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和钱是两种怪物，大家一方面咬牙切齿地诅咒它，一方面又削尖脑袋追逐它；一方面深切地厌恶它，一方面又卑微地跪拜它。在社会价值的天平上，人的幸福和人的性命，都没有权力和金钱值钱，因此，人们为了得到它，愿意搭上自己的幸福，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
难怪，很多人一生除了权与钱之外，对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浓厚的兴趣，对其他目标都没有强烈的激情；除了所有动物都具备的那点性本能外，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别的冲动。环顾四周，有权无权的都在为权力奔波钻营，穷人富人都在为金钱忙碌操心。别说政坛上的倒霉鬼和商场上的穷光蛋，就是那些炙手可热的高官和披金挂银的大款，也常常为此而失去了人生起码的欢乐，因此没有能力去享受人生的基本乐趣。
《礼记·礼运》载孔子的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说过“食色，性也”的话。看来孔孟这两位老人家是把食与色当成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我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孟子还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这个我觉得说得有点绝对，至少我个人不敢苟同。就地域而言，喜欢甜味的江浙人与喜欢麻辣的四川人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社会地位来说，高官、大款和农民工也“说不到一起”。农民工劳累一天之后，在马路边随便找家大排档，随便挑一两样便宜菜，就能有滋有味地美餐一顿，而显贵和富豪天天都是“座上客来，尊中酒满”，顿顿都是美味珍馐，但他们却闻不到酒香，尝不出菜味。高官和大款们每次用餐，不是他们陪别人，就是别人陪他们。名义上虽然是“吃饭”，可吃饭的目的是为了陪人，吃饭反而变成了陪衬。高官们吃饭喝酒主要是搏感情拉关系，大款们吃饭喝酒主要是签合同、谈生意。官场上早有“感情深，酒满斟”“感情好，喝醉倒”等流行语，商场同样有“大单生意酒席上谈”的说法。我有个比较精明的学生，现任一个小城市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他说自己最大的“工作任务”就是陪人喝酒，有时一餐要赶好几个饭局，他半是无奈半是调侃地说，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这个胃献给党”。
对于高官和大款而言，他们“办公”就是吃饭，反过来说，他们吃饭也就是“办公”。你想想看，吃饭一旦变成了“办公”，吃饭就从享受变成了负担，从人生乐趣变成了人生痛苦。白居易一千多年前对此就感触很深，他在《自感》一诗中说：
宴游寝食渐无味，杯酒管弦徒绕身。
宾客欢娱童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
对宴游寝食完全腻味，对杯酒管弦极度厌倦，人生的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折磨，难怪他喟叹“始知官职为他人”了，所以他在五十岁那年就《自问》道：
黑花满眼丝满头，早衰因病病因愁。
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
宋朝名相王安石主持朝政时，据说也完全品味不出酒香和食味。有一次，他们全家到友人家做客，贵客临门自然菜肴丰盛，可王安石只吃自己面前的两道菜，离他远点的菜几乎没有动过筷子，那时又没有现在这种桌面可以自转的电动餐桌，没多久他面前的两样菜就吃得精光。细心的女主人以为王安石最喜欢这两样菜，暗暗记下这两道菜名，第二次请他做客时将这两样菜做成双份。王安石夫人得知个中缘由后，笑得快要合不拢嘴：“你们有所不知，我家相公多年为国操劳，长期以来寝食无味，吃饭不过是为了果腹，什么菜到他口里都一个味道，不信，你今天将另外两道菜放在他面前，他照样还是只吃自己面前的两道菜。”女主人按王夫人说的那样摆菜，果不其然！
不过，王安石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我对他一直心存敬意与钦佩，包括他的政敌也称道他“视富贵如浮云”。他一生敢作为也有担当，是政坛上少见的那种硬汉，相信他食不知味或许真的是由于为国过度操劳，不似当今的衮衮诸公一生就忙于贪权、贪钱、贪色，还要绞尽脑汁偷偷摸摸地携款外逃。他们的一生提心吊胆像是做贼，这种极端病态的人生，根本无法享受正常的人生乐趣，更别提享受口腹之乐了。
在权力可以寻租的社会环境里，商人要想一夜暴富，企业家要想成为大款，就得先把自己口袋里的钞票暗暗掏给极少数人，然后才会有更多人把他们口袋里的钞票纷纷掏给你，也就是说，你先要给别人送钱，以后别人才会给你送钱。经过这许多复杂的利益交换后，换来了人们艳羡的权与钱，却失去了人生最基本的乐趣——变得食不甘味。一个弱智用膝盖想一想也能明白，这是一种绝对的赔本买卖。
贪官、显宦、富豪、大款，权力与金钱毒化了他们的人生，但这些人毕竟只占社会中的极少数，大家在讨伐他们的时候不妨反躬自问：自己对权与钱的态度比他们又好得了多少呢？至少我本人在他们面前，没有多少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是程度稍有不同而已。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慨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分功利的人生态度，不仅在毒化着贪官大款，也在毒化着我们每一个人，它使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没有办法品尝出生活的滋味。
老祖宗孔子在《中庸》中就感叹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朋友，你食“能知味”吗？你吃饭还香吗？
2011年8月10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