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出门，想找出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书瞧一瞧算是预做“功课”。
保罗·索鲁是美国作家，大学毕业后立即绕着全球跑，到不同的国家打杂工和教英文，往往每到一处，一住就是两三年，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全心投入当地生活，然后把所见所闻和所幻所想写出来，出版了一部接一部的游记和小说。他写过不少关于非洲的纪实和想象故事，其写作生涯亦是由非洲开始，有一天，在异乡，他觉得孤单，提起笔，让墨水在纸上滴染出一段文字，从此开展了往后数十年的新生命。
找书时，我只发现保罗的《旅行上瘾者》，书名原为Fresh Air Fiend，我以前不懂fiend字的意思，还误读为friend，以为他指旅行家都爱呼吸新鲜空气，所以跟空气结为好朋友，其后翻查字典才知道fiend指“沉溺”和“酷爱”，若用中国潮语来说，其实可以译为“旅行控”。
我很爱《旅》书，那是他的杂文结集，零零碎碎记录旅游写作心得，一位当代旅行家的狂野身影活灵活现于纸上。狂野？当然是狂野。保罗·索鲁游历数十年，醉酒打架偷窃越境几乎“无恶不作”，有时候是被迫的，否则难以自保；有时候则纯属贪玩，为了寻求刺激。
然而于漫长途上，随着年龄变化，心境亦自流转，如同他在书前摘引波赫士诗集《诗人》内的句子：“有个人立意要描绘这个世界。随着时间流逝，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港湾、船舶、岛屿、房舍、器具、星辰、马匹和男女。临终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自己的模样。”
说得好极。但真正吸引我的其实也不是保罗所说的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他于行文之中常带幽默和愤怒，这令我读得高兴，也暗暗觉得有几分像自己。台湾女作家韩良忆曾说：“我有时一边读他的书，心会忍不住一边嘀咕：你这么讨厌那里，干嘛还要去呀？可是嘀咕完了，照样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没办法，这家伙太会写了。”这正是我的感觉。
但读其书最好别看其照。一位秃顶阿伯，七十岁了，廉颇老矣，再也跑不动了吧？哀矜毋喜，唉，我们终究都会老，“旅行控”也相同。
遇见北京的出版界朋友，忍不住说，弄些好玩的吧，你出钱，我替你去住酒店，甚至去住机场，把中国大陆的不同城市的旅馆和驿站故事写出来，一定能够看出浓厚的人情味。朋友笑着答应，其后认真地开会研究，听说出版计划书真的快出来了。“驻站作家”的概念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全世界都有写作人在做，进驻不一样的场所空间，酒店、机场、商场、公园……或是一星期，或是一个月，把深入观察和亲身体验写成优雅文字，所以，是纪实，亦是文学。
英国作阿兰·德波顿不是在希斯罗机场酒店住了七天吗？中文版取名《机场里的小旅行》，比原名直译《机场内的一星期》更具诗意，德波顿先生把人来人往的飞机驿站视为天地山水，在每个区域、每间商店无所事事地、无所用心地闲逛，却又万分用心和认真地与接触到的店员、机师、地勤、侍应聊天扯谈，最终扯出几许深刻。
例如他写机场角落里的擦鞋先生佩达德，“我非常佩服他面对每一双鞋的乐观态度，不管状况有多糟，他总是毫不气馁，用他手边的工具修补鞋身上的一道道伤口。顾客虽然是付钱请他擦鞋，但他深知自已真正的任务其实在于心理方面。他知道一般人很少会因为一时兴起而寻求擦鞋服务：一般人会想要擦鞋，通常是因为想和过去划清界线，或是希望外在的改变能够激发内心的变化”。
德波顿的书几乎全被引进中国大陆了，但中文译笔稍嫌酷硬，不像原文般柔情滑顺。作者替文集写了一篇总序叫做《我的作品在中国》，自道写作历程，很有意思：“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最后他自觉地选择了“随笔作家”的书写定位，他说，就是那种“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闲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他最终写出了一片随笔宇宙，而我们，也沉溺其中，不愿离开。
到伊斯坦布尔以前是不可能不再读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的。成于斯，长于斯，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出他的情深款款的古城今貌，然而眼前世界又盖印着昔时迭影，两重的伊斯坦布尔，或许只有跟此城有着深厚共生关系的帕慕克才看得出来、写得出来，我真有点担心，即使我去了，看到的亦只能是匆匆旅程的繁华喧闹。
帕慕克刻画的伊斯坦布尔或可总括为“伟大的废墟”，人活于此时此刻却又不止于此时此刻，脚下每片颓垣败瓦几乎都曾有过光荣的过去，此城毕竟是东西交汇的边界，欧洲人来了又去，东方人去了再来，一道窄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把两个宇宙分离了又相连了，少年的他牵着父亲的手坐在渡轮上，抬头看天望云，历史仿佛被凝固浓缩于天空上，他茫然若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往后数十年他便抱着这个问号并且重复找寻答案：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省，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地方，问起自己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
对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抓住了“呼愁”的线索，认定这个城市的气味。他说“呼愁”就是Hüzün，是土耳其语的忧伤，但有个阿拉伯根源：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tul Hüzün，即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汇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然而帕慕克深信另有一层呼愁意义，伊斯坦布尔居民意识到失去了昔日的宏伟光明，但也由此迫使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伊斯坦布尔人在废墟里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快乐地也伤感地。对这城市，伊斯坦布尔人既爱且恨，如同帕慕克引用另一位作家所探问：“我将这些残败的街区当成一个象征。唯有时间与历史剧变能够赋予街区此种面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败战、多少苦难，才得以创造出眼前的景象？”
本想带着《伊斯坦布尔》上路，但最终还是把它放下。那终究只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而非我的。我只期望，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轮上，能够想象属于自己的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旅行始终是非常个人的事情，谁都代替不了，作家也不行。
我常暗想，自己爱读帕慕克的理由除因喜其小说想象，亦爱其于散文创作里对于写作这回事的省思与严肃；或许“同类”最是嗅觉灵敏，最能彼此察觉到深刻，以及，不足。
像在《伊斯坦布尔》书里他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谈论“城市专栏作家”。被谈的是十九世纪末的拉西姆，他在报上撰稿多年，身份是当时流通的法文字feuilletoniste所称的专栏书写者，在帕慕克眼中，“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令他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名作家”。
拉西姆把笔触置放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和场景，一写就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题材宽阔。“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擅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他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
因为太爱城市，拉西姆其后把专栏文章结集成书，书名就叫City Correspondence，城市通讯，把城市的讯息收集和广传，但当然不止于此，而更是，“他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使他们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对于城市专栏作家，帕慕克是何其感恩。他说：“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了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他们还帮忙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商店、船、桥、广场的礼仪。我们之所以熟知一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卅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我爱死了帕慕克这段文字，而最爱的是下面几句，毕竟，我亦是，专栏作家：“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我便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
专栏有它的传统和光荣。我们优而写之。
在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当天还真想延期留下，因为听闻德波顿要来演讲，讲题关乎爱情与旅行，都是他的散文集的关键母题，极想极想多留一阵子，亲眼看看这位英国大才子在说话时的眉目神情。两天前才在专栏里谈过他的中文译本。如果我真留下来，如果我真能听演讲，是否应该举手发问，看他如何响应我在心里酝酿已久的一个悲观问号？
在说问题以前，还得先再谈谈德波顿说了什么。
他那本The Art of Travel分为出发、动机、风景、艺术、回归五个专辑，各有文章，细腻刻画旅途中的直觉思绪。他认为旅行是生命的搅动器，能够催发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几乎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观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
对于各样旅行方式，德波顿特别看重搭机，尤其是坐在机舱内、起飞前和起飞中的那个独特时刻。他感叹：“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现的力量能激动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腾飞，摆脱现实中赫然逼近的人生困厄。白云带来的是宁静。在我们脚下，是我们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关轻重。我们乘坐的飞机是一位渊博的哲学老师。”
同意同意。坐在机舱窄窄的座位上，不管是经济和商务，我们最能感受的是孤绝与困限，你没法阻止误点，半途更没法喊停下机，除非你想劫机；你只能无助地被动地坐着，唯一的活动是脑海的活动，如果你愿意把座位前方的小小的电视屏幕关掉的话。所以容易浮想翩翩，容易壮志凌云，容易潇洒豁达。——但问题是，当飞机降落，回到自己的城市，一切又是那么容易烟消云散，宛如春梦一场，什么事都没发生。
怎么办？我们如何把美好留住，如何踢走惰性，让旅行里的变革愿望成真？德波顿先生，回答一下，好吗？
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巷道之间左转右蹓，累了，不是找间咖啡店坐下，而是找一幢老房子，找一个宁静但开扬的角落，坐在地上或把背偎靠在墙边，忙碌地休息。
休息的是双脚，不必走动，停下来，让肌肉放松。
忙碌的是双手，牢牢抓紧照相机，看见有意思的路人或景象，瞄准，拍下来，不一定刊发也不一定出版，只为在计算机相簿内留下一格0与1的位置，日后重看影像即如重游故地。喔，对了，还会挑选一下在微博内跟熟或不熟的朋友分享同观，他们通常会有补充的意见或经验，可以扩阔我的旅行视野。我的微博设在新浪，名为“马家辉在香港”，若打繁体字找不到，请试用简体。
我把微博名称告诉旅行朋友，她笑着反问：不在香港，还在哪里呀？倒真一言惊醒梦中人。当初设立微博，纯为跟内地读者沟通，故欲突出自己的香港身份，但亦未尝不是港式思考的惯性反射，每当面对中国大陆，总是急不及待地表明“正身来源”，隐隐唯恐被吞被融被误认，说来也有几分像扎伊尔德在《流亡者之书》内所谈的巴勒斯坦人，永远觉得自我表达得不够，有时候是被迫，有时候是因为不被聆听，有时候则是焦虑，而到了最后，分不开了，总想把模糊的身份说个清楚明白，但又偏偏仍然不明不白，悬在某个所在，暧昧地，悬着。
在伊斯坦布尔四天确是拍了蛮多照片，尤其喜欢的这张，是一个早上，大概十一点多吧，在大巴札旁的一幢老房子的二楼，我在走道上站着，把镜头对准庭园，往外拍。大巴札就是Grand Bazaar，建于1455年，做了四五百年的买卖生意，不知道养活过多少人家。那天，忽然，远处走来一位老者，撑着拐扙，长长的廊道在其背后如长长的故事，朝阳探射，泛起一番沧桑。我忍不住央请编辑腾出位置刊此照片，让我们一起重回，伊斯坦布尔。
假如不是旅途同伴问了一句“旧衣服怎么能穿啊？”，我还真从不觉得穿二手衣服有何不妥当。小时候家贫，常穿旧衣，而长大后也一直隐隐相信，如果懂得挑选，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找得了真心喜欢的旧衫旧裤，穿到身上，满足感远胜新衣。
同行者是在旅游巴士上向我发问，因为我向他们抱怨伊斯坦布尔二手衣店的营业荒谬。
那店在Taksim市场旁的巷道内，Taksim是巴士总站，有灯火璀璨的步行街，像香港铜锣湾和日本原宿，我当然避开，转到附近老区的小店蹓转，走到某条石头暗巷的角落，见到一间餐厅，望进去，一位白衣白帽的女子盘腿坐着，弯着腰，双手用力搓着白白的面粉，我举起照相机，她察觉了，立即挺起腰脊，正襟危坐，微笑面向镜头。庄严正大，不输容颜。
我回笑，拍完照，挥手道别。
往前走，有一间二手书店，门外铺着折扣书，店内则站着四五个全部穿着或墨绿或卡其色衣裤的年轻男女，其中一位留着乱七八糟的头发和胡须，手舞足蹈地说话，似在提出一些什么指示。恐怕都是文艺青年，或是讨论着埃及和伊朗的革命形势，或是筹划如何在土耳其推动相同的革命，青春的心情都是沸腾激烈，全球一样，古今相同。
二手书店旁便是二手衣店了。在地库，需弯腰走进去，凌乱地挂迭着男女衣服，我逛了廿分钟，挑选了两件干湿褛，打算付钱时才发现店内根本无人，等候了十分钟，仍是如此；再出店外抽烟，再等十分钟，又是没人；索性到街角餐厅吃一客烤羊串和喝杯土耳其茶，又过了廿分钟，回到二手衣店前，竟仍无人，因为根本早已关灯打烊。
那刻我有点后悔没有随便留下些钞票（但衣服上没写价格），把衣服取走便算，但也或许幸好没这么做，否则一旦被误会偷窃，在此回教国度，要斫右手。
把此挫败经验告诉同行者，他们瞪起眼睛，不敢置信我对旧衣感兴趣。他们的问号令我花了十秒时间思考一下旧衣的意义，想完了，也想通了，必须承认：我依然不认为买旧衣有何不妥。买得开心，就只怕，像这回，买不到。
在伊斯坦布尔好几间二手书店转了转，有小的有大的，始终是前者好。
书如商品亦如人，应该按照它的年龄和身份配上不一样的气氛。曾经走进一间大卖场，空间宽，书架多，连地板亦是新簇簇的，连女店员亦是穿着时髦，红的绿的往身上披带，令我仿佛走进的是珠宝店而非书店，尤其不像二手书店。
另一些，刚相反，都是小小窄窄的，灯光不够明亮，暗暗的，有几排书架面前甚至全无光线，几乎要用电筒照射才看得到书名；书架更是歪斜倾侧，仿佛只要把其中一本书抽出，立即失去平衡，颓了，倒了，倾塌了，你站于其前，唯有小心翼翼，连呼吸亦不敢太用力。
至于店员，男的不知何故总是胡须满腮，双眼浮肿，似是连续三晚都在酒吧里畅论革命或在睡床上翻云覆雨，甚而每隔十分钟便要往店外站，猛力抽烟，像是生命电池快用完了，必须充电。
女店员呢，则多是用一条墨绿或深蓝的围巾紧紧包住肩颈，似在保护自己，亦似是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筑起一道围墙，让两者隔绝。眼神亦是照例地故意淡漠，拒绝跟任何人接触。请注意，我说的是故意。其实她们的眼神余光都在飘浮，探索有没有其他人在偷看自己，她们其实在等待用激烈的方式跟世界撞击，或是借点小故狠狠地吵一场架，或是措手不及地谈一场恋爱。总之务令自己或别人受伤，太完整太平安的生命对她们来说，都不够味道。
正是这些男女店员的脸容替二手书店增添感觉，“重口味”，但绝非儿童不宜。
我在书店与书店之间逛荡，好不容易找得了帕慕克的Istanbul，土耳其文原版，尽管看不懂半只字，却仍欢天喜地。书名倒看得懂，Istanbul之下有个副标题，中文译为“记忆与城市”，我亦是明白的，但仍故意请店员用土耳其语念给我听，很爱那种陌生的音节刺激。
也买了一本出版于我出生之年的土耳其旅游手册，英文版，是官方旅游局的宣传品，薄薄的，泛黄的，印着六十年代的土耳其女子照片，左手叉腰，站姿撩人，隔着四十多年的时空向我微笑。
前世今生，我像交了一位新朋友，放在袋里带回香港，幸好不是二奶。
旅途上找书，有些书，明明半个字也看不懂却仍买下，反正不贵，看见封面吸引或书名能够牵动足够联想，便掏钱了，算是买下“掏钱买下”的那个瞬间感觉，亦已很好。
其中一本买了却读不懂的土耳其书是Hüzün：1964-1983，作者Ayşe Kulin，我完全没概念，也没法用手机上网，唯有站在书店内，唐突地向身旁的另一位陌生顾客询问，不好意思，你懂英语吗？懂？太好了，能否麻烦你跟我说说，这位作家是谁？这一本是什么书？
书封面印着一位土耳其女子的五官脸容，棕黑色眼神，眺望虚空远处，略带哀伤；我猜她就是作者，我也猜这是她的回忆录，因为此书旁边另有一本书叫做Hayat：1941-1964，封面亦有她，两书是配对，时间年份也衔接，想必是前世今生，细说从头。然而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她是谁。被我冒昧提问的顾问亦是土耳其女子，她瞧一眼封面，答道，这位是很有名的土耳其作家，写过很多传记和小说，Last Train to Istanbul就被译为英文。这两本说的是她的个人故事。哦，果然被我猜中了。是回忆录。于是，刷卡，买了。
其实是不是回忆录于我全然无关，买书显然只因喜欢书名。Hayat，我不懂，问了土耳其女子，始知是“生活”的意思；Hüzün我则是懂的，帕慕克在Istanbul书内就有专章谈它，说是忧伤，中译为“呼愁”，他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子民的性格特质，看见眼前的，念及消逝的，曾经伟大的奥斯曼帝国，现仍拥有的亚洲和欧洲的连结海峡，华厦与废墟，虚幻与真实，一切凝固在结结实实的五个字母上面。把书买走，隐隐错觉是把伊斯坦布尔的乡愁买走。反消费主义的人认为消费庸俗，但像我本就庸俗的人倒觉得消费主义真是方便的工具，把Hüzün带回家，每回抚看封面，望着香港的海回想伊斯坦布尔的海，旅途记忆统统回来了，一本书可以不止是一本书；它亦是记忆的搅拌器。买了书，随手带着，随带请导游女子教我用土耳其语发音，她的普通话比我好，故懂得对比教导，叫我把“Hü”读成“呼”，也真呼应了中译的“呼愁”意义，可见译者何佩桦之好功力。
然而，口拙的我，呼呼呼了半天始终说得完全不像土耳其语。真是愁呀愁，没法子了。
土耳其文的Hüzün我读不懂，英文的The Bridge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薄薄的一百五十页，初版于四年前，如今我才买了，在旅途上，初时只为应景，读后才真喜欢上它。
作者是Geert Mak，六十五岁的荷兰作家，用母语写作，译本早已通行各国，七年前那本In Europe被誉为人文历史普及书籍的经典，他于大学研究法律和社会学，亦精通音乐与绘画，对城市建筑尤其敏感，是活生生的“复刻版”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人。但真正的成功关键当然在于书写策略和笔触感觉，不管是谈历史或风景，他皆惯由眼前的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说起与结尾，听完人的故事，等于听完故事背后的时代面貌，他刻画人的五官神态，如同速写历史的潮落潮涨，一支笔写出了一个宇宙，一个好的作家，永远是半个造物主。
The Bridge沿用既有策略，写桥，由人写起，不断述说在桥上讨生活的流浪汉、摊贩、钓鱼客、扒手的悲凉细节，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仅被穿插其中，但读完整本书，整张历史图谱已被深刻地铭铸于读者脑海。
桥，是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Galata Bridge，横跨于金角湾（Golden Horn）上，把两个半岛连在一起。
早于六世纪，拜占庭的君主已欲在此建桥，1453年，土耳其人来了，奥斯曼帝国来了，桥梁被认认真真地搭建与替换，达芬奇曾为此桥设计雏形，米开朗基罗亦曾被邀出谋献策，帝国的版图其后扩张了又缩减了，大桥亦被改建再改建，目前竖立的已是第五代了，由早到晚，桥上两边人行道站满钓客，更有人由南走到北、由北走到南，身上拿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具小电器，你提出任何价钱，他都卖。
一位贩者提醒Geert Mak，提防扒手啊，我敢说，这里的扒手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扒手，number one，无人能及。
Geert Mak写出了许多桥上故事，乡镇来的老实农民，或做小生意失败、或被无良老板开除、或遭坏蛋行骗、或受亲戚离弃……为了不同的理由沦落到在桥上桥边苟且过日子，大海瀚瀚，再也跟他们无关，他们的世界已经缩小到眼前难得的一杯土耳其Cay和一份羊肉Kebab。
烟消云散的奥斯曼帝国，如桥上夕阳，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