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楢山节考》的确拍得不错，也得了一个大奖。这部片子令我想起《望乡》，它才是我真正喜欢的日本电影。
《望乡》的原名叫《山打根八番馆》。“八番”，“八号”的意思，山打根八号门牌，是妓院。
故事叙述一个社会工作者圭子，老远地跑到一个叫天草的乡下，因为她听说过在战前，当地有很多少女被卖到南洋去当妓女，而其中还有些活着，她想去访问她们。
经过重重困难，她找到了一个叫秀子的老太婆，秀子孤单地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只有一群猫和她做伴。
秀子起初对圭子很敌视，后来两个女人做了朋友，秀子才把当年做妓女的一段往事告诉了她……
故事虽然讲妓女，但是部反战电影。它揭发了日本愚蠢地想侵略外国的政治污点，为在战争中死去的日本人控诉，写出了他们的悲愤—在异乡死去后，坟墓还要背向祖国。
导演熊井启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最初入行，是在日活公司当编剧，日活当时以动作片出名。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石原裕次郎主演的电影部部卖钱，公司也肯花制作费，为了拍一部叫《遥远天空下的梦》的电影，先让编剧到外景地考察，于是熊井启被派到新加坡来。
我负责带熊井启到各处看外景。
一天，他忽然问：“新加坡有没有日本人的坟墓？”
“有呀！”我想起在板桥神经医院附近，就有那些方块碑石，把他带去。
熊井启在日本人墓地前站了很久，进入沉思。
“太平洋战争的伤痕未愈，日本又发动了经济侵略！”熊井启叹了一口气，“看历史，在明治初期，日本已在做这些坏事。军国主义者拼命抢外汇，什么大学眼药，什么仁丹，都是他们的杰作。最可怜的，是一群被逼良为娼的少女，她们被龟奴由左草岛等地方送到山打根、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卖淫。这个坟墓，躺着许多这种人，有一天，我一定要拍一部电影，为她们申冤！”
熊井启后来由编剧升到场记、副导。最后正式当导演，所拍之戏，大多数有点社会意识。
十年前，日本的一本很有分量的月刊《文艺春秋》发表了一篇叫《山打根之墓》的文章，描述天草老妓，作者是山崎朋子。熊井启读后很兴奋，他知道从前在新加坡许过的愿望有可能实现，马上跑去找山崎。
山崎说这只是一篇传记，难以成为有剧情的故事片，比方说写年轻时代的妓女，书中只有数行，怎么能够将这人物发展？熊井启已有构想，他说老妓女年轻的戏一定要加多篇幅，在卖笑中也得到客人的爱情，但结果被客人所出卖。不但如此，出卖她的人还有她的家属，还有她的国家。
多次的游说下，山崎终于同意，把版权卖给熊井启。
这个计划和专搞舞台剧的团体“俳优座”商量后，“俳优座”即刻赞成投资演员和一小部分的制作费。钱还不够，熊井启跑去找东宝，东宝一听是由一本社会工作研究资料改编的剧本，摇摇头。
熊井启的前两部戏是为东宝拍的，也替他们赚了钱。三番五次地争取，答应了许多无理条件，东宝最后才同意出筹备费。
拿了这些钱，熊井启找名编剧家广泽劳写剧本，广泽花了四个月时间交出作品。熊井启跑去山打根看外景，回家后怕东宝没有信心，把剧本改写数次，发表在《电影旬报》杂志上。
广泽劳看到后很生气，他不赞成导演把秀子年轻的戏加在里面，他说重点应该放在两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女人身上：一个是住在城市里的年轻知识分子，一个是饱受折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娼妇。结果，广泽批评导演把名字也放在编剧里，他把没经过修改之前的剧本刊登，特地声明这并非两人合写，而是自己的创作原本。
两个剧本我都读过，相差不太大，我赞成导演的选择。
这件事闹得风风雨雨，倒是带来好消息，东宝决定投资，片子顺利开拍。
“俳优座”在东京的六本木有个小剧场，栽培了许多优秀的演员。这个团体的成员多数是读书人，由公演的话剧赚来的钱并不多，他们一班出了名的演员如仲代达矢去拍电影，片酬都交“俳优座”，毫无怨言，只拿低微的月薪，但有一个理想。
栗原小卷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大红大紫。之前拍过《川忍》一片，为剧情所需，全裸演出床上戏，身材极美，“俳优座”建议她来演年轻的妓女秀子。
但是导演熊井启认为秀子年老后由巨星田中绢代演，如果用有名的栗原，形象就不容易融和，所以，选中了新人高桥洋子，栗原派去演担任社会工作者的圭子。
全片最难讨好的就是圭子这个角色，单独的戏给高桥洋子占去，与高手田中绢代演对手戏，又给田中吃得光光，但是栗原沉着应战，中规中矩，成果不过不失，完全是因为她有一份热忱的工作态度。
高桥洋子就很突出。片中有一段戏是她在浴室中，偷听到她的哥哥和嫂嫂的对话。他们是靠她用肉体换来的钱养活，但反而怕她是妓女而给同乡笑话。通常这种戏的处理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是导演让高桥洋子压抑着，在感情崩溃之前，把自己整个头浸在浴桶中，不让兄嫂听到哭声。
还有一场是在妓院中被出卖，天下着大雨，她裸着全身奔入院子痛哭。戏是那么自然和必需，删剪这场戏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
老年的秀子，由无懈可击的田中绢代扮演。在那肮脏的小屋中，两腿分岔地跪在榻榻米上，天下已经没有演员能做到那么入神。老妓女一生的苦难和波折没有令到她愤世嫉俗，而是保持着一份天真，爱她那群猫，为不肯与她见面的家人祝福。她没有否定生命。
拍完了《望乡》，田中绢代筋疲力尽，她从来不向工作人员透露她身心的压力，片子拍完不久，她便死去。
当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最难演的，是和那群猫的对手戏。”
在日本做事时，我曾经跑到片厂去找熊井启。
他一看到我，紧紧地抓着我的双手：“我的愿望，到底实现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我点点头。
“片子拍了，上映时能不能赚钱我不知道。”他笑着说，“我只知道我已经尽了力，拍了一部我喜欢的电影，一部对得起观众、对得起我自己的电影。”
“下一部呢，有什么计划？”我问。
“还不知道。”他说，“我在搞一个剧本，想拍日本人到中国去的故事。”
这个构想，后来就变成他到中国内地去拍的鉴真和尚的戏。
我们走进厂棚去看山打根街道的一个布景。美术师走了过来，熊井替我们介绍。
“你是由南洋来的，一看就知道这布景搭得很假是不是？”美术师木村威夫问道。
我安慰地说：“还好。”
他摇摇头：“现在的山打根也看不到那个时代的东西了。我找了五十多本参考书，结果还是不像样。”
布景有一个圆形的跑道，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搭。等了一会儿，导演开始叫临时演员试戏。
这一场，拍一大队日本海军，经过街道赶着去召妓的戏。只用三十多个演员，他们围绕着布景那个圆圈，跑了一圈又一圈，在镜头中看起来，就是一大支军队，至少有两百人，才知道布景师下的心机。
拍完后，熊井又拉着我问长问短。
“不要做什么行政工作了！”他说，“你不如来跟我做副导演，拍一部好电影！”
我没有那么做，亦谈不上后悔，只想当时要是和他干上了，生命一定会充实得多。
《望乡》上映，我看了流泪。
这部电影，正如我的好友曾希邦所说：“《望乡》令人重新想起电影原来可以这么严肃，这么美，这么强烈，这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