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我有一条裙子，白底色，上面布满红色和蓝色的降落伞。式样是肩膀上两根带子，前胸和后背各露一块可观的面积，很像现在性感女子的太阳裙。只是孩子的我不图性感，只图风凉。母亲那时常常巡回演出，乘火车的时间多，就在火车上为我缝制了这条裙子。式样是从一本书的插图中看来的，妈妈不叫它连衣裙，而管它叫“布拉吉”（俄语连衣裙）。布拉吉的原型出现在《白夜》的女主人公纳斯金卡身上，那是妈妈最初的灵感。等妈妈把裙子放在我身上比画时，裙子底边还没收工。底边留出三寸，然后对折过去，两根肩带的长度也留得富余，余出的尺寸缝在背心里面，都是为我即将长高的个头预留的尺寸；我一年年长高，底边可以逐渐放出，肩带也可以一年年放长。那个年代，我们很少穿合身的衣服，不是太大，就已经太小，有时还没等把预留的尺寸放完，布料已经破旧。带红蓝降落伞的太阳裙让我在孩子群里显得出众，让我巴望每一天都炎热，巴望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这年的夏天，红蓝降落伞的太阳裙已经放出了全部底边，肩带预留的尺度也都用上了，红色降落伞变得粉红，蓝色也褪成浅蓝，棉布被摩擦洗涤，薄如绢纱，但它依然让我出风头，依然惹得女孩们羡慕。我穿着这条心爱的裙子跟着父亲去郊区打猎。荤菜稀缺的年代，父亲一杆气枪常给餐桌带来惊喜。斑鸠、鸽子、野兔，经外婆的手都能成席，一只野鸡炖一大盆汤，多放生姜，再切几片咸肉一同炖，就去除了野物固有的膻腥。因此打猎解决了父亲的玩儿性，也解决了我成长期的营养。
我父亲是个多面手，童年读天主教会小学，开始学小提琴，但最终被神父判决为听力五音不全，拉琴玩玩儿可以，但一生只能做音乐票友。升入中学，他玩儿起美术，被另一个神父发现了他的绘画天才，于是转行主修美术，毕业后顺理成章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不过那时最让他忙碌的，是一份不为人知的事业，叫作共产主义。父亲天资超高，什么都玩玩就玩出样子来，但他对共产主义，却是毫无玩心的，是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在抗战尾声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时年十六岁。同济一年，他课上不如课下忙，忙着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忙着组织罢课，忙着带队游行示威，终于暴露了身份。满街呼啸着拉笛的警车，其中有一辆就是奔我父亲来的。于是组织上紧急转移他去苏北解放区。可能就在苏北，他开始热衷射击和骑马，马术和枪法都接近优等。他骑着白色战马，身背盒子炮，跟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的帅气，他的表姨（我称呼新闸路婆婆）亲眼见证过。根据他这位表姨的回忆，父亲暴露了地下党身份后，在她家躲避抓捕，而撤离上海的指示是临时得到的，得到指示也得秘密离开表姨家，因此在他逃跑准备就绪的当口，表姨问他：“奥弟啊（父亲乳名），侬明早想吃啥个小菜？”为了稳住表姨，他信口点菜，说想吃红烧蹄髈。那时上海什么都涨价，一只红烧蹄髈要变卖家当。等表姨典当了家当，买来了蹄髈，红烧了它，这个表外甥却不见了。表姨舍不得自己和孩子享受蹄髈，留在砂锅里，凉了热，热了又凉，等了表外甥许多天，蹄髈早就炖化了。所以当表姨看到表外甥骑着白马进城，头一句话喊的是：“奥弟，蹄髈！”我估计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骑马。现在来看，那时年仅二十岁的父亲，已经五种技艺在身，学什么对于他都是玩儿，都玩儿得风流潇洒。跟我一样，他的文学才能是偶然发现的，也是由于战争而自我发掘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参加祖国人民慰问团去了朝鲜，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让他感到画笔对于他想表达的，太局限了，于是他第一次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发表了几个短篇之后，就招来了批判，他最好的一个短篇叫《无词的歌》（一九八二年被我改编成电影剧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更名为《心弦》，我好讨厌这个矫情的名字），被批判为“宣扬战争恐怖”，因而从他的小说集中被剔除出去。到了一九六七、六八年，父亲的前几项技艺都撂荒：马肯定是没得骑了，楼房肯定也是不能设计了，小说就更不能写，而提琴呢，他一开弓就是舒曼、圣桑、舒伯特，军代表、工宣队虽然听不懂，但听得出它们的洋气，那年头洋气的东西就要让领导阶级不高兴的。绘画倒是可以，但满眼的画面中，主人公个个赤红脸、大瞪眼、提拳扎把式，不太符合教会学校给父亲灌输的审美观。就剩下打猎一项，能让他复辟一下公子哥的生活方式。
回到打猎的这一天。我穿最心爱的裙子跟在爸爸后面，进入了杂树林。树林围着一口池塘，林子里鸟语如歌。现在想来爸爸是野蛮的，被他沿袭的贵族游戏——打猎，也是野蛮的。野蛮在于他们对于生态、环保、野生动物保护等等概念完全无知，也在于他们以嗜杀表现雄性的骁勇和彪悍。对于人为猎杀会造成的物种非自然淘汰，以及某些物种的灭绝，他们毫无概念，因而毫不忧虑，这就是野蛮。告别饥饿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爸爸从事野蛮猎杀，只为达到这文明的第一步，这种悖论现在来看多么无奈。爸爸在肩膀上架起猎枪，很帅的，一只眼睛眯起……枪响了，不远处一只美丽的黄色羽毛的鸟扑棱着翅膀，落到树枝上。在树枝上，它仍然奋力扑腾着翅膀，还活着！我跑了过去，抱起受伤的小鸟。小鸟一只翅膀中弹，血浸红了它半个身体。我用手绢把它包住，再用我的裙子为它做了个吊床。等父亲完成了那天的狩猎，拎着二十来只麻雀回家时，黄色的小鸟在我裙子的吊床里睡着了。
我含着眼泪，叫外婆救救小鸟。外婆开着动物急诊室，什么她都能救，小野猫从屋檐的破洞里掉下来，身上还带着半个没被母猫吃完的胎盘，她都能把小猫崽救活。外婆用钳子把一颗气枪子弹从小鸟的翅膀里钳出来，又给伤口涂了红汞，告诉我，假如一夜之后它还活着，小性命就算救下了。外婆更加心疼的是我布满降落伞的布拉吉，小鸟留下的血迹经她搓揉若干遍，本来已经薄得令人担心的布料几乎被搓穿了，血迹是淡了，但仍然依稀可辨。
当天晚上，外婆把二十来个麻雀用油煎了，喷上酱油和酒，再加一点糖，成了爸爸一碟下酒菜。爸爸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叫“袖珍铁扒鸡”。只要有这道菜，父亲总会叫上一两个跟他一样失意的朋友：被打倒的作家，靠边站的画家，一块儿喝几杯，打趣一番自身的狼狈处境。或狼或狈的朋友们坐在小方桌边，父亲却总是先想到我，夹起一个香味扑鼻的“袖珍铁扒鸡”送到我嘴边，平常我是会尝一两只的，但这天我拒绝了父亲筷子上的诱惑。黄色的小鸟卧在一只鞋盒里，鞋盒放在我膝盖上，麻雀和它是远亲，我不能一边为它疗伤，一边饕餮它的亲戚。我非但不吃“袖珍铁扒鸡”，还用仇恨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吃它们连骨头都不吐的人：你们任人宰割，却弱肉强食地吃更弱小的生灵，哼！我的潜台词大致如此。
外婆对于各种动物已有许多土知识，但她也吃不准这只黄羽毛的美丽小鸟是什么品种，开始说它是鹦哥，后来又说它是黄鹂。孩子我朴素无华，就叫它小黄。小黄黄得绝了，人间肯定染不出那个黄来，正如人间又有谁能复制花和云霞的颜色？小黄的黄颜色那么明亮，又那么柔和，翅膀尖一道黑边，更衬出黄颜色的灿烂。
小黄活过了第一夜，第二夜，到了第三天，它开始喝水，吃小米和高粱米。外公把小黄放在一个圆形、底部平坦的篮子里，天花板上钉了个钉子，篮子就吊在钉子上。这是外公对猫咪设置的防盗措施，腊肉腊鱼他都这样吊在天花板下面。吊在篮子里，小黄就安全了。外婆家养了四五只猫，两只是野猫，它们在天花板上面有一个大家族，吃奶的小猫崽失足从破洞掉到外婆家屋檐下，外婆就把它们养起来驯化。开始野猫妈妈会来找孩子，在院子的墙上嚎叫，小野猫便在门内里应外合地应声，我问外婆为什么不把猫崽给野猫妈妈送回去，外婆说，她过去是送回去的，但很快发现院子里出现猫崽的残骸，往往被猫妈妈啃得只剩一个猫头。外婆说，野猫闻到自己孩子身上沾了人类气息，就会把孩子吃掉。我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也许那是野猫的家规，被人类收养过的猫崽被视为背叛者？好在家猫野猫在外婆家都一视同仁，外婆和外公眼里，凡是活物，都是他们的宝贝。尽管猫族和院子里养的下蛋鸡互不相扰，但一只野外来的小鸟，肯定挡不住猫们动凡心。小黄的伤一日好似一日，外婆在它腿上拴一根麻线，再把麻线系在篮子上，它已经可以围着篮子起飞，在空中抖搂几下翅膀，又落到篮子里。这可把猫们馋坏了。它们不动声色地卧在一边，从各个角度打量小黄，眼睛都是猎豹的，贼亮的眼珠里，细细瞳仁简直就是瞄准镜的十字准星，杀心就在它们冷冷的目光里，小黄起飞、着陆，往东、往西，它们的十字准星紧紧追踪，志在必得地终日守着这个会飞的山珍。不过小黄的飞翔本领一天天回归、完善，外婆把它腿上拴的麻线越放越长，我牵着麻线在房间里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仿佛在放一个活风筝。到了这时，猫们已经死心，意识到它们不是长翅膀族类的对手。进入了秋天，我把小黄带到院子里，解开麻线，希望它不再做我的活风筝，而真正做一只自由的鸟。奇怪的是，没有了脚上的羁绊，它只在地上啄啄这里，啄啄那里，扑腾翅膀，也只飞半米高，又回到地上。也许被人喂养，胆子是依仗着人的，被彻底解放了，依仗业已成性，并不再向往更高更宽的去处。
枪响了，不远处一只美丽的黄色羽毛的鸟扑棱着翅膀，落到树枝上。在树枝上，它仍然奋力扑腾着翅膀，还活着！我跑了过去，抱起受伤的小鸟。
秋风起，外婆把所有的夏天衣物都彻底洗晒， 然后就要收箱。外婆在晾晒我心爱的降落伞布拉吉时说，可惜让鸟血搞脏了，不过没关系，明年还能再穿一夏天。
我外婆和外公的后院种了蓖麻、桑树、西红柿、丝瓜，以及许多种类的月季花，拉不了几根晾衣绳，所以这种换季的大洗大晒，就要搬到公共的大院子去。大院子周围一圈平房，中间一个洗衣台，几个自来水龙头，平房里住二十来户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家属，院子里纵横拉着许多条铁丝，供二十几户人家当洗衣晒场。于是洗衣和晾晒就是家属们的交谊活动，传是非，攀比贫富，说媒拉纤包打听，都在这里进行。晾晒之物也是人们家境的写照，谁家晾晒了皮草，谁家有丝绵被，谁家的床单上净是补丁，都是家属们交谊活动的话题。黄昏时分，各家收衣物，外婆发现我的降落伞布拉吉不见了。她去挨家打招呼，看看谁家收错了衣服，给我们还回来。好多天过去，没人表示收错了衣服。这时我母亲才意识到，她做的那条惊世骇俗的布拉吉在人们眼里是遗失了的美，是爱美之人的秘密向往，一个或多个潜伏者对它一直以来是志在必得的。母亲暗暗自豪，却也暗自后怕，如此脱离大众审美而不自知。外婆很难过，怪罪自己把它晾晒到公共晒衣场。母亲却说，大家现在反正都穿军装，真的假的不管，军装最时髦，明年给女儿做件军装吧。
一九六九年，我最喜爱的一个女作家吞了一瓶安眠药，被抬到了医院，但医院没让她躺到病房里，把她放在走廊上。女作家进入了一种暂时难以判断的植物人状态，为了输液输氧排液的方便，医院脱光她的衣服，撩一下被单即可。被单被撩开来，常常又不盖回去，忘了或者懒得。两周的昏迷，她的裸身给多少猥琐的目光刮伤，事后没人忍心告诉她。我们一帮孩子都是喜欢这个作家阿姨的，于是轮流值班为她的尊严站岗，就在这段时间，我彻底疏忽了小黄。这天回到家，发现拴小黄的那根麻线从吊在空中的篮子上拖到地下，而小黄不见了踪影。外婆和外公恰巧都出门了，他们出门从来不关朝着后院的房门。我问外婆，小黄会是飞走了吗？说不定，外婆回答。会不会给猫吃了呢？外婆没有回答。四只猫卧在四个方向，四张扑克脸，个个心知肚明地打呼，才不让你看出，有关小黄它们一副牌揣了多久，最后出了什么牌。
外婆去世后，我被父母送到奶奶家。就在我当兵之前，我回到那个熟悉的大院，去看望我童年的朋友，顺便把当兵之后不好意思再玩的物事留给朋友们，比如糖纸集锦，做布娃娃的用料，编织小挂件的彩色玻璃丝。这天，我已经收到部队的复试通知，将要去北京复试，我看见大院的晒衣场晾出一条床单，中央打了一块补丁，布料正是白底带红蓝两色的降落伞。别人也有买同样布料的自由。等等，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有依稀可辨的血迹。受伤的小黄，神秘失踪的小黄，都不是儿时梦幻；它真实地存在过。那些穿着美丽布拉吉的夏天真正存在过。我满可以埋伏到傍晚，伏击来收被单的人，看看到底是谁那么钟爱我童年的降落伞布拉吉，拆成碎布都不舍得扔，用整块床单把它们镶嵌起来。我最终没有鼓足勇气，也缺乏那点残酷和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