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拉格搭火车到维也纳只需两个多小时，拉着行李上了车，很快便找到有门有窗的厢房座位，算是幸福。
稍不顺利的倒是前一天到布拉格中央车站预换火车票。然后乘地铁回旧城，老老实实地付了票钱，却忘记把票放进机器内打印时间，那手里的便算是无效票，结果凑巧地遇上查票，争论一番后，乖乖缴上罚款，港币两百大元，花钱消灾，也是开了眼界。
查票的女站员拉着一张凶脸，冷冰冰如洋判官。她把我拦下，瞄一眼票，用近乎判处死刑的严峻语气说快付五百克朗，否则把你送上警察局，要罚五千克朗，更须拘留廿四小时。
我强调已付钱，绝没欺诈，而且有中央车站的询问员为证，因为我掏钱买票前向他问过路。
她脸上没半丝表情变化，只是反复诵念：“Your problem! Your problem! 500Kc! 500Kc!”
这时刚好有两位警察经过，我把他们拦下来，诉说详情，颇有请他们主持公道之意。其中一人不知好歹地对女站员叽哩咕噜说了一轮捷克语，语气柔顺，我猜必是为我说项。果然，女站员两眼一瞪，噼里啪啦地用捷克语把他骂回去，凶神恶煞，肯定是怪那警察多管闲事。
好心的我竟然不忍他们相斗，更是舍不得浪费自己的旅行时间，于是用英语插嘴道：“够了够了，我付钱便是了。”
其后，在网上见到有人提醒，东欧国家都是“fine country”，到处是罚款陷阱，以此多赚外汇。
只怪自己疏忽。但也幸好自己疏忽。花小钱看了一场真人秀，区区罚款便算是戏票钱好了。
欧洲的长途火车非常自由主义，有抽烟区可解瘾，也准开窗让风扑打耳鼻。在中国大陆搭火车也很自由主义，但看看厕所，即知什么是“文明自由主义”和“失序自由主义”的差别了。
在欧洲搭火车时，我总喜欢到餐车坐上一会儿。铺着干净的桌布，桌上有小灯，客人通常在低头看书或絮絮聊天，气氛有点似那种透明的圣诞节镇纸摆设，一切人事物被罩着，静止不动，你把摆设端起来摇一下，树和人和雪腾空飞起，但过不了五秒钟又复归原位，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火车在动，餐车却是永远地，不动如山。
我太喜欢这种对比。在餐车里阅读，会有醉酒的满足感。
火车到了维也纳时已近中午，奇怪，旅途上似乎减弱了饥饿感；但同样奇怪的是，没吃多少东西，也跑了许多的路，肚腩尺寸依然如旧。太不公道了。
睡眠质素倒是明显变好了，或许远离了那许多电话电邮，远离了那每天开不完的会议和停不了的争拗，时间和行程全在自己计划之内；到了夜里躺在床上，眼睛几乎尚未闭上，脑袋已经入睡了。
但有种种惊喜出现在计划之外。
抵达维也纳，照例是先到火车站询问处了解下一站行程的班车时间表，踏进小小的房间，听见一位东方女子在说广东话，看过去，她旁边蹲着一位东方男子在整理行囊。咦，有点眼熟，那不是城市大学的同事吗？
偶遇他乡，自是满心欢喜。好几年了，每天回到同一个办公单位，彼此相坐距离不到一百呎，却是各自埋头看着计算机，除了在会议桌上，甚少接触相聊。没想到在气氛优雅的音乐之都碰上，热情地握手拍膊头，也拍了一张难得的纪念照，算是替缘分留影。然后，他和妻子继续行程，往左走，往右走，且看会否再在下一站遇见。
在外地碰见熟人总是快乐的。有一年到伦敦，下机后到旅馆放下行李，出门逛荡，走到Russell Square地铁站转角处即遇见一位朋友一家四口。那时候他尚未升官掌权，可能是稍微清闲吧，偶尔还会来电话约吃饭聊聊天，于是算是在异乡遇见熟人，站在街角开心了好一阵子。其后回到熟悉的城市，各忙各的，浮沉起跌之间各有因缘也各有烦忧，毫不意外地，反而几乎变成陌生人了。
这自令到偶遇的缘分更足珍惜。或许，就这么一次，真的就只有这么一次，你会因为偶遇一些人而感到温暖。
其实那一年在英国的偶遇也不算少。
最令我有点激动的是在牛津大学区的Blackwell书店内遇见论文咨询教授Erik Wright。站在书架前，我翻着看着，不小心碰撞到身边人，抬头瞧瞧并道抱歉，发现竟是莱特教授。五年不见了，好一个惊喜，读书人相逢于书店内，亦算是合乎情节。
当时我叫了一声“莱特教授，真高兴见到你！”，他仍像九一年我初到美国读博士班，第一次上他的“阶级分析”课程一样，立即纠正我道：“Kafai,just call me Erik.”
熟悉的感觉全部回来了。重逢是意外，那铭印了的记忆却只是躺睡了，等待我们用意外去将之唤醒。
夜来有梦，而且不无真实：梦里，身处日本，应该是红尘热闹的东京街头，忽见乌云蔽日，旋旋团聚了一道龙卷风，然后从风里打出一行雷电，像刀切豆腐一样把眼前的木楼削去了一截，剩下的建筑部分，以慢动作的姿态粉碎、倒下，大楼下有海水倒灌朝我直扑而来，我惊惶奔逃。
但没有喊叫，或许是喊叫了，可是在梦里没有声音。
不必劳烦弗洛伊德来解释了，这梦必跟英国宣布拦截了恐怖袭击有关。闻说伦敦机场风声鹤唳，旅客在前所未有的严密检查下是前所未有地窝囊，有报道谓连白人孕妇带着三个小孩过关亦要被搜半小时，只因婴儿推车要查，奶粉罐和水要查，几乎连孕妇的肚皮亦要被摸以确认没有内藏炸药。
我此程的终点站须回到伦敦，旅程只到一半，已经开始担心回程问题而有了噩梦。真是无聊的男人。
弗洛伊德不必前来出手，我却急不及待地用脚去找寻弗洛伊德。
到了维也纳，所做的最令我亢奋的一件事不是看剧听歌也不是爬到史提芬大教堂的钟楼下俯瞰城市全景。是摊开地图去找弗洛伊德故居，去那幢他于上世纪卅年代住过好些年的楼房，去看他的书房，他的书桌，他的手稿，他的埃及收藏品，对了，还有仍被悬吊在墙上的呢绒帽和木拐杖。
还有还有，他的雪茄。当然是没抽过的雪茄，粗粗厚厚的一根，他经常夹在手指之间。弗洛伊德有一张经典照片，摄于一九三二年七十六岁时，三件头西装，侧身而立，左手叉腰，右手稍微抬高，手持雪茄，一双冷峻的眼睛直视镜头似在分析每一个人的深邃梦境。
站在故居，看着墙上挂着的这张照片，忽然记起自己在台湾读大学时于新店溪旁租住的一个小小的房间，房内有一张窄窄的书桌，桌前有墙，墙上贴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女朋友，一张便是弗洛伊德的这张黑白照。我那时主修的终究是心理学。
弗洛伊德每天抽三四根雪茄，数十年不断，死时，患的是口腔癌。但他死时已经八十三岁，患的是什么癌，有分别吗？
大学毕业时不是没曾想过当心理医生，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不不不，你只适合做病人。
我接受了她的劝告，想必才没害己害人。
嗯，我想说的只是，没在心理治疗上害己害人，并不包括其他方面。
既然提到了恐怖袭击的梦，不妨让我把时间跳接一下，先不谈维也纳，也不谈萨尔茨堡，先说说回程时在伦敦机场的遭遇。
别紧张，没事发生。其实一切顺利。
心理压力当然是有的。晚上十点十五分的班机，平常只须八点半抵达机场check in即可，这次响应伦敦政府提醒，特地提早了在起飞前三小时搭地铁到达。这是没法不响应的，两天以来在伦敦市内以至所有地铁站出入口，皆见高高竖起的临时告示牌，提醒旅客要早要早要早。那就只好早了。
到了机场，警察们是意料之内地如临大敌，到处有人手持冲锋枪巡来巡去，用锐利的眼神在每个旅客身上打量，有如遥控搜身。柜台前倒是意料之外地疏落，可能早到有早到的好处，不仅不必排队，英航反而派了额外的人手前来帮忙旅客处理行李寄运，仿佛西线无战事，所有职员的脸上照旧挂着笑容。
唯一的阻滞是我的手提行李通不过X光机检查，被拦截打开搜查。机场女保安问我：“有带液体吗？有水吗？”
“水都在我的肚皮里，我还想快快找地方把它放出来呢。”我开玩笑道。确实，在地铁内，由于预知不准携水上机，一仰颈，我把随身带的蒸馏水都灌进胃内。
保安员翻了我的行李几下，搜出了一只打火机，幸好只值十元港币，（故意？）忘了收起来；又搜出了一瓶小号装的白花油，皱着眉头说：“噢，原来如此。”
我连忙解释自己有惧飞症，携备白花油是以防万一需之提神醒脑，但亦早已忘记袋内有此物品。这是中国药油，并非巴基斯坦炸药。
听毕解释，不知道是真心为我好抑或希望我用行动证明，她笑道：“如你需要，不妨先搽一下，好过冇。”
我扭开瓶盖，倒了几滴油在手指头，用力涂在人中和两边太阳穴。然后，告别打火机，告别白花油，转身到候机厅。
保安员“一视同‘不仁’”，一位白人母亲，带着三个小孩子，仍被要求即场试饮随身带着的营养液；一位白人老翁，木拐杖几乎被检查得折断，他震腾腾地站着，眼神可怜。
美国电影里，警官常对下属发施命令，我要查出死者所有亲戚于半年内的所有电话纪录，所有信用卡纪录，所有访客纪录……这次肯定亦是如此，必是有人下了令，乜都要查，反正唔使佢做，话之你。可能这位发令者看了太多好莱坞片，一句话，我们便要付出耗时的平安代价。
再次坐在伦敦机场的抽烟室内，同一个位置，同样的宁静，在旅途首天曾经坐在这里，恍如昨日，刻下却已是回程之时。
总是这样的：出发时有点担心旅程太长太累，归途上却嫌旅程太短太快。只好一边抽烟一边回忆十多天以来的点滴趣味，闭上眼睛，用眼前的黑暗做荧幕，用大脑做remote control，一人戏院，自己replay给自己观看。
出门花费太多了，但每在脑海里重温旅途一次，或每在计算机上多看旧照片一遍，便像再去了一趟旅行，心理上觉得“摊薄”了使费，比较好受；如是者重温十次和再看照片一百遍，不仅不再心疼，反而觉得“赚”回不少。这是中年男人的阿Q精神胜利法，别见笑。
珍贵的回忆毕竟无价。
打火机被收走，幸好抽烟室有人，问他借火，他递来一盒传统的火柴，久违了的立体的长方小盒，放在手里，颇有质感。
几乎忘记了如何使用火柴，两只手指轻轻握着小棒，用力把火柴头在盒子外面贴着的红纸上推擦，啪一声，棒身截断。重复动作两次始能燃起火苗，直到成功地让小雪茄喷出烟雾，手指头已差一点被烧到。笨拙的手指，笨拙的脑袋。
不知道最初是谁把match翻译为火柴？喜欢这个“柴”字，如此朴实，恍似孙悟空变戏法，拔一撮毛，吹一口气，把中国的农村厨房缩成袖珍景物，隆而重之放进盒内，然后，把火柴带到哪里，哪里便有安全感和温暖。
抽烟室内走进了一位年轻人，中东籍，坐在我旁边，有的没的聊起来。
是他先问我搭几点机，他自己呢，住在加州，到巴基斯坦度假，经伦敦返美，晚上七点来到希斯罗机场，明天下午三点才上机启程回洛杉矶，一个晚上就在这里流离过夜。
我觉得有点诡异，但懒得追问细节，例如为什么机程衔接得这么不顺畅。只是隐隐替他感到难受。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岂不符合这次所谓“恐怖袭击计划”的所有基本元素？他获准进入希斯罗机场或许已算幸运，在这等候的十数小时内，举手投足——即连在厕所内的穿脱伸展——岂不被全程跟踪注视？经此一役，即使本来不反美反英，难免徒添怨恨；若早已反美反英，当机会来时，很难不变成真正的恐怖分子。
年轻人先抽完烟，丢下一句have a good trip，推门而出；日后若在电视新闻上见到他的背影，我必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