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朴树睡不踏实，老做梦。要么梦见自己在天上飞，要么梦见自己在水里游，可水里都是河马拉的屎。
旋律全都写出来了，可他还是焦虑得要命。
他杀得死老虎，却不知道要怎么剥掉老虎的皮。
首先，他对于歌词力不从心。
多年来，在诸多采访中，他都直截了当地表达过这个意思：我讨厌写歌词。原因也很简单：中文发音强调咬字，颗粒度强，很容易影响歌曲的音乐性；在尽量不影响音乐性的前提下，还要兼顾表达的优美和准确，那就更难了。
朴树是常年保持阅读和写作习惯的人。他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木心和鲁迅。但是，写歌词这件事还是一再带给他困扰和误解。
两年多前，韩寒来找他，两人一起为《平凡之路》填了词，这首歌也成为他复出之后的第一炮。不久之后，一位快20年没见面的朋友约他聊天，张口就质问他，你怎么就觉得“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了？
朴树有点委屈，又哭笑不得。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有两句。一句是‘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还有一句是‘易碎的，骄傲着’，这是我的真实的状态。至于‘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句就是为了押韵，不要看字面意思。”
“再说，我理解的平凡也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种平凡。当我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正好在看《佛陀传》，我心里想到的是佛陀。你说佛陀平凡不平凡？太平凡了，可他那么伟大。”
话是这么说，可中国人对于音乐的欣赏习惯还是经常偏离旋律本身，而带有文人色彩。有一次，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餐厅吃饭，背景音乐先后放了《平凡之路》和《越飞越高》。朋友就开玩笑说，你看，朴树真是个鸡贼的人，他一天到晚自命不凡，却写歌劝别人走平凡之路，结果就丫自己一个人越飞越高。
年轻的时候，朴树写过一些诗歌和小说。在他早年的作品里，也确实注重歌词的唯美表达。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越来越强调歌曲的音乐性了。他甚至承认说，对于鲍勃·迪伦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他完全没感觉，因为他从来只听旋律和节奏，不听歌词，根本不知道鲍勃·迪伦唱的是啥。
歌词其实还好说，事到临头，只要死磕，总能憋得出来，毕竟是自己天天都在使用的母语。
另外一件事情，可就太难了。它困扰了朴树整整六年，几乎从他决定回归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天下午，我在朴树的录音室里见到老董。他留着胡子，身材壮实，是朴树的贝司手兼录音师。从这张新专辑开始筹备的时候起，他就和朴树合作。在录制后期，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一度，朴树的微信只有六个好友，老董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听觉非常敏锐。有时候，录音室里有十几个人，他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哪个声音有什么不对头。像我的耳朵能听出来是正常的，我学过这个，经过专业训练的。但他就是审美很够，知道什么是好声音，什么是不好的声音。不过，他有一个短板，就是，那个声音在他的脑海里，但他形容不出来。”
这不只是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还是一个经验和技法的问题。19年前，张亚东帮朴树做《我去2000年》，他对于编曲和制作一无所知，完全是仰望张亚东。14年前，张亚东帮他做《生如夏花》，他已经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张切磋。现在，当他筹备自己的第三张唱片的时候，环顾国内，除了张亚东还是不作第二人想。
“中国音乐从唱片市场转音乐节市场之后，幕后人才已经断层了。”李宏杰是张北音乐节和MTA天漠音乐节的创始人，和朴树有过多次合作，“别说好的制作人了，经纪人和企划也少，要等这个生态补充上来，至少得十年。”
从2007年到2017年，在朴树淡出的这十年里，中国的音乐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体唱片几乎没有了；新人要出头不是靠做新歌打榜，而是上电视秀；如果歌手自己没有创作能力，也没处买得到新歌，只能不停翻唱20年前的港台老歌。
这是一个荒诞的事实。有人说，朴树从《平凡之路》到《达尼亚》，和十年前相比也没什么进步。但这首先是因为他十年前的起点极高，一出手就站在鹤立鸡群的位置上。其次，就算他进步不大，比起这个时代的音乐从审美到创造力上的大幅萎缩，他还是太出挑了。
已经很难再找到像朴树这样在做音乐的人了。不计时间，三四年死磕一张唱片。不计成本，连买器材、养乐队、录音算在一起，开销不止三四百万。如果再加上MV的成本，直接就奔千万去了。难怪之前他参加真人秀的时候会直接讲：“因为这一阵有点缺钱。”
他在音乐上不计代价，但他自己却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他住的是租来的房子，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有一次，狗仔在三环上拍到他开车，形容他“驾驶豪车出巡”。狗仔有所不知，这辆黑色的二手跑车已有十几年车龄，如今修车的钱比车价还贵。
刚才说到，朴树的内心已经历沧桑。不过，他的另外一个部分却越过越像个孩子；或者说，从来就是个孩子，没有变过。这天下午，我去他家拜访，他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厨房，介绍他家的阿姨给我认识。
“这是晓宇，这是秀梅。”
我去过很多朋友家，也去过很多名人家，有人会说，这是我们家阿姨，有人会冲阿姨说，给倒杯水来。但朴树是唯一一个不仅正式介绍，而且介绍阿姨名字的人。
这不过是他的教养和本能而已。更多的时候，他根本不琢磨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他会开着秀梅的助动车去咖啡馆开会，会穿着领口耷拉出木耳纹的T恤去录音，也根本不在乎出差是不是头等舱，餐费会不会减半。只有在音乐上，他不能凑合，也绝对没的商量。
作为一个音乐控，他致命的烦恼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制作人。
“朴树的短板就是这个。”李辉说，“当他有大量的原创内容想呈现的时候，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帮我呈现这些东西。他脑子里有非常多的色彩和审美，但是这些东西跟另外一个人沟通起来就特别颓，因为那个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色彩和审美。而他自己又做不到，这就是问题。”
这里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制作人的重要性。在一般外行看来，把歌写出来，演奏出来，唱出来，录下来，就齐活了。但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对于一首歌曲来说，最重要的是它讲故事的方法。一个制作人在制作一首歌曲的时候，他首先需要一个非常清楚且有风格的讲述模式。一首歌在三四分钟里，是有很多情绪演变的，你的结构要清楚，起伏要适当，要通过非常巧妙和细腻的和声来铺垫，表达不同的色彩和情绪，让人听了之后跟着你的情绪走。这是非常难做的框架。
其次，除了和声，乐器也是有色彩的。一个吉他的声音，能调出几百种音色，就跟照相用滤镜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你会用这个滤镜？这代表你的品味。别人用那个滤镜，你觉得太欠了，但是他觉得好看，那就说明你俩审美不一致，没的聊了。所以，制作人在乐器音色的使用上，要理解歌手，完全符合他的气质，这也很难。
以朴树的音乐审美和行业积累，他既然已经等了14年，就绝不会在最后一个关头降格以求。他对于制作的水准一定要求极其严格，时长，速度，节奏，过渡，颗粒度，他都要求要有同等标准的人来合作，才能有效沟通。
当外界在谈论朴树严重的拖延症的时候，很容易就因此把他想象成一个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人。但是，考虑到他需要用那么多（自己并不会的）综合性技术手段来把自己内心的色彩和声音外化，这实在是太难了，也只能是慢。而且，他每次都会想，我要是交给别人就不会那么累了，但他每次都会发现，其实根本交不出去。
过去三年，他做过诸多尝试。
一开始，他还是找张亚东。
20年前，朴树就把张亚东当作自己音乐上的老师，而且尤其佩服张的勤奋和毅力。那几年，朴树还在“鬼混”的时候，张亚东无论晚上多晚回家，雷打不动练琴三小时。后来，《平凡之路》也曾经找过张亚东做编曲，但是张觉得这首歌的和声太简单了，合作意愿并不强。虽然合作不成，但朴树说：“他的眼界和辨别力还是在的。”
等到《达尼亚》的时候，张亚东重新回来，和朴树一起完成了这首新歌的编曲和后期。有一天，朴树给张发过一个非常诚恳的微信。他帮张亚东定制了一只可以恒温恒湿保存乐器的箱子，并且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
“我和他都不是特殊的那一个人。没有特殊的那一个人。这不是十年前的北京了，如果人不拼尽全力，他的天赋是会消损的。我觉得他特牛×。在音乐上，眼界很少有人在我之上。但那么多年了，他还是在我上面。我非常珍惜他，而且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参照物，岁数比我还大，他还能听新的音乐。我觉得真好。”
有一阵子，朴树认识了一个英国的录音师，他跟朴树建议说：“既然你已经把音乐做到这个地步了，就应该找一个录音师背景的制作人，在声音上提升你的音乐。你的旋律和编曲里面有一种奇妙的化学作用，非常奇妙，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丢失掉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最应该保留下来的。”
朴树深以为然，开始寻求外国制作人的帮助。
有朋友牵线了一个美国著名的制作人Mouse Manger。朴树把自己的小样寄了过去，半年之后，对方飞来北京，和朴树一起待了整整一个礼拜。临走的时候，他说，他这辈子做过那么多唱片，但从来没有一张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他邀请朴树去纽约，想试试能一起走多远。
这名制作人回美国一周之后，有一天晚上，朴树做了个梦。醒来之后，他意识到，去美国录音不会是个正确的选择。他太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些声音长什么样子了，他希望是粗鲁又开阔的，而这个制作人的风格以黑暗阴冷著称，并不合适。
2015年的时候，朴树终于决定起程去英国。他前后去了两次，录完了新专辑所有的音乐部分。这算得上是一次愉快的合作。这位制作人很红，也很有耐心，在他有限的档期里尽量帮助朴树实现他要的声音。但是，回国之后，朴树发现，因为他对录音一无所知，以及跨文化交流的障碍，这些声音并不是他想要的，基本上，只有20%能用，剩下的80%都得自己重新一点一点改。
朴树有点崩溃了。别说他，连他的翻译也崩溃了。录音的时候，朴树会说，这里要脏一点，那里我要一个大海的声音，翻译就傻眼了。什么叫作脏？什么又是大海的声音？中国人理解的大海是开阔优美的，可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大海就是阴郁、冷酷的，终年包裹着你的心，透不过气来。
没办法，一回国就赶上要先发布《好好地》。朴树只好和老董商量着，一点一点调整音色。这首歌的过门使用了鼓声，可是英国人的鼓体积感太重了，他们就一个一个去试。最后，朴树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在自己家地下室里也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其实他就是不够自信。”老董说，“他老觉得要找一个比他层次更高的人来帮他，可是老找不到这个人。他就会到处去问，这个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好不好。最后他发现，其实这个人就应该是他自己。”
“想起来真的好艰难，我太他妈坚韧了。”有一天中午，朴树在微信里对我说，“三年多了，无数次想放弃。找不到合作的人，deadline，歌词，MV。还有一种焦虑是，眼看着自己就快要不再喜欢这些歌，很多情感和观念都在变化，已经感到这张唱片在窒碍我的人生——几次想放弃，但就是做不到。”
在英国的时候，制作人告诉朴树：“我们做音乐是一切都往天上扔，能抓住哪个是哪个；你是扔飞镖，而且每次都剁上。我合作过那么多艺人，你是唯一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而且去了的。”
朴树回答他说：“我是全世界最了解这些歌的人。你们一年做十张唱片，而我两年来一直生活在这些歌里，我做过无数次实验，失败过无数次。”
因为太痛苦了——他好比是一个对镜头、灯光、场面调度一无所知的天才演员，这一次事到临头逼上梁山，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导演——他问过一个英国老炮，这样对不对。结果，对方说，我们70年代时就是这么过来的，虽然看起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我们称之为blood on the tracks。
Blood on the tracks. 音轨上的血。
有时候，我想要试着安慰他，说：“不要每天用钢丝撸自己的神经。”但我也知道，此话一出，势必沦为谎言。因为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超越现实考虑的世界里，如同猎人必须独自面对旷野。他的孤独，源自他比10年前、20年前还要深刻的自我确信。
他的回复是这样的：“无论形而上下，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只能看见自己如何一路走来。鼓足勇气往下走，自讨苦吃，不趋利避害，修行亦如此。佛和灵修，不是寻求安慰，是在寻找契合自己的解脱之路，能够心口相应。
“这他妈才来劲呢，用人生做一次实验。”
4月6日晚上，他发了一张图片给我看，是他窗台上的日历。上面写着：“假如有一天，我碰巧有了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知道我会怀念眼下这种飘摇不定的生活。”
然而，他还是会有痛苦的时刻。
2月27日的时候，刚刚完成所有音乐部分的录音，他对我说：“我发现，这张唱片做得怎么样，已经都无所谓了。我就觉得，我经历了这些，做的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更重要。”
4月20日，刚刚完成所有录唱，他又说：“没觉得轻松，就觉得有点绝望。每做一张唱片，就像把自己逼上绝境。我知道我还会不停地面对它，就是你说的艺术家的宿命，想往前走，又痛苦又艰难，但没法不这么做。接受了，我不是来这个世界享受的。”
这就是他的宿命——找到了，又没有找到，永远在不妥协的自我和痛苦的探索中间煎熬不休。
那么，他可能的未来在哪里呢？
发小说：“无论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活着。别纠结，脸皮厚点，沉淀一点，脚踏实地，把自己的状态维持住。如果有一天维持不住，彻底枯竭了，就换个地儿，到远方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朋友说：“不用为他担心。他的优势还在，又不拒绝世俗，只要他这股劲儿还在，就一定还会有作品，可能还会有大的飞跃。如果他有一天放弃了，那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再也搞不定音乐这个东西了。当然，也有可能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并没有实现自己最理想的境界，那他也有可能从别的创造性的事情里寻找到新的乐趣，比如说，做做木匠也挺好的。”
合作伙伴说：“他现在在音乐上已经有方向了，一定能够走得更远。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做完这张唱片，三五年之后，新的音乐方向是什么？也许，他应该多出去走走、看看。”
经纪人说：“他只是需要扛过眼前的难关。我觉得他人到中年比年轻的时候更有气质，他会越老越值钱。”
他自己说：“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我在完成一个东西。当我完成它，我会变成另一个人，那才是我。”
也许，他会跟《树上的男爵》里的主人公柯希莫一样，因为严酷的规范和父权而感到无所适从，在树上生活了一辈子，然后又在65岁的时候因为攀上了一只路过的热气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年前，就跟朴树开始做新唱片差不多的时间点吧，发小刘恩从美国回来了，在崇文门开了一家做全景声的创业公司，起名叫作“时代拓灵”。这个名字有典故，是一首老歌的名字，Twirling in Time。时光流转，他感叹说，上一次联系上朴树已经是去年8月了，能聊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当年，他原本决定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原子弹”，可也巧了，手边正好有本小说，是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于是就误打误撞起了这个更文艺的名字。
“可是现在看来，真正的麦田守望者不是我们，是朴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