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双眼，城市的灯光在铅字般的黑色中闪烁。那不是老城区的灯光，而是城市南郊林林总总的新建住宅区里，街灯初上。这个住宅区里有多幢多层别墅，位于温特山脚下一片大平原上。这片平原曾是一个天然水库，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片沼泽地——至今仍有许多沼泽和池塘——被称为“湿地”：“莱奥波尔兹克罗恩湿地”。那些灯起初只是闪烁着微光，而后逐渐亮起来，发出乳白色的亮光。住宅区东侧的拐弯处是无轨电车终点站，固定在水泥电线杆上的弧光灯投射出红黄色的光影。在无轨电车的拐弯处和住宅区之间，流淌着一条源自中世纪盛期的运河——“阿尔姆运河”，或称“阿尔姆河”，河水来自国王湖和温特山上的一条小溪。住宅区恰好位于城市边缘的对面（在车行道路前不远处，有块指示牌，上面的地名“萨尔茨堡”被人们用一条对角线涂抹掉了），现在叫“橡树住宅区”。所有大街都是以树名命名的，例如：桤木街、柳树街、桦树街、赤松街。只有从西面人烟稀少的黑土沼泽里延伸出的那条路，还保留着“果汁压榨机街”的名字。街边住宅区内有几幢年久失修、濒临倒塌、或已另作他用的农舍。
一辆电车拐进了终点站的弯道，车身很长，前后两节车厢被铰链连为一体。很多人下了车，有上学的孩子们，还有当地人和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通常住在几幢木屋里）。人们脚步匆匆，只有孩子们磨磨蹭蹭。人们一边欣赏着运河小桥上的风景，一边向前挪动着；后面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会把自行车停放在电车终点站。这些人一同走进了住宅小区，刚刚还空荡荡的小区突然拥挤了起来。狗叫着穿过花园的门。住宅区门口的电话亭刚刚还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现在却已淹没在打电话的人和等待的人群之中。
夜幕还未降临，但在整个市区，灯光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已经亮了起来。落日的余晖在南面的温特山和西面的斯陶芬山之间凹陷的地平线上洒下了一条橘黄色的光带。平日里，温特山的背面此时已是漆黑一片，而此刻三角岩石正映着微光，像一艘帆船。最后一辆缆车正越过山顶围谷的碎石滩地顺势而下。遥远的斯陶芬山，在德国边境后面，呈蓝黑色；只有高山上的沟壑还依稀可见。山顶的一个茅屋正闪烁着灯光。其实那里有两座山峰——“大斯陶芬”和“小斯陶芬”，从萨尔茨堡市眺望，两座山峰矗立于南面，相隔数千米，遥遥相应。而从这边的苔藓草地望去，两座山峦连绵起伏，浑然一体，在空旷的平原上形成两座“金字塔”，与东边的盖斯山壁立对峙。不同的是，盖斯山的顶部为拱形，且有森林覆盖，不再是光秃秃的“金字塔”，山顶没有峰尖，而是一片平地。在斯陶芬山，山间木屋里闪烁的灯光像天际升起的第一颗星星。盖斯山的山脚下，贫瘠的苔藓草地渐渐演变成肥沃的黏土地。自此，萨尔察赫河蜿蜒流淌于苍茫暮色中。我在岸边一个叫“原石”的岩石河床上遇到过一个男人，他迎面走来，望着微微倾斜的岩石和散布其间的许多被水流冲刷而成的窟窿，说道：“这个世界老了，不是么，洛泽先生？”
就在我清醒的那一刻，四处静悄悄的，一种温暖的虚无开始蔓延，这正是我急需的，像是豁然开朗，或者也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了。这其实不是“温暖”，而是“光辉”；不是“蔓延”，而是“沸腾”；不是“虚无”，而是“空洞”；不是我个人的“空洞”，而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空洞的形式叫：小说。它也可以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了让小说开始，我必须抹去我的足迹，让自己不留痕迹。虚无本身并不是秘密，秘密是虚无产生的原因。它如此盛气凌人，又是如此抚慰人心。它的沉静意味着，我必须闭上嘴巴。万物在它面前都可以回归自我。“虚无！”缪斯曾在史诗的开头这样呼唤道。它没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让人感到轻松和无拘无束，并且符合一条规律：现在怎样，就是怎样。它在画面中是一片河中浅滩。
这种虚无以不同的形态呈现着。一个年轻女孩走在小镇朦胧昏暗的马路上，她穿着蓝色的扎腿灯笼裤，径直走向泛黄的天际。从一条横路上蹿出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了年纪的女人，手里拿着一个装满牛奶的罐子（黑土地里零零星星坐落着一些农庄）。一个老人从家门口走向花园门口，又折了回去。他在出来的路上换了一副眼镜，在回去的路上又把了一下脉。风还是像往常一样从西边吹来。傍晚时分，风刮得很猛，现在又减弱了。各种树在院子里依次排列，枝叶或是左右摇晃，或是上下摆动，渐渐地让人感觉像织布机在有规律地运作，抑或像在拉锯一样。房间角落里积了一团灰尘，由落地灯映照着。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飞行尾迹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运河底部的沼泽泥团在翻滚着。一群狍鹿跃过草地中的水沟。
我在运河大桥边租了两间房，那是小镇上唯一一栋出租公寓。楼房是在战后十年建的，只有两层，没有电梯，也没有阳台。底楼是超市，附近就这么一家商店。我刚搬过来时，有人告诉我，要是别人问我家住在哪里，或是问起我的新地址，我便可以这样回答：5号线终点站，SPAR连锁超市上面。（这些信息并非来自我的妻子和孩子，而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房间的确在二楼。夜深人静时，偶尔还会从楼下传来冷藏柜震动的嗡嗡声。其中一间朝东，可以一眼望见运河和无轨电车的蜿蜒车道，之字形弯道渐渐伸向墨兹克城郊的森林。森林边缘的平坦地带密密匝匝地覆盖着墨绿的云杉和矮林。另一间的窗户分别朝西和朝北，可以瞭望萨尔茨堡市。从这片湿地望去，城区犹如天空下的一道光，依稀可见。它被几座名为“城市山丘”的要塞山、僧侣山和莱恩山遮挡了面目。山顶上，飞机导航灯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芒。虽然相距仅数公里，萨尔茨堡却显得十分遥远。几座城市山丘矗立在人口稀少的平原上，别看这几座毫不起眼的驼峰，它们表面像丘陵一般，但你却很难想象，这些驼峰或多或少都是由几处险要的悬崖峭壁组成，若有人不小心掉下去，则必死无疑。古城郊的旅游大巴——白天总是排着长龙——这会儿只是零零星星地停放着几辆。当熙熙攘攘的人流逐渐散去后，广场喷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愈发变得清脆。不久前，这座城市所有喷泉的水都来自阿尔姆运河，而如今，运河除了还在为两座磨坊提供动力外，已全然沦为点缀。因此，当局正准备废弃这条运河。教堂的穹顶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铜绿色的光芒。
喷泉是几天前才开始喷水的。整个冬天，它都被木板框子围着，缝隙中只露出了其中一匹铁马的眼睛和鼻子，它们都已被流水冲刷成白色。如今，人们又在浅黄色沙土路面的主教官邸广场中央见到那四匹铜马的身影，它们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相应地，我们小镇在暮冬里的景象是：人们屋前的柴堆一天天地被消耗掉，一天天地变少。要知道，深秋时节，有些走廊上的柴堆都堆得很高，甚至堆到屋顶。我的卧室朝东，确切地说可称为斗室，里面放了一个多层搁架，其中有一格是专门用来放水果的：初冬时，格子里的苹果塞得满满的，一直贴到墙壁，而如今已所剩无几了，房间里也闻不到苹果的香味了。楼下的运河水位渐涨，冰雪刚刚融化，河水比以往还要浑浊。几天后，简直又像是夏天了。此时，树木还都光秃秃的，只有接骨木开始抽芽，树梢渐渐变绿。另外，冬季里的景象还有：太阳总是从斯陶芬山的左边落下。而在我看来，只有当太阳移到山的右边落下时，才能算是夏天到了：“金字塔峰”在这里变成了记日石或巨石柱。小镇上，几乎每户人家的烟囱里都冒着浓浓的烟，呈现出乡村独有的景象。浓烟色彩各异，蓝色、灰色、淡黄色，先在空中交织，尔后又如同火车的浓烟一般消散在空中。“大家都回家吧。”——我想起了这首仿佛来自两千多年前的诗。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人，而是指填饱了肚子的牧场牲畜和夜空中正在升起的金星。
我在列恩的一所学校里教古代语言，学校位于萨尔茨堡西南郊区，萨尔察赫河左岸。列恩是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被称作工人区，中心地带建了一个足球场，是昔日“奥地利队”的主场，如今这支球队已经像奥地利其他球队一样改成了它们赞助商的名字。南面的橡树住宅区和列恩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但是两地之间偏偏隔了一片黑土沼地，没有横跨两地的路，只有“沼泽路”，修建所谓“南外切道”的计划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没有车，去学校只能绕远路。先坐无轨电车到市区，然后再转车。有时我会在回家的路上步行穿过那片湿地，有时还会碰碰运气穿过黑土沼地，等到了阿尔姆运河，再沿着堤坝边的小路走，就可以直接到家门口了。
但不久前，我不教书了。被解雇了？休假？病假？还是停薪留职？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状态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形容：“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这样告诉自己。几天前，我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撞倒了一个人，那是在穿过粮食胡同的路上。当时是下午，人比平时要少。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超车，把我挤到一边，很快又往商店橱窗方向一拐，就这样我们俩撞到了一起。但其实，这完全称不上是相撞，因为我本可以给他让道的。事实上，我是故意冲着他撞过去的，而且这也不单单是撞，确切地说是撞击，一次突如其来的撞击，就撞击的程度而言，我倒是无意的。那个人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发出一声怪异的惨叫，声音不大。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他，他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但他倒在地上时，倒是瞥了一眼撞他的人，他当时应该明白我是蓄意而为的。很快，他便消失在一条过道中。他很有可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人。表面看来，两个行人在狭窄的巷子里相撞，这一情景再寻常不过了，只是这次撞击要猛烈一些。
回顾成年后的几十年里，我曾有过两次打人的经历。一次是在参加舞会的夜晚，我打了初恋女友，那是因为她当着我和众人的面和别的男人接吻。发生这事的前几年（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年），我还在学生宿舍楼里打了一个低年级的男孩，那天下午我正负责管理图书室的秩序。和女友离开舞会后，我打了她，其实这是她自己要求的。动手打她时，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她要我继续打她，但我没有，打了她之后我们之间的问题便解决了。我当时的行为让自己觉得得到了精神补偿。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行为，而是在面对唯一机会时的瞬间反应，类似运动员的一个跳跃或一次投掷，突然做出了反应：错过现在，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所以，我对这事并不感到愧疚，也不存在是否该遭到谴责的问题。我那一下打得很重。我知道，我打她并没有给她带来疼痛，而是让我们之间再次燃起了激情的火花，那是一次转折。我们之间的麻痹状态开始融化、消失。在这次事件中，我没有责任。图书室里的那记耳光，虽然是因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对我影响至深。那次，我是动手打人的元凶，——在那之前，这只会是别人，绝对不会是我。这几十年来，挨打的那个男孩的眼神——其实，我那时甚至没有正眼看过这个眼神——告诉我：现在我算是认识你了——我现在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会对你留有戒心的。那不是一个孩子的眼神，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眼神；那眼神并不是从一双眼睛，而是从一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这些年来，这只眼睛从来没有眨过。这次在粮食胡同里，我从摔倒的那个人的眼睛里再次感受到了这种眼神。那是一只深褐色的眼睛，流露出的不是愤懑，不是怒不可遏或深恶痛绝，更不是强烈的报复欲，而是一种强硬的、毫不退让的、倔强的眼神。这眼神似乎让我显得有些不可理喻或不像话，不是在别人面前，而是在自己面前。我感到，他是有道理的，但我又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对于那次窄巷里的碰撞，我自始至终没有感到过吃惊。是的，后来我甚至看到：巷子一下子变得崎岖不平、连绵蜿蜒，在远处汇成一点。从那一点开始，我的同道人正沿着盖斯山杳无人烟的环形山道朝着山巅攀登！这样的幻影伴随了我很久，我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景象，我现在就想让自己把这一景象当作事实来看待，这已经成了我的目标。另外，“悬而未决”并不意味“风险”，只是未见分晓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词来解释：“尚无定论”。
就在粮食胡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申请了暂时离职。我的理由是，有一篇论文急需完成，得赶在夏天到来之前刊登在《萨尔茨堡地理年鉴》上。萨尔茨堡机场对面有一个名叫洛伊克的村庄，那里发现了一处古罗马时期的别墅遗址，我的论文便是有关这一遗址发掘工作某个方面的报告。我其实并不是专业考古学家，但没有教学任务时，便会参与全国各地的发掘工作，而最主要的工作则集中在克恩滕州南面的黑玛山上。那座山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遗址，我在那儿亲历了拆解教堂马赛克地面的整个过程。在我刚刚从事这个兼职工作时，曾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考古学家对我说：“他们总想找点东西出来。”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我总是提醒自己，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就这样，我渐渐对过道产生了兴趣。一般来说，过道是被忽略的研究对象，若不是我，想必将来也不会有人在发掘中关注它。我有时会在打牌时称自己为“门槛专家”（或“门槛探索者”），这个称呼形象且易于理解。我的确成了门槛探索者，在各种住房、教堂、圣殿、古建筑群等遗址中寻找它们的蛛丝马迹。虽然多数大理石或花岗石门槛都已被拆走，木头门槛大多已腐烂，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观察那些沉陷的凹坑、嵌板废墟、色调变化和残留的木材来判断它曾经横立在这里的模样。我的工作不止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总平面图的设计可以将门槛位置的确立作为出发点，以它们为界限诠释一个建筑乃至整个村庄的原始布局。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装有碎木粉的玻璃杯：那是我在黑玛山的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门槛遗存，也是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寻觅和描述门槛已经成了我的爱好，对此我满怀热情。有课的时候，我还是会趁下午的时间做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参与附近遗址的发掘工作，如哈莱恩附近凯尔特人出没过的杜恩山，或者像最近发掘的那个洛伊克“罗马人之路”。次日感到的丝丝倦意对授课来说反倒有益，它使我清醒而冷静，我能认真倾听学生发言，学生也能专心听讲。
那篇挖掘报告便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其中还包括相关的一些照片、断面和平面图纸，我还在底下的留白处签上了我名字的首字母：A.L.（安德烈亚斯·洛泽）。我的任务是负责别墅前厅的测量工作，而内部马赛克地面的描写和说明则由重要专家负责。“通过一扇（差不多）一英尺宽的古罗马式大门可以进入别墅，底下是堆砌而成的台基，它曾承载着木制的门槛，东边的墙角处为门槛的嵌入留下了（差不多）一英尺宽和（差不多）一英尺高的空隙……”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总会把房间地板上的黑色节孔看成彩色的马赛克砖块，公寓的白色墙壁上似乎还闪现过一幅湿壁画：伊菲革涅亚手持阿耳忒弥斯女神像走向大海，和弟弟一起逃回祖国——希腊。这幅源自庞贝古城的壁画，对我意义非凡，意味着我的测量工作或许并非毫无意义。快完成报告时，我抬起头，瞬间看到温特山在阳光的映衬下回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斯陶芬山脚下堆积起的冲积扇正渐渐向外延伸。
写字台又被清理干净了，那是一张浅色的小办公桌，带有胶木木板和铁制桌腿，与周围风格十分协调。装有门槛碎木粉的玻璃杯旁放着一块微长的、顶部带孔的木条，棱角被磨成了圆的，上面横向分布着各种扁平的凹槽。它有一个有趣的叫法：“谄媚手的家伙”。这是我儿子在几年前雕刻而成的（多半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常被手指压的地方已渐渐呈灰黑色，但是闻起来却始终有股新鲜木头的味道。旁边还放着一个棕色的、拳头大小且早已变硬的黏土球，同样，每次把它放到手里把玩一下，它都会散发出潮湿的山间泥土味儿。小球当时就是用这种黏土制成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希腊文“Galene”，意思是“沉静的、闪烁着粼粼波光的、微微起伏的海面”。这个词被哲学家伊壁鸠鲁奉为一种存在模式的典范。（先哲把这个闪烁石墨光泽的词视为遵守秩序的命令。）这一系列玩意儿中还有一个鸟蛋大小的小泥团。不久前，在地中海一个小岛上，它被一片枯萎的荆棘丛弄破，从此遗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件神秘的东西，是以一根荆棘枝条为轴心做成的泥团，沙土里掺着某种昆虫和一些小石子，那荆棘枝条就这样一直插在里面，像一支箭穿进泥团。泥团里有许多深窟窿，这使得泥团看起来像陶笛或奥卡利那笛，只不过，这些窟窿都没有出口。至于内部结构，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弯曲空间——用手电筒无法将内部照得通亮，但是它们似乎在一个共同的空穴里形成了错综相通的网络。空穴通道的深处闪烁着一点亮红，这使整个穴壁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釉。如果往其中的一个窟窿里吹气，隔壁的窟窿里就会马上露出一对长长的触角，这对触角长在一只不知名的黑壳小动物头上，它一冒出来就又会马上缩回去。——其实，所有这些玩意儿都可以作为我“遵守秩序的命令”，因为它们总能让我分心，免得我过分沉迷于工作。
现在，那个带有圆形黑色空穴的小泥团正摆放在那儿，就好像远古时期的一座被废弃的死城，只剩下草蜥还在跳跃。灯光洒在空荡荡的桌子上，上面就只放了这么四样东西。因为只有一盏灯，房间里其他角落都处于半昏暗状态。隔壁或对面的公寓楼里会相继传来水龙头的哗哗声。两条铁路线分别经过平原西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区，那里会不停地传出拖着长音的鸣笛声和紧随而来的隆隆声；从温特山的高速公路上还会传来连续不断的轰隆声和喇叭声。柔和的晚风中，出租公寓的几扇窗户敞开着：其中一扇窗户前倚靠着一个身穿白色汗衫、抽着烟的男人；另一扇窗户前搁着一个陶土罐，罐中长出的纸莎草如烟火般射向天空，星星点点的鲜绿色在昏黄的天空下被映衬得分外显眼；楼下的窗前放着一个鸟笼，里面站着一只哑巴鹦鹉，脑袋一伸一缩的，它那蓝色的羽毛在昏暗中熠熠发光；还有一扇敞开的窗户前空荡荡的。
为什么我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呢？是被赶出了家门，还是我抛弃了他们娘仨？我的离开到底有没有缘由？（这种分居状态就这么一直保持着，但我们不可能离婚。）我的离开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我是否还记得他们生活作息的规律，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仍在家里，仍和他们在一起？每当我在路上遇见儿子或女儿时，他们就会问我一个绝非迫切而是漫不经心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是对一个普通房客提出的问题。我将来会不会重新和他们住到一起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我都无法解答，虽然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们最终不会真正分开。我姓“洛泽”，这是奥地利很常见的姓氏（甚至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是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这些城市，这个姓也会经常出现在电话本上）。在我的概念中，这个姓氏绝非表示“摆脱了某物的人”，它和“失败者”更是不沾边，而是更多地与动词“倾听”联系在一起，这个具有方言特色的词和“偷听”或“细听”意义相似。另外，萨尔茨卡默古特湖区有一座山，名字就叫“洛泽”，它的底部只是一些起伏平缓的圆穹形丘陵，然而上面却突兀地隆起，形成一座气势雄伟的岩峰，看上去像一座坚固无比的岩石防空洞，岩壁陡峭，势如刀削，冬天几乎没有积雪，偶有几处积雪的地方有点像几扇虚设的窗户。
关于我妻子的情况，我实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她和哪些人来往？她做什么工作？和我截然不同的她，擅长很多种现代语言，她会不会在做翻译呢？她是否完成了因结婚而中断了的学业？她在带游客参观城市吗？（我似乎见过她一次，她撑着一把伞走在一队人前面。）还是在成人大学里作报告？我从没问起过，就是以前我也很少问。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分居？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不懂询问，所以身上充满了各种疑问。我一般都会把那些询问看作是虚伪的表现，所以是绝对说不出口的。或者说，我内心深处极力抗拒着任何形式的提问，即使只是最普通的询问也一样。
然而，我还是会经常回家看看。虽然会间隔一段时间，但我们还是会定期见面，很少会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每次他们和我打招呼，就像平时在白天分开的人晚上又见了面一样。有一次，我离开半年后回到家，儿子在房间里看到我，只是从自己专注的事情中稍稍抬了抬头，说了一声：嗨！
我们的房子有点像老式的教师公寓或公务员公寓，面积不大，坡顶设计，外墙是黄色的，门口设有木制挑棚，可以用作暖房。房子在哥伊斯，位于发现古罗马别墅遗址的洛伊克的西边，中间隔着几块平原和草地。哥伊斯属于萨尔茨堡郊区（步行到市区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它和市区的交通连接只能靠邮政公交车，而从市区开出的末班车下班之前就没有了。一条狭长的、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通往那里。到达村庄前，公共汽车还要经过一小段田间小路。那几户农舍就是这个地方图像的标志，新房子很少。农舍围墙由疏松多孔的青灰色石块堆垒而成，外墙未抹泥灰，中间嵌有漆黑的熔渣小颗粒，它们粘在一起，形成纹理图案，覆盖着整个墙面。大门由砾岩建成，表面镶着椭圆形鹅卵石。大理石门槛呈浅红色，表面带有鲜亮的纹理，同时还夹杂着各种菊石螺纹。这些都使农舍显得颇具古风，与周围那些独宅相比，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农舍后面的哥伊斯小丘陵上有一座白色的哥特式教堂，村庄和丘陵前后呼应，浑然一体。那座丘陵平地而起，是一座独特的小土丘，让人联想到史前社会的土垒。村庄的四周分布着农田和通往城区的铁路线，从这里眺望城区只能看到要塞山那边秀丽鲜亮的岩峰。农田里种的大多是蔬菜，而不是庄稼，它们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让人觉得眼前呈现的是一座为整个萨尔茨堡供应粮菜的大种植园。黄昏中，尖塔的红灯亮了，开始为飞机提供信号。从格劳斯格迈恩开出的末班车正在返城，中途停靠在一家乡村旅店门口，车厢里一片漆黑。旅店的窗帘早在太阳刚下山时就拉下来了，这在全国都一样。虽然有一小串灯光，但在晚上你肯定找不到一个比这里还要寂静的地方。这个村庄不信教，所以晚上是听不到钟声的。然而，当月光的银辉洒向大片田野时，这边的星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星空都要清澈明亮。仰望星空，每个星座都一目了然，无需人们费力地去仔细辨认。路边灌木丛中，那细微的簌簌声变得格外清晰。从市区眺望哥伊斯只能望见教堂尖塔上的红灯，抑或照亮山下瓦尔泽山高速公路的亮黄色林间路灯。
是什么事情耽搁了我，为何我完成了论文却迟迟不回学校？我难道不需要日常的工作吗？或者至少参与到集体中去，以尽到所谓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置身于忙碌奔波之中，同时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不就是我曾经喜欢的生活方式吗？是不是走进校门就意味着社会公共生活的开始，意味着我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完整？重新回去任职，这对我来说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我清楚自己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不是一个靠资产过日子的人，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任何固定职业、而只知一心潜学的学者（虽然我求学时有人建议我成为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应该投身到社会中去，不是偶尔，而是日复一日。只有这样，我才会依稀看到世界，哪怕只能短短一瞥南极地衣的褐色光彩。就这样，忽然有一个陌生人走出那片平原，甚至靠近这个地方的城堡。他迎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城市走去，而他脚前那条运河似乎流入亘古不变的低地，或者是流经拥有喀斯特地貌的中国桂林。为此我就得需要拥有一份职业，一份属于我的职业吗？可是现在我不是还有几天空闲时间吗？复活节假期不就快到了吗？
我打开书房的两扇窗户，让外面的噪声传进来。从南边传来了附近的哥奈斯的钟声，这钟声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因为有风，所以西边较远的墨斯教堂的钟声一样听得清清楚楚。楼下超市老板将一些箱子和写着粉笔字的广告牌搬回店里。地平线上驶过一列火车，它没有发出鸣笛声，而是发出了一种你双手空心握成碗状并向内吹气时发出的声音。一家酿酒厂的机车收工后正开回车棚。巴伐利亚上阿尔卑斯山区的冰碛地带上空飞过一架来自苏黎世的飞机，闪起了强烈的信号灯。事实上，地面上已经为它照得通亮，探照灯也突然亮了起来，投向这架上下盘旋缓缓靠近的飞机。飞机着陆后，隔了片刻，那轰隆声便响彻整个平原。
我现在有时间了。那些事件与疑问开始相互分离。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这意味着：缓冲与前进，无拘无束与全心投入，解除心理武装与顽强抵抗，休养生息与奋发进取。“有时间”这种情况很少有，也许所谓的“天恩眷顾”应叫做“时间眷顾”。对“门槛”概念的一种传统解读也异曲同工：由俭入奢。是“从贫穷匮乏到丰饶富有的过渡”。因为“有时间”，才有轰鸣声响彻大地，才有缤纷色彩射出光芒，才有草木颤动，才有湿地草垫覆盖大地。
我坐在厨房里，厨房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只能把碟子放在双膝上。墙上趴着几只盲蛛，紧贴着粗糙的石灰粉墙，它们的腿像指针一样细长，不停地在原地轻轻颤动，这使得整个厨房像一家静悄悄的、只有钟摆在滴滴答答的钟表店。有时，这些“钟”会交换位置，或者一只“钟”拖着“长腿”趴在另外一只上面，两只一起摆动。瓷砖地面上趴着几只短命的小动物，绽放不出一点生命的光彩：其中一只即将死去，弯曲的双腿剧烈地颤抖着；另外一只已经死了，它的腿呈拱形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完全隐藏在干瘪的尸体下面，形成木乃伊似的一小团，上面已积聚了厚厚的灰尘。万物生生不息，它们的陨落自有新生力量代替。这时，墙上出现了两只个头明显要小、颜色较浅的小家伙，它们或是刚出生或是新成员，很快就融入到同盟里，一起发出“滴答”声。在发掘工作期间，我已经很熟悉这些小动物了。它们在地穴里爬来爬去，一直伴随着工作人员。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房间的宠物，也包括里面写字台上那个黏土球里的不知名昆虫。它们是另外的太阳钟，支持那所谓的“有时间”，因为它们会引起我的注意，中断我的思绪。如果说人们以前用膜拜甲虫来膜拜太阳（或者至少是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就不能在这种无毒的、不织网的蜘蛛中也得到同样的感悟呢？这些小动物要是突然出现，不会让人吓一跳，只会让人感到吃惊或欣喜。“盲蛛，门槛探寻者的守护者。”我在厨房里这么说道。夜间，听到了霓虹灯的嗞嗞声、电炉上方那个钟的闷闷作响声、楼下正在终点站拐弯处行驶的巴士反光镜的金属臂发出的咔嚓声。
那些长腿小动物发出的“滴答”声和摇摆声与我每天朗读的那首诗是有联系的。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都会慢慢地、逐字逐句地研读其中的几句：维吉尔关于农学的诗《农事诗》（等我老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翻译这首诗）。那些诗句使我觉得时间倒退，或者让时间获得了另外的意义。
这部诗作的开头介绍了创作的意图：传授田间耕耘和捆绑葡萄藤的合适时机、养牛和养蜂技术，当然这些都是以“歌唱”形式呈现的。实际上，这首诗中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比如说，我在哥伊斯的家里有一株濒临枯死的葡萄藤，直到我在《农事诗》里读到了两句以前时常忽略的诗句，才知道谷物需要“殷实的土壤”，而葡萄则相反，需要“松软的泥土”。同样，我曾十分担心院子里的那棵月桂树，担心仲夏里即使很小的风也会吹落树上的叶子，后来读了维吉尔的诗才消除了这个顾虑，原来诗中曾提到，月桂树和橙树很相似，只是闻起来有区别，“风吹不落它翩翩起舞的叶子”（这看起来更像月桂树的特性，而非病症）。
然而，我觉得所受到的教育，并非那些农业知识，而是对那些一如既往有效的事物所持有的热情（绝非陶醉）——同样来自这首诗——太阳、大地、河流、风、树木和灌木林、家畜、果实（装在筐子和罐子里的）、器械和工具所持有的热情。在这些物体身上，可以说公理从世界上消失之前，留下了它的轮廓；远离那些制造分裂的武器（这个常用的词“武器”在这里代表的是那些追求和平的工具），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都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大门，因为它们永远脱离了那个历史，若即若离地共同存在着——这个故事通常仅仅用一个修饰词就会被讲述：缓慢生长的橄榄树，单薄的椴树，明亮的枫树，坚硬的榛树，松散的泥灰，炎热的东风，清爽的北风，带来露水的月亮。还有按照现在的审美观修剪成球状或方正的黄杨树篱笆，自身就包含着（或者保存着）——我还可以再次使用那个合适的修饰词——那“波动的黄杨树”；在我看来，由于有那个适合于物体的修饰词，它是可以再现的。正如人们所说的，维吉尔“是以一种雌熊生育幼崽的方式”把他的诗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既有生产时的巨大艰辛，又要在“舔抚”时付出更大的艰辛，从而让幼崽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而且因为那些诗句对这些事物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它们都一再使那些被歌颂的事物获得新生。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不是正有母山羊“吊着硕大的乳房，十分艰难地跨过门槛”吗？不是正好有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母牛“用尾巴又抹去了走路时留下的脚印”吗？——抬起头时，正好看到一辆不知从何处开来的汽车拐上了运河桥，多亏有维吉尔的那些诗句，这辆车现在闪烁着异样的蓝光。
台灯洒在桌面上的光圈；车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替代了消失在暮色之中的斯陶芬山的山顶）；坐在公交车里等候的司机；邻居家卧在花园里休息的狗；超市里堆叠的购物篮；灌木上栖息的鸟儿；萨尔察赫河河谷草地上垂挂着的树木的枝蔓；沼泽地农庄前空荡荡的木椅；平原上交错的十字路口；弯弯的弦月（取代了之前的飞机信号灯）；绿油油的菜田；温特山喀斯特地貌的落水洞（犹如倒置的金字塔）；电表盒里慢慢旋转的圆盘；滴落的露水；卵石滩淤积而成的冲积扇；陈列的尸体；插上翅膀的白羊。
书打开着，灯也亮着，我走下楼去。我和司机单独坐在停靠的无轨电车里。外面避雨棚的长椅上放着一份叠好的报纸，下面是一摊呕吐物，像是已经凝固了。旁边海报上的年轻女子近乎赤裸，目光深邃，神情充满期待。一对情侣依偎着坐在运河桥的栏杆上，男子搂着女子。两人亲吻时，女子的白色漆皮皮鞋在栏杆下一动不动。
对面树林边缘的榛子树上，有时会有些淡黄色的柔荑花飘散下来，看不出是被风吹落的。许多刚刚开放、颜色微暗的柔荑花，像鸟爪一样散落在那桦树上。月亮周围泛起红红的月晕，按照《农事诗》的说法，这预示着暴风即将来临（白色的月晕则预示下雨）。
无轨电车只跑长途。这辆车在这个拐角处停了这么久，好像在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确实从居民小区里走来一个女孩子，涂着黑色的眼影，脸颊上抹着粉红色的胭脂，身穿红色大衣，从远处就听到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车子行驶后，她一直站在司机旁边，有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或用屁股碰碰他。傍晚，街上弥漫着沼泽地里常见的低雾，但时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过了几站，离老城区还有一段距离，我在哥奈斯网球馆那明亮的玻璃墙边下了车。那个女孩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说：“印第安人”，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就在不久前也听到了同样的话。那是一个朝我迎面走来的小男孩，对与他同行的妈妈大声喊道：“瞧，印第安人！”
网球馆明亮的玻璃墙后面，紧挨着地区公墓。这公墓在夜色中看起来不过是一大片树林，坟墓上燃烧着的蜡烛也不容易被看到，会让人误以为是森林公园。网球馆里传出击球、呼喊和跑步的声音。有时候，在那不透明的毛玻璃上，会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浮现的肩膀或髋部的白影。紧挨着运动场，有一家饭店，从它的排气扇里传出的嘈杂声，与其说是从这家小饭馆里传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一家熙熙攘攘的酒店里传出来的。停车场里，密密麻麻地停着被露水打湿的车辆。毗邻公墓的郊外原野里，不断出现傍晚散步和跑步的人，他们要么到附近的咖啡馆里休息，要么消失在最高也不超过杨树的新房子里（至今在整个沼泽区还没有高楼）。
街道上方的金属电线在无轨电车经过时闪着亮光，电车驶过后还依然如此，一直延伸到街道深处，都被缓缓驶过的汽车前灯照得发亮。网球馆上方盘旋着欢快的鸽子，透过哥奈斯教堂的钟楼看到的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云彩，它们把夜空衬托得分外明亮。这一城乡中间地带的夜晚充满活力。城里则截然不同。此时，城里的街道和广场都已人迹稀少，仅有的几个行人要么举止文雅，要么大喊大叫。这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柴的气味（难道是从火葬场漫过树梢而飘来的烟雾？火葬场的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浓烟）。一架单引擎飞机在住宅区上空转了个弯，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这次没有发生坠落，至少在这里没有）。
一边是网球馆和公墓，另一边是阿尔姆运河。在运河坝基旁，有一座像农舍一样的建筑，素有“运河小屋”之称。一条路穿过一片荒芜的草场通往那里，饭店里的灯光洒在草场上空，在黄昏中的西天下呈乳白色，在黑暗中显得很刺眼，这便是草地边缘低矮房子的奇特之处。经营这家咖啡店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的妻子是老板娘（这样可以避免丧失领养老金的权利）。店前的花园比紧挨着的小区的房子还要小，点唱机不在招待客人的房间里，而是在外面的前厅里。这前厅无论大小还是外形都像是一个走廊。点唱机旁边有一个亮着灯的食品陈列柜。
我穿过田野走了一段，在店门前跺了跺鞋上的泥巴。这房子里的嘈杂声不绝于耳——突然爆发的齐声大笑；混杂的叫喊声，此起彼伏，一声压过一声；咖啡壶烧开的声音；在小小的停歇期间，听到的是投币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基调——里面一定是一幅人挤得满满的画面。但当我走进去时，却发现这两间矮矮的运河小屋几乎是空的。一张桌子周围坐了四个人在打牌，头上都戴着帽子；邻桌坐着三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临产的孕妇，一个似乎有一点髭须，头发染成了栗色，另一个女子的脚边卧着一条猎犬。还有一个人抱着手风琴，轻轻地为那些打牌的人伴奏，他们每出一张牌，他就会弹出一个特别的音符。店主倚靠在柜台桌上，腰带后面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拴着一支铅笔，一直垂到小腿肚上。窗台上的一摞画刊和盆栽一样高。这里不像市里的咖啡店那样有挂在架子上的报纸，如果有人想看报的话，老板就会从二楼拿他自己的报纸来给客人看。这两间房子沿着运河大坝的方向排开，大坝远远高出窗户的下沿，一天到晚遮着光。仅有的几张桌子异常宽大，就像在乡村酒店里那样，“可以多坐些人”，还有双层的桌布也是依照饭店里常见的样子铺的：一张白色方格桌布斜铺在一张颜色较深、质地较厚的垫布上，上面放着一堆啤酒杯垫和一个编织筐，筐里装着调料瓶和木质牙签（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用“柔韧的小檗木”做的）。房间里微弱的灯光与外面的灯光形成鲜明对比，只有灯光从上面直射的那张桌子才稍微亮一些。
工作了一整天后，走进这家饭店，就是听听餐桌旁的人们在攀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地名“马武特尔村”、“阿布特瑙”、“格尔林”、“伊本”，我已经感到很惬意了。疲倦的我也融入其中，在那微弱的灯光下，我在想，这正好使我变得不那么显眼：没有人会问我，或者反对我。当我离开时，也不会有人谈起我。不过总会有人注意到我。
我坐在角落里的老位子上，看着饭馆里这两伙人，也偶尔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望着外面。北面天空下，城堡那高高耸立的灰色监狱大墙依稀可见，运河蜿蜒朝着那面墙的方向流去，上面横贯许许多多的小桥，前景中就有一座。桥上并排停着两辆车，车窗都开着，司机们透过车窗聊着天，好像他们在这儿不期而遇似的。一辆轻型摩托车敏捷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这位桥上的车手有一瞬仿佛在飞驰。不一会儿，桥上就空荡荡的了。一对白发老人坐在堤坝旁一条长椅上，长椅像运河边的其他长椅一样，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此时，桥上出现了一辆像匣子一样的环城小电动公交车，里面唯一一位乘客像坐在地上一样。过了一会儿，又在同样的位置闪烁起救护车的蓝光。那蓝光很亮，照在酒馆里一个哈哈大笑的女人牙齿上，耀眼夺目。
这里也住着南欧人，一个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半大小子和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孩子走了进来，拿着一个大空酒瓶，在柜台前换满满一瓶酒。其间，他说那个孩子是他“叔叔”。他在这里上小学，那里有专设的外国人班，叫“五彩班”：不是因为他们近乎独特的授课工具——彩色粉笔，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校长常以这个班为骄傲。他们甚至有专用的校门，开学时间也跟其他奥地利学生不同。到了岁末，他们画的画不光贴满了整个墙面，连所有的柜子里都塞满了。大礼堂展出的画作不仅有充满异域特色的风景，还有本地人所看不到的本地美景。这个有五彩班的学校位于城市另一端，在卡普齐纳山后面的沙尔沼泽地区。那些外国孩子来自城市的各个地区。今天的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学生昨天在街上被撞死了。不过报纸大多报道战争：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伊朗人对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人。——这个讲述者身旁那个孩子正举起一根棍子朝四周挥舞着。
两人临走时，又在前厅站了一会儿，往点唱机里投了一枚硬币，里面只有一张马其顿民间音乐唱片。片刻间，这个无头无尾的旋律便响彻整个小屋。顿时，眼前发生了变化：饭店变成了约旦河西岸某个餐馆的花园露台，露台是空的，充斥着沙团的沙沙声、棕榈叶的噼啪声、还有无尽的音乐，东面就是死海。孕妇直起腰来，双手把散在双肩上的头发撩到头顶。歌声中，她久久地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坐在死海岸边的女人，代表着大海本身。
房门时开时关。透过窗帘的缝隙，看见那个少年正走在外面的小路上，手里拿着酒瓶，背着他的“叔叔”，步履稳健。背上那个孩子则把棍子搭在他的肩上，似乎瞄准黑暗中的什么东西。
那些玩牌的人已经不玩了，但仍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现在他们静静地聊起天来，没有喧哗也没有大笑，近乎无声。老板招待完最后一位客人后也参与进来。我现在才发现其中一个牌友是女的，最年轻的那个男人朝她那边挪了挪位子。邻桌的三个女人已经走了。那只狗还趴在椅子腿边睡觉。排气扇朝着运河嗡嗡地吐着气。一个穿着橘色塑料雨衣的亚洲人走进来，腋下夹着一包新印的报纸，随即又走开了，此刻没人想看报纸。
打烊的时间推迟了，这似乎正合各位的心意：大家原本流露出要走的神情，迟疑了一会儿后，又忽然一点也不着急了。大家都很有耐性，连老板也不看表了。那个女人把牌扔给那个男人，看起来很不情愿。她开始玩弄起他的衬衫领，他吻着她的每一个指关节。其他人在旁边小声谈论着什么，顶多偶尔看他们一眼，不是用眼角瞥一下，而是睁大眼睛直视着，若有所思的样子。老板娘穿着长筒胶靴，打扫完毕后，站在从敞开的厨房门里透出的白色灯光中。有一个坐在桌旁的人观察着自己的手心，掌纹被煤烟或油腻染成了黑色。另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呼叫，有点像真假音反复变换的唱腔，不是高兴或悲伤的呼叫，而是疲倦的呼叫，是所有这样的呼叫中最疲倦的。
后来，除了那对情侣，大家都回家了。老板和妻子在厨房里说着明天要买的东西。一个晚到的客人还站在卫生间的盥洗盆前，从背影看到他帽子上向外伸着的羚羊毛束在猛烈地晃动着，尽管那人几乎一动不动。
此间，那对男女脸贴着脸，坐在一起，他们一副严肃的神情，从侧面看上去像埃及人。他们挽着胳膊，身体小心翼翼地相互贴近，让人联想起慢慢扭结在一起的藤蔓。那男人把指尖按在女人脖颈上，像要感觉她的心跳。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眼睛。与此同时，两人你来我往，迫不及待，相互窃窃私语。然后，他们脸贴着脸，再也无法相认，相向而坐，久久一动不动，犹如古老绘画上太阳与月亮围成一个圆圈似的。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女人想必正好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两人的脸颊泛起的红晕良久都没散去，直到——相互动来动去——他朝她弯下身子，而她同时歪向一边，不只是头，而是整个身子，就像一个晕倒在地的女人一样，她仿佛要把后面墙上那张熊皮连同自己拽到这共同的床铺上。“最伟大的一幕发生了”——这原本是昔日田园诗对身体结合的另一个说法：可是，这两人此刻还需要在“运河小屋”的桌旁结合吗？他们这样不是已经合为一体了吗？一支黄色的小铅笔掉到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像鸟儿的喙一样。
之后，我又在堤道上待了一会儿，身后的饭店已拉下了帘子，透过呼啸的排气扇可以听到那对夫妻的声音：不是耳语或嘟哝，甚至不是嗓音，而是时高时低的响声，时而难懂时而易懂。其间能清楚地听到老板的声音：“十号桌。”
运河彼岸一片草地上，有些地方被雾染白了，其他地方却清晰得很。雾气没有上升，而是厚厚地笼罩在地面上，刚好遮住草尖。那里潜伏着一只猫，却只能看到它那竖立的两只三角耳。尽管如此，在另一大片没有被雾笼罩的草地上，似乎看到有个东西在移动：不是烟雾持续不断地往一边移动，而是来来回回，时而狂奔，时而后退，突然涌现，又突然消散，好像不是雾，更像是草地下面泥石沼里冒出的浓烟。有时，白雾漫延、蒸腾，似乎超过一人高，仿佛是地下间歇泉冒出的蒸汽。夜空晴朗无比；草场另一头的房子挺立在烟雾缭绕的地面上，轮廓越发显得清晰，也比平时更有家的感觉。后面的斯陶芬峰耸立在月光中；想象中似乎已不存在国界。
雾气陪伴着我回家，我沿着运河逆流而上，经过一座桥，走到彼岸，在下一座桥那儿，又返回来。一开始走的是堤上的一条柏油小路，走到尽头时，是一条住宅区的街道；再径直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拐角处，那是一条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奇怪的是，雾气一直没有越过运河，左边和右边的情形泾渭分明，水流成了雾霭的分界线（每片草场、牧场和沼泽地都有各自奇特的雾景）。河面上只飘着淡淡的烟云。一片树林，前一刻还是雾海中的一个岛屿，随即又清晰地矗立在黑土地上，仿佛低矮的灌木丛把那片白雾吞噬了。雾气在一个牧场门口停滞、积聚，就像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门槛。雾气像河流一样拐进一个果园，裹住了那幢濒临倒塌的小面包房及其对面的蜂箱。四周是昏暗的夜色，蜂箱在乳白色雾气的映托下呈现出各种色泽。我经常不得不停下脚步，寻觅那些羊肠小路。当我往地上看时，过膝的雾气已经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脚。透过远处一户亮着灯光的人家的窗户，我却能清楚地看到厨房墙面瓷砖上的玫瑰图案。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电器的嘈杂声——自行车、发电机、电视机、家用电钻，然而却又如此宁静，一头哞哞长叫的奶牛仿佛走进了一幅画卷：一幅幅图像，有牛角，有雨，还有另外一条河流。那牛角直伸进我的胸膛；那副我总是戴着的胸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运河四周间隔均匀地立着一些木板，木板上贴着各个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不久又要举行选举了），海报上贴着乡镇政治家的肖像，还有些标语。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总能记住这些标语，而且过目难忘。我随便踢了一块木板一脚，那块木板颤了颤，好像要被这不经意的一脚踢倒一样。我没有环顾四周，就从地里拔起它扔进了运河，接着它便沉入了水中。紧挨着的一块木板，底部被削尖了，紧紧地插在地里，还被楔子固定住了。我毫不迟疑——像要打开罐头一样——猛地一拉就能把它拽出来，然后扔进水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就这样，我把剩下的宣传板全都扔进水里。秋天里，阿尔姆运河通常会有一个月变得干枯，也就是所谓的“阿尔姆枯水期”。那时，木板底部插在烂泥里，残留的彩色纸张打着卷，运河挖泥船会把所有这些破烂连同那些车轮外胎、衣服包裹和死鱼一起扔到垃圾车上。我曾经问过一个熟人，问他是否相信我会做出杀人这种事，现在我仍记得他的回答：“不会杀人，但是有这个念头。”这算是杀人欲望吗？不算。只不过是恶作剧而已，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故意损害他人财产”？也不是。不管怎么样，我总会漫不经心地大声说一个词：“复仇”，我知道这也不是正确答案；补充一句：“人们享有观看水的权利，你们挡住水是一种侵权行为。”（我第一眼看到这些沉默的宣传海报时，内心便惊呼道：“住嘴！”）
类似的事情我至今只对某个教堂墙上的一句箴言干过（但那只是用铅笔把句子涂掉而已）。现在我又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折叠刀，把固定在岸边牧场树干上的徒步旅行路标撬下来扔到活动隔板后面。那些路标红白相间，上面写着：“欧洲远途徒步旅行道路：波西米亚森林——石湖——卡尔尼斯——阿尔卑斯山”。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了一个小鸟窝、一个活动展柜、一家新开张的理发店的海报，那张画着模特发型的海报，是通缉恐怖分子的。一座尚未装修的房子前，用木桩固定了一个山墙式的牌子，这是一家企业为寻找一片“可以开发的土地”而竖立的（字在黑暗中闪着磷光），我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了，看着它和连带的山墙装饰如何烧着，然后炭化。没有人看到我，即便有人看到，那也只是对一种奇怪举动的观察。
之后，我还从来没有发现那些柳树干竟然那么粗。运河上那一个个突起的小树墩，以前曾是洗衣服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个小码头。那么以前那些船在哪儿呢？阿尔姆运河木头装扮的河床本身就是船，河水又是缓缓流过，又是静静伫立。那水不是在流动，而是在活动。柳树皮弯弯曲曲的，犹如可以制成救生衣的栓皮栎。柳树天生就该长在河边……枝叶繁茂的柳树……人们用枝条为蜜蜂搭建了一条条小路……蜜蜂以此“乘着东风潜入水中，又逃脱到上面，可以向着夏日的阳光舒展开翅膀……”
继续产生作用的事实，还是已经失效的咒语？合理的生存方式，还是狂妄的咒语？预示着倾盆大雨即将来临的蚂蚁，“安全起见，它们通过拥挤的地道把自己的卵从蚂蚁窝里搬出来”；在夜间织布的姑娘们“从飞溅的灯油和在烛心上聚集和外溅的烛泪就看得出暴风雨即将来临”——：不断更新的画面，还是已经失效的老画面？无论如何都十分惹眼，如同常用语里的重复总显得那么拙劣、病态、甚至讨厌。相反，难道就没有与“令人乏味的重复”相对的“令人振奋的重复”、与“被迫重复”相对的“主动重复”、与“重复的危险性”相对的“重复的可能性”吗？坚硬的榛树在我面前透着光；单薄的椴树映入我的脑海；在柳树下寻求庇护；接骨木树的树干苍劲曲折；在此我替代重复的另一个词是：“重新找到！”
回到家后，我在黑暗中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杯葡萄酒，浇了浇花。终点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现在已空空如也。空空的末班车朝市里开去。金属电线不再吱吱作响，但仍在持久地摇晃着。月亮落山了，现在正是观星的时候。以前我会定期参加“萨尔茨堡观星爱好者协会”的聚会，地点经常是在墨兹克小山的圆形山顶上，以前那里很适合观察夜空，是附近最暗的地方。后来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我们社团只好另选远一些的盖斯山。可是渐渐地，连那儿也没有真正的夜色了，漫射的光线弥散在星空，观星爱好者协会最终也解散了。尽管如此，这段小插曲对我来说还是有益的。我刚刚入会时，协会领导就观察星空的方式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您总想一下子就辨认出来，而不是先仔细去观察。”——而就我本人而言，每次观察星辰久了，我的注意力又会轻易地转向山下树叶的沙沙声。
随着月亮落山，天空此刻看上去不完美了；那里面到处是黑洞洞的瑕疵。冬季的大星象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循环，夏季星象即将开始。山下的平原，除了墨斯大街上的一连串灯光，几乎一片昏暗；机场的信号灯熄灭了；山上的警示灯也关掉了。只有高速公路过境关卡整晚都被刺眼的黄色灯光照得通亮，而不远处那扇灰白的、设有围栏的瓦尔泽菲尔德兵营大门，乍一看上去像是另一处过境关卡：没有车辆过境时，那空空如也的、从高处被照得通亮的混凝土高速路看上去就像是个处决场。平原上一个个村庄消失在黑暗中，正如人们所说，它们那凯尔特式的名称反而活灵活现：阿尼夫、格勒第希、墨兹克、哥奈斯、洛伊克、瓦尔斯、哥伊斯。我儿子有一次说，这些地名让他想起一个个树名来。
依然还有嘈杂声，但是包括窗外山雀那短促而心不在焉的鸣叫声，都停留在远处：砰砰声、吵闹声、呼啸声或刺耳的铃声。它们有规律地时远时近，好像是来报到：先是高速公路上的摩托车，随后是超市里的冰柜，然后是沼泽农庄里的狗，还有遥远的地方——平原上方高处，温特山的巨石在整夜的冷冻后，砰的一声脱落，滚进冰斗中。每一种声响都在绝妙的宁静中产生，又烘托着绝妙的宁静。与此同时，在这昏暗的夜色中，出现了犹如遥远东方的墨迹一样的东西，缓缓有序，间隔巨大，同样一片昏暗，只是形式严格，光线有力，并且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这个倾听的入睡者的眼帘里。
然而在深夜里——不再有声响，那些墨迹也早已消失——突然，一阵声响惊起，跌落在窗后边，又是一阵呼喊声，这种呼喊声绝无仅有，它使一切声音黯然失色，甚至连垂死时喉咙里不断发出的痛苦的呻吟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确是一声呼喊，有人在不停地呼喊。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孩子在喊，那是一个孩子无休止的呼喊声，来自外面，来自平原上某个地方。它们不是来自左邻右舍。然而，即使关着窗户和百叶窗，这个小区里（远远超出这个小区，在别的市区里也不例外）谁都免不了在熟睡中被吵醒。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倾听这个孩子的呼喊声（即使明早我们会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那不是平平常常的哭泣或哭喊，但也不是无言的呐喊：听起来像是在呼喊；总是不断喊出一个双音节词，似乎在呼喊着某人。这个孩子是无助的，他只能在那里呼喊着这么一个名字。听上去，他不在房子里，或至少是在一个完全敞开的房子里，他在原地无法动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点。我立刻就想起附近有一家“生活救助”收养所，是为那些所谓的残障儿童开设的，不过只负责短时的安抚：救助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能当个证人而已。那呼喊声丝毫没有减弱。它们那样充斥四周，以至于温特山里那成百个（还有更多）的喀斯特溶洞——冰窖、竖井、深渊、落水洞、深谷、风眼——突然显现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不断增大的呼喊洞。房间里，那只不知所措的红螯昆虫吓得直往黏土球里钻；在喊叫的间歇里，一只肥大的苍蝇一再朝着窗玻璃撞去。那个孩子现在把他的全部剧痛都喊了出来，而这种疼痛在成人身上成了内心深处的默默不语；如果每个遭受疼痛的人都这样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是早就脱离正轨了？而且依照自然规律，久而久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准保也会沉默不语了。（他现在已经沉默了。）星空再次恢复了宁静，它会被矫正吗？会扭曲变形？后来，那接下来的噪音，即使还在一片漆黑之中，无疑是垃圾车那可靠的轰隆声和咔嗒声。但我毕竟曾经是证人：见证了整个过程，桦树街、赤松街、柳树街，乃至这个小区的所有街道，如何因为这些呼喊，有了一个名字——无名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