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时候，朴树隔着一张老式的玻璃餐桌，制止他的金毛犬冲我嚷嚷。小象委屈地站起来，耷拉着头颅，跟着秀梅阿姨向小花园走去。它向左扭一扭，又向右扭一扭，肩背再往上一送，艰难地走。它老了，后腿已经没什么力气，需要把每一个步伐分解成好几个动作才能完成。
小象11岁了。朴树每周会请兽医来家里为它看病，听说，每个月要花1万块医药费。他心里隐隐有个迷信的念头，就是，小象千万要撑过这一次的演唱会。
“它很像我。”他解释说，“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给它起名字叫小象？”有一天晚上，我在微信上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复说，“高中的时候就喜欢这个名字。”
上一次听说小象这个名字，是看到常玉的一幅油画，叫作《孤独的小象》。这是画家短短一生中最后的一幅作品。一片深沉黄色的背景中，大大的天地，画着小小一只象。那一片深黄，说不好是麦田、森林还是沙漠。象是群居动物，照理说，一只落单的小象是必死无疑的，但是，如果你把小象放大来看就会发现，它的嘴里好像还叼着一条小蛇或者一根稻草。总之，它好像不怕，它还在找吃的。
“我觉得它是快乐的。”朴树看到了这幅画，他说，“我还以为它在飞呢。”
常玉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艺术家。他有大师的坚韧、慈悲和那一点点必不可少的反讽。后来，我去台北看常玉的画展，叫作“相思巴黎”。展览上虽然没有这幅《孤独的小象》，但是放了一个常玉的纪录片。在这一辈子的艺术生涯里，他说过一句话，被制作者深深地打在漆黑的屏幕上。
他说——
“我这一生一无所有，我只是个画家。”
我站在那里，久久看着这句话，只能流泪，不能动弹。许多人的一生，他们拥有无数的东西，唯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
“你真幸运啊。”朴树走进来的时候，我说。
我又说：“至少你已经知道你这辈子是来干吗的。你想要逃，但是逃不掉。现在既然回来了，那眼下的难受，就是你的受活。受活的意思就是，活该受着。”
朴树在下午四点钟的稀薄阳光里站着。他原本对着墙上的某个地方在发呆，找不到跟我讲话的理由。他就这么安静着，也不管我是否尴尬。我说完之后，他还是安静着。但是突然，他扭头，说：“晓宇，我不能陪你聊天了。我现在终于鼓起勇气了，我要去工作一会儿。”
几秒钟之后，朴树先生消失在这栋房子的某个角落里。
这时候，北京郊外的天空蓝得响亮，初春的太阳将落未落。他的窗户外头有一排红砖顶的房子，更远处是一排与之平行的光秃秃的白杨树，一，二，三，四，从左到右，树上有四只鸟巢，加上他刚刚消失在内的这一只，一共有五只。
“嘎——”
突然有一只不知道名字的大鸟，猛地从最左边的巢穴里冲出来。它拍着翅膀，落下一片咖啡色的羽毛，很快就在半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真是一个戏剧化的房间，鬼知道它的主人曾经在这里经历了什么。一个多月以前，他在这里招待几位帮他做新专辑美术设计的朋友，放demo给他们听。有人问，能解释一下你这张专辑吗？他想了好半天，憋出一句话——
“我的妈妈。”他说，“我希望她能够活得长久。我希望她能够看到，我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这时候，他亲爱的妈妈已经80岁了，身体出了点问题，正在住院。他不太提这件事，但是每天都惦记着打电话。他个子高大，衣着时髦，又没有一点赘肉，看起来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样子，但有些东西是不会骗人的，他确实已经是个44岁的中年人了。他一边不甘心，想要尽量触碰更多的可能，一边又正生活在某种丧失的预感中。这样的生活，注定伴随着不安。
到此刻为止，我认识朴树先生有整整两个月零二十天了。在我试图靠近他和理解他的过程中，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说了很多无意义的话，做了很多无意义的揣度，但有一个问题，我牢牢记得。
那天下午，北京雾霾。在北三环边的一间茶馆里，我曾经问他，此生最早有记忆的一个画面是什么。他想了又想，下定决心要把答案告诉给我。他说，那时候他大概一岁多，看到妈妈独自一人坐在窗边哭泣，而他小小年纪，感到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他需要一个完美童年，他还需要一个完美母亲。
谁都需要一个完美童年，谁都需要一个完美母亲。
但是即便没有，人还是要长大。什么时候长大，都不晚。长不长得完美，也不重要。最终，一个人只能向自己宿命的纵深走去。
“我现在路走到一半，看山非山。”他说，“好难，但我愿意继续走下去。”
“你在等待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吗？”我问。
“我觉得是。”他说，“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觉得挺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