮好咖啡，我们就得动身离开了，去约见那个从S城来的人。据图书管理员说，这个人可能上了国际法庭的战犯名单。
可在去之前，我们还要在下面，也就是在一个通过平整而开阔的广场上买点小礼物。我们绕道去那里的一个小木屋：中国产的剃须刀片，还有一袋菠菜种子。我惊讶地发现，菠菜种子的包装上大写着产地Viroflay，就在我居住的巴黎郊区旁边——我平日去那里，只需要出门过条马路就是了（种子是在伏伊伏丁纳省的诺维萨德市包装的；在S城这个废墟广场的售货员以前是德国施瓦本地区的奔驰公司的工人）。
见面是在一家餐馆的侧房或者里屋进行的，有不少人坐在一起，都是当地人，有老师、工程师、政府职员等。门前就是黑灰色的战后废墟，热风扑面，而屋里则可以说得上是装潢华丽，也很凉快。餐厅老板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那个上了海牙战犯名单的人。他不怎么说话，只是一再恳求我们多待一会儿，也不停地让人给我们斟酒。这期间，在座的其他生活在臭名昭著的S城的塞族人，又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对美国、尤其是大德国表示出极度的不信任以及无比愤怒——特别是对后者，只是对这个！好像深信不移地寄予一种救赎的期待。事实上，德国外长先生刚刚访问了塞尔维亚，这毕竟意味着，对于生活在波斯尼亚这里的他们，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人来说，这预示着转机，特别是经济上的转机；德国似乎会帮助他们重开矿场，重振疗养业——战前不就有许多人从德国，从欧洲各地来到斯雷布雷尼察，因为温泉疗养，还有狩猎，全是高级猎物和熊。有德国人，有奥地利人，也有意大利人。这些男人像孩子一样，寻求好兆头，希望在来访者的脸上看到赞同的表情。可是，当他们更多听到的是反面的东西时，总是会那样自在地嘲笑自己。
当然，最后还要问餐厅老板。据说他战前是一个了不起的猎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战犯名单上？而回答不过是：这就是战争。奇怪的是：看样子，仿佛他并不是以此要转移话题，而他之所以不愿意多说，更多是因为他压根儿也没什么可说的，说多了甚至是夸夸其谈，或者也许只是主人的礼貌而已：“你们想想吧，你们事先是怎么想的！”而就在同一时间，傍晚时分，窗外驶过国际维和部队的吉普车和坦克，空中有战机飞过，声音震耳欲聋。他们大多是身穿黑色军装的美国士兵，架着机枪和其他武器对着烧焦的房屋以及被洗劫一空的银城山丘，上下挥舞着转了一圈，穿过依然滚烫的烟尘，这样盯着成百上千的当地野蛮人、罪犯、人类的敌人，遏制他们，痛斥他们。他们终于又收起武器，重新装好，盖上坦克舱盖，向山谷下开去。然后，里屋又是越来越热切的恳求：“留在这儿吧，等吃完晚饭再走！平时也没什么人来我们S城。即使有许多人来，也是为了其他目的。”——“不行，我们得走了，过边境有时限。”
就这样，我们走出屋子，出发前，外面还很亮，不过已近黄昏，可能是由于山谷里的太阳落山早吧。
在这种双重光芒下，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但此时此刻因为两眼充满愤怒的绝望而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子走在当年的主干道上，如今已经变成了废墟小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脑袋扬得高高的，双眼瞪得大大的，就像两个空洞。
我们听见他在说话，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对着其他人喊，同时挥舞着手臂：“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什么都不是了，我再也不想当塞族人了，什么也不想是了。这个山谷里再也不会有苹果成熟了。斯雷布雷尼察再也不会有露水光顾了。这里再也不会有球踢进球门。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别看着我。听到没有？！滚！滚一边儿去，问别人去。世界已经把我们忘了。世界应该忘记我们。结束了，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
现在记忆告诉你什么呢，事后，在S城的几个小时里？——当然，那里也出现过小孩子，可是记忆既没有留下他们的画面，也没有留下他们的话语。当然，就像之前和之后在对面穿过整个弥漫在五月色彩中的塞尔维亚和在这里穿过波斯尼亚一样，在S城里也是杨絮漫天飞舞，漫山遍野的金合欢花先是白茫茫一片，然后慢慢变成了灰白色。可是，记忆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画面和话语。同样，对于远在下方的山谷里以及临近的山谷里可能发生大屠杀的地方，也没有留下什么画面（然而，从中却留下了不少别的、不同的画面：荒野上那些死人头骨，从眼洞、鼻孔以及嘴巴里长出了鲜艳的花朵——而荒野其他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一朵花！———，与那些恰如其分的灌木枝条交相辉映。从一个选好了照相机拍摄高度的上方定好位，选取同样的背景，加上更卓越的照明灯光，调高亮度，精心布局色彩，为了获得由星际摄影家协会每周日颁发的戈雅最佳摄影奖、沃利策奖或者“无国界摄影奖”）。
记忆中，没有留下一丝鸟儿在S城上空飞行的画面——即使那里真的还有鸟儿飞行，其中肯定不只是晦气的乌鸦、渡鸦或寒鸦；记忆中，也没有鸡跑、兔跳、驴叫的画面——即使那里真的……
我又在这样想，要是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有孩子可怜巴巴地哭喊的话，要是有母亲或父亲或父母一起近乎气急败坏地冲着孩子发怒的话：这样一来，对一个证人，一个第三者来说恐怕至少有事可做了。
然而，记忆对S城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没有什么可做的。”S城不是一个可居住的地方，更谈不上是一个新居住地，而是一个人口外流的地方，无论怎么说就是如此。甚至连平整废墟都缺少任何动力。这里不仅看不到未来，而且也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当下的气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们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教育’：持续，忍受——忍受在这里再也不存在了，无论是对那些（无论如何好像是这样）更多为勉强的征服者，还是对那些逃回来的人来说莫不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新近流落到这里的人，那些逃离苦难迁徙来的人，那些流亡者。就像一个朋友突然得知身患绝症的消息时，大声喊叫或吼叫出来的东西一样，这在S城已经超越了个体，成为所谓的整个集体的心声：“再也没有希望了，我再也没有希望了！”
最特殊的一丝记忆，也是第一丝记忆出现在我们刚一离开S城之后；返程时，我们夜里跨过德里纳河大桥，又回到突然间鲜花盛开、祥和安宁的、像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帝国的塞尔维亚。直到今天，也就是过了几个星期后，在遥远的地方，依然可以清清楚楚地浮现在脑海里：与周围那些大的、有人居住的、的确或多或少幸免于难的地方相比，极其渺小，似乎微不足道，这就是那个战争地区。在山谷尽头那里，发生了长达三年的全面战争；在一个狭小的山谷尽头，发生了世界战火！当整个欧洲蔚蓝一片、郁郁葱葱和飘着雪花的时候，仿佛有人在那里扔进了一个火把，一烧就是数年之久，从未间断，起初在整个山谷里，最终限定在峡谷的一部分，而在那里却动用了最猛烈的火力——要说具体地点或者“现场”，那就是发生在在我们这个大陆中心一场弹丸之地的微型战争，同时也是另一种闻所未闻的核战争。特别是这场战争爆发、怒号并蔓延在我们这个好像已经永远治愈了名为“战争”的精神疾病的欧洲的一个角落。恰恰在这里发生了名为“战争”的战争，似乎是一切战争的本质所在，一些在人类历史上或者人类意识中相当新鲜的东西？——然而，正是这样的东西同时把斯雷布雷尼察那个小山谷弄得漆黑一片，如同时代的黑夜来临，射进了整个山谷。
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恐怕有人现在会问：“你们这些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你们在那里做了什么呢——正是你们，这个不是最和平的、但在历史上自古以来最强大地让其他民族、异者、不同的东西存在、生息和发挥作用的民族，其中堪称为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典范！？”还有：“塞族人，你们为什么要待在S城？你们为什么不离开，离开你们和昔日的邻居这山谷尽头的燃烧现场？”
然而，又是那个历史渊源，甚至在S城那里也一样——记忆无论如何会告诉你——，它在起作用，并且必然要起作用，对于欧洲以及国际上所有参战国来说，在这种国际快照制作和观看，即一种没有记忆的、精神盲目的生产和观看时，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说到“历史渊源”，记忆不仅仅指的是几百年前土耳其人的统治压迫和几十年前纳粹盟友的迫害杀戮。（与其说是“记忆”，倒不如说“浮现在脑海中”、“在脑海里”。）首先，难道说因为历史渊源而发生在这场战争开始时的事情，不，所犯下的罪行——这一次可不是塞族人干的——就不算数吗？难道说一个，或者也许真的那个伟大的原因就是三年之后所发生的不可饶恕的报复行为的借口吗？自从1992年以来，在塞族人村庄以及S城四周一直持续不断地纵火和杀戮，传遍世界，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是日复一日，一年时间简直就是报复性的屠杀，而且完全可以理解。难道这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张图像，或者话语图像描述这样的情景，至少在战争那一方，从一开始欧洲的观望世界就站在的那一方没有；或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把那些尸体和悼念他们的人——在S城地区也有数千塞族受害者——通常都推到另一个受害民族身上。
当然，这里不是要以此来清算——只是要澄清事情真相。如果那些暗示的历史渊源真的要通过我们这些广泛的媒体传播出来的话，那么，始终不过是附带提一提罢了，作为无关紧要的枝节，抹杀和隐藏在一笔带过的从句里，是些可以被疏漏和忽略的东西。“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回忆历史，只需简而言之”：有一家当年很严肃的西方报纸，在纪念S城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周年的文章中开头这样说（眼下，1996年7月中旬，仍然是这个正确的、合法的修饰语）。
什么是众所周知呢？历史渊源也众所周知吗？有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研究这个历史渊源，不是关注那段骇人的灾难，而是意在某些别的东西？谁愿意理解呢？有人愿意理解吗？
但是，又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这样澄清历史渊源真相与清算不相干的话，那么自然也与相对性或弱化毫不相干。对报复而言，没有任何宽容的理由。——研究历史渊源，或者其实就是历史，看清历史，使之变得明了，虽然可以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提升几个层面，达到对现实的警示。但是——这至少是我个人学习历史的经验，是这几年间研究南斯拉夫历史的经验——，这不是启蒙，不会让光明出现，最多不过是短暂的闪耀，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闪烁。根据（根据？）历史研究，你最终不仅在原地打转，或者更多是曲折运动，不是借助它的帮助看得更远，而是进入了一个迷宫，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迷宫？
为之，还要注意的是：现实情况是，我无疑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比其他人多一些——，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无能为力。另外，在这次旅途中，我觉得我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但是，按照我的经验，预感却变得越来越明确，因为它预先指出了与任何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预感或者恰恰就是几乎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出现过——不允许出现——的第三视角——为什么不允许呢？
从斯雷布雷尼察返回途中，我们碰到了国际和平条约执行部队的吉普车和装甲车队。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致决定，超过去；在那些十分陌生的士兵面孔和我们之间，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滚滚尘烟，一直绵延到德里纳河上。
界河这边的塞尔维亚依然是——经过了波斯尼亚的几道山脉，然后又走过了塞尔维亚上百英里的丘陵和平原——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跟去年冬天一样。然而，这个房间现在却噪音肆虐，充满了刺眼和不同寻常的颜色和形状。在我们这个纬度，人们把它称为“拜占庭风格”，而我觉得更像是蒂罗尔风格、巴登符腾堡风格、诺曼风格或美国的内华达风格。
夜间在通往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上，又是那样疯狂地超车，又是坦然绝尘而去。我们超过了一辆插着旗子的锃亮公务车，它来自我们几小时之前刚刚离开的“塞族共和国”：车后座上坐着一位权贵，正在赶去参加一位波黑塞族将军的葬礼。第二天的报纸上有报道。这位将军身患绝症，被关在国际安全委员会法院的监狱里，在他死亡前几天未经审判就被释放了，正好让你去死吧，很仁慈——谁的慈悲呢？———，同时依然作为战犯受到起诉。
从斯雷布雷尼察直到萨瓦河边的沙巴茨，一路上我们没有怎么说话。之后，大家的话匣子才打开了，就像当初去往维舍格勒的途中，首先是咒骂、宣泄，力量的表达。力量？更多是虚弱，还是虚弱。
接下来，我到现在至少这样清楚地记得，一路相当沉默，直到进入嘈杂的贝尔格莱德。而且后来，在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南方的科索沃那几天里，依然是一路沉默（关于科索沃，这里就不用赘述了——如果没有科索沃的那些天，那么这些迄今为止所讲述的东西、所问到的东西似乎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看样子，仿佛我们在那里又一次走进一个不同的历史里——在这个历史里，我们恐怕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这个外国人没有，那两个塞族同伴也没有。
回到另一个欧洲之后，那些所提到的波斯尼亚地区也渗透到这个欧洲里，维舍格勒附近的德里纳河的一个小山谷就这样深入到海德堡附近的内卡河河谷里——不是温和的交汇，更多是这里的安然无恙和那里的截然相反之间的碰撞。或者在巴黎郊区打眼望去那些廉价的高层住宅，跟斯雷布雷尼察的几乎不相上下，黑乎乎的旗帜和塑料篷布也混合到这个图像中，使之变黑和被覆盖；或者在我们这里，森林密布的塞纳河-高地突然间变得光秃秃的。这一切绝对不是交流沟通的地方，不是那种“同步空间感”，因为这种空间感通常作为当下，对在场的东西的补充，作为强化世界的认识会令人高兴——而更像是一种地方掠夺，某些撕裂世界的东西。我现在看到报纸上的天气卫星照片或月球陨石坑照片时，也会这样不由自主地与每天看到的万人坑照片混淆起来。或者一看到奥地利巴德加斯泰因温泉疗养院的航拍照片，（一定会）同时意识到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与之何其相似。
除此之外，恰恰也是在所提到的在“西方”的图像缺失中，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呼唤，呼唤你再次启程“去那里”，而且待更长时间，在斯雷布雷尼察要待到吃晚饭，住一个晚上，不仅仅一个晚上。而且，在那里尽量先不要问什么，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再问——首先只是坐在那儿，蹲在那儿，用手托着脑袋。
的确如此：在维舍格勒，只有在墓地才能看到生活的气息；而在斯雷布雷尼察，看样子不再有任何生活的气息了——然而，或许在那里能够发现别的什么，一种用我们的概念难以企及的东西？
一位塞尔维亚读者看了我的《冬日之行》之后，写信问我：我是否意识到，对我来说，再也没有退路可走了。
我曾经在脑海中想象过一张我们这个大陆的新地图，S城浓烟滚滚的山谷正好位于地图中心。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个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亡灵复活还是愿望，或者迫切的白日梦，或者放荡的妄想的话，那么在那里，在S城至少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那里也会有复活，首先是那些先民的复活，或者至少其中一个人的复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复活。不，果真如此的话，这也只会发生在愿望、妄想或梦想的彼岸！或者，难道这不仅仅是突破悲哀的想法，或者突破到悲哀的想法？
在记忆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图像，在S城中心的废墟中，罂粟花绽放，在热风中不断地向后摇摆；真的在那里见过吗？“真的吗”？
这里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当今的故事？今天谁会读它呢？——一个没有敌视人类的恶人、也没有敌人-图像的故事？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切呢？——因为，要不然，就没有人说，可是人人都可以说。“为什么德里纳河上空最终没有晴朗？”这是一首古老的歌曲曲名，其中有一个塞族人在河对岸整夜等候他的两位穆斯林朋友——几乎是白等了。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看待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的斗争的呢？——为之，也许又得看看“地理”：上面的自由战士——在高山上——，山谷里的压迫者，就这样被“预先-看成”牺牲品——然而，在西部片里，那些邪恶的印第安人不也生活在山岩顶上，袭击、屠杀无辜的美国人商队——他们不是也在为自由而斗争吗？“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有朝一日，很快会有人，谁呢？发现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也跟这样的印第安人一样吗？
从现在开始什么也不问了，如果非要问的话，无论如何要以完全另外的方式开始，而不会用下面的话，即《纽约客》杂志上一篇较长的波斯尼亚故事的开头第一句话开始：“哈里斯XY和他的朋友打牌时，便经历了种族清洗。”
怎么开头？比如像这样：“在所有桥梁和道路开始的地方，也就是我对此所描绘的图像起源的地方，都有条条小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就是自由地从那里迈出了第一步。这就是在维舍格勒，而那些路面坚硬，凹凸不平，就像被啃过一样……”（伊沃·安德里奇，《小路》）
（1996年6月—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