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大清早，我提着两箱行李，到机场。父母亲送行。本来打算Check-in之后饮茶，好好聊一下。但检查行李的笨机器又坏了，弄了好久，匆匆忙忙赶上机，聊不了。好多话压在心头没机会讲。
悚然心惊。原来不是永远有机会从容的。
这一秒不说，不一定有下一秒。
“许多人说：不要急，等我老了，快要死了，自然会相信上帝。是吗？你真有机会从容地在死前说我相信？你怎知道何时死？怎样死？”我想起一位牧师在礼拜日早上对我说的话。
竟然在Check-in时碰见Lawrence。搭同一班机去东京，他转去芝加哥，我转飞麦迪逊。四年前去芝加哥正是Lawrence接的机。不认识他，朋友辗转介绍，他就来了。帮了很大忙，照顾周到，连开车也是他教的。
两年不见，没有太多共同话题，可是一颗心暖暖的，在喉咙内打转的千言万语其实都只是一句话：多谢你照顾过我。
“得人恩果千年记，得人花戴万年香。这种朋友是不该丢的，要交一辈子。”母亲又讲她的报恩论。
母亲还有一句常挂在口边的话：“既愁千年无米煮，又怕无命享千年。不知足的人一辈子苦，自找的。”
啊，我的母亲。
中西部下大雨，飞机降落到一半，往回升，左摇右摆续飞五十分钟。照例，我吐得一塌糊涂，而且是唯一呕吐的人。
幸好我捡回下一秒，有机会继续讲我想讲的。
晕机的感觉久久不去，在昏眩之际写稿，胃里一阵翻腾，想呕。而我的脑汁早已在呕，正在呕。
亦舒说的：“我的金钱太少，时间太多，唯一合逻辑的做法便是以时间来换取金钱。”我的情况：我的金钱太少，想发的牢骚太多，唯一合逻辑的做法便是以牢骚来换取金钱。而他们竟然答应。
亦舒／依莎贝写的杂文我爱死了。可这回在港再看依莎贝，只觉她在乱写。我甚至想到，会不会是有人代笔？怎可能？怎可能？后来一想，可能是做了母亲的缘故。做了母亲，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其他都不在意了。
台湾有位歌谣创作者叫陈明章。
以前有位歌谣创作者叫陈达。
有一次，陈明章在“啤酒屋”喝酒，听到陈达唱的《思想枝》，他忽然不自觉地掉着泪水，口里喃喃念着：“我哪会追得上陈达呢？”我曾经对亦舒的《自白书》有此感觉。
曾经。
这趟回港，我拼命看报纸专栏。每天出门买多份报纸，读遍副刊。始终认为李碧华第一名。
为什么读这么多专栏？他们给我信心，让我敢写下去，一直写。我写得再差再随意，也不至于像他们吧？
陈任为什么写来写去的都是饮饮食食呢？台北哪家店的烧鸭香，香港哪家店的卤味好。大不了再谈一下带歌星去内地搞慈善演唱会。他当年还算是编过《中国学生周报》啊。难怪是最后一任主编。
我常认为：如果认为我嚣张，可以不看。
一
对于写作，我是恐惧的。
每次在清清白白的纸上涂涂写写，总是，总是，开始时候高高兴兴，结束时候有说不出的悲哀。我总写不出自己想写的，总写不出心头那份，嗯，那份感觉。字是写了一堆，但那不是，我知道的，那不是。
我无法明明白白告诉你到底不是什么。我写不出如何写不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我是矛盾的。你没看过我写的文字？啊，这个人。你喜欢我写的文字？呸，这个人！
弗洛伊德的犹太老笑话：我不会加入一个连我这种人也愿意收作会员的会。
伍迪·艾伦用它来形容自己的爱情观。
这却是我对自己作品的观感。
“有一段日子，我想过以写作谋生，可是一想到一些编辑的约稿指示就打消了念头。有时甚至像伍迪·艾伦抬头给天空上的母亲训话那样，无法跟上面的编辑表达卑微的想法。”（《暗号》，叶德辉）
这段话我一读再读。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前日收到S寄来的杂志，读了自己的稿子。居然多了两个标点符号，少了三个字，分了两段不该分的段。
愚蠢的人们啊，什么时候才学会什么叫作尊重？什么时候我们才停止无谓的争吵？我总是有着不该有的自制。一整夜的派对，酒，烟草，音乐，舞蹈，都不足以令我胡言乱语。我永远只是一位观察者，张着眼睛，看着，看着，在心里记录着。
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多么渴望像他们一样，解放肢体与灵魂。狂笑，尖叫，拥抱。我多渴望做得比我亲爱的朋友激烈一百倍。
可是我不能。
二
“嗨！”
就只是一声“嗨”，然后沉默。
好漂亮的洋女孩。欧洲裔的吧，眼睛蓝得像湖水，头发红红的，笑起来神秘极了。
我多渴望拥抱你。我心里喊着。
可是我不能。
“你到底恐惧些什么？”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不会恐惧。无法掌握的恐惧才是最大的恐惧。”
“害怕说了不该说的话？怕失礼？怕做了不该做的事？人是会死的，你知道。人不存在了，一切有什么差别？”
“我知道。我不知道。”人是会死的。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差别？
可是我仍活着，一切仍有差别。我不知道自己恐惧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去知道。
也许就这样活着，便够了。
我其实可以尖叫。我开着车，往前冲，在无人的公路上，按下窗子，对空气嘶吼。我叫得比谁都大声。
我其实可以狂笑，可以手舞足蹈。一个人的时候，我比谁都无法控制自己。
但就只能是一个人，永远只能在一个人时才看得见自己。
一
简直到了痛恨自己的地步，怎会这么快便打回原形！不中用！
现在是凌晨五点十八分，天已微明，而我仍在打电脑，写稿。至快要到七点才能上床。
刚回麦迪逊，几乎用写血书的心情发誓要痛改前非，早睡早起，不再熬夜。新生活持续了三天，拜时差所赐，九十点上床，五六点起床，健康愉快。但时差因素一旦消退，嘿，来了，来了，黑夜俘虏了我。
也算准时，清晨六点上床，下午两点醒。七点上床，三点醒。不多不少八个钟头，准时自动张开眼睛。“天然牌”闹钟。
人家是日出而作，我也是。不过我是作文的“作”，天亮了才动笔写专栏稿。
有些长稿可要晚上就动笔。像昨夜替台湾报社写一篇有关七十年代文化的稿子，三千字，以为两小时煞科，岂料边写边沉思，回忆自己走过的七十年代，收笔已天亮。
嗯，对了，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见好莱坞巨星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接受访问，老了，大谈儿女经。连“天神”都吃人间烟火做爸爸，我辈还有什么好执着？
嗯，对了，亦舒，她曾经一见到小孩子就觉痛恨，而她也已为人母，何况我辈？
嗯，我好想念我的小女儿，马雯。
二
有些日子埋头写作，每天用“今天写了几个字”来做计算单位。但这总比用“今天打了几圈牌”或“唱了几首卡拉OK”有意义吧？
睁开眼睛已是下午四点，兴高采烈地跳下床，穿上裤子欲下楼开信箱，但旋想这是星期天，悲哀地躺回床上。
周日无信无报纸，可恶的周日。
因赶研究报告，两星期以来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而且千篇一律，十四天等于一天。起床，泡杯咖啡，在两片白面包上夹一片火腿，弄出一份叫作“三明治”的东西送进嘴巴，便匆匆埋位工作，对着电脑屏幕拼命按键。
晚餐也匆匆，消夜则欠奉，五点半天亮时换写专栏，八点上床睡觉，一天如此过去。
每天最令我精神一振的时刻有二：一是泡二十分钟热水澡；二是开信箱取信以及报纸。忍住不看电视，因怕一看即难自制。看信件和报纸变成最大娱乐。边吃三明治边看，窥探世界的风风雨雨。
三
我订了两份华文报纸，一份台湾出的，一份香港出的，但都晚来几天，看的是旧闻，好过没有。内地报纸总提不起我的兴趣。英文报纸我看《威斯康星先锋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但因送报员总老远隔空将报纸丢在草地上便走，报纸常被闲人拿走，索性不订，有空开车到咖啡店边喝边看便算。一举两得。
周日无信无报纸，极夸张地感到阵阵忧郁。干脆跳起床开车往高速公路奔驰，奔向太阳，What the hell，管他研究报告不研究报告……
目前本人最讨厌听到的三个英文字母是：F, A, T——合起来即是FAT。脂肪也！
此趟回香港绕一圈后重返麦迪逊，碰见朋友，无论是谁，几乎第一句皆说：“哗，乜个肚腩又变大？”
好似我的肚腩已经大到离十尺都顶住他们一样。如此朋友，不交也罢。
刚开始时心里责怪朋友衰多口，后来听多了，渐渐相信这可能是事实，于是花了一个钟头脱得赤条条站在镜子面前研究研究。
结论是：香港厨师的手艺太好了。
不能坐以待肥，我要反攻！
于是我来到舞蹈减肥班。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课程写明“专门针对腹部和臀部而设”。是收费的，我甚肉痛。
第一天上课情况尚佳，美国人喜欢沟通，花了四十五分钟轮流自我介绍，再略跳十分钟便下课。轻松愉快。
第二堂可不一样了，一开波便跳，One more Two more，跳个不休。本人天生对节奏韵律掌握不良，故：讲话发音不正，搭飞机例牌头晕，跑步必定包尾。跳舞自然是件苦差。看性感女导师随着音乐跳得轻松自然，我却总手脚不配合，该抬高的垂下，该垂下的抬高，旁人不笑自己心里也觉尴尬。
更要命的是体力不支，约跳二十分钟，心脏已怦怦声似爆炸。幸好感觉腰部赘肉开始有酸痛反应，于是集中精神，幻想脂肪正在燃烧，烧到隆隆声。一念及此，精神一振，咬紧牙根继续努力。至紧要有效！
是否真有效至少要两个月后始知，到时再告诉阁下。此处能说的是：躺在地上做腿部动作时，身旁的巴西佬竟做了极不该做的事：放臭屁！——几乎臭到我晕。
电话响起，是一位陌生女子的声音。讲的是我最讨厌听的字正腔圆的京片子。
“喂，这儿是某某电话公司，我们现在有一个折扣计划，相信您一定感兴趣……”美国三大电话公司正在抢华人客户，常派华人服务员到处打电话互撬墙脚，烦死人。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次，每家公司都说自己最便宜，其实彼此彼此，差别根本不明显。
这次我学精了，不等对方说完即道：“抱歉，我没兴趣，再见。”岂料北京女子死缠烂打，坚持道：“您一定有兴趣，我们比较便宜，可以省钱……”
“我真的没兴趣……”
“您一定有兴趣！可以省钱也没兴趣？”
“没有！我不爱省钱！再见！”
北京女子收线前发出两声“哦、哦”，似乎很奇怪有人不喜欢省钱。
不喜欢？才怪！省钱我最爱，可我也最讨厌被人催迫，尤其被讲京片子的人催迫。（总觉讲京片子的人油腔滑调，城府深。这是偏见，但我无法自制。）催迫得紧，我索性变得“不理性”——老子就是喜欢用贵的，不行？
想起在台湾接受军训时，有一天，出操，在训练战场上打着枪左跑右跑，且须翻滚跪爬，绝对是体力劳动。当时兴致突来，一边操练一边暗暗在心里构思情诗，大意是说“情人在远方，我在战场”之类。因心不在焉，动作迟缓，班长马上跑过来骂人。若是别人早已被罚，但我跟他熟络，他只用“激将法”骂道：“动作不快一点，打仗时你死定！”一被催迫，我索性坐下来，道：“死就死！”
除死无大事。如此而已。
这天开启电脑，传来一封电子邮件。是向来鬼马的洋友Brian写的：
“东方大圣人家辉先生，你现在身处何方？在台湾？香港？麦迪逊？我整个暑假都在见鬼的麦迪逊度过，我的头发已经长到屁股，胡子已经长到肚脐，你看见我一定又大叫我长得很像耶稣基督。可是，我不仅不是耶稣，相反，这个暑假我犯了很多很多世界上最邪恶的‘罪’！圣人家辉，快回来吧！我这个野蛮的鬼佬（本人按：我教懂他用广东话讲‘鬼佬’，他用英文将‘鬼佬’串成‘Gua-Loo’）怎可以没有你这个东方智者搭救呢？”
喜欢交洋朋友，为的就是这种“轻”的感觉。通通信，说说笑，吃个饭，反正来自不同国度，光是聊自己的文化经验便不愁话题，没时间说什么人情是非。于是无压力。
跟华人交往，刚好相反，圈子小，彼此太熟络了，变得彼此有期待、有瓜葛、有冲突。友情太“重”了，反会压得心里不舒服。
跟洋友的情谊是“轻”的、“轻轻”的，来去自由，很适合我目前的状况。
到机场接一位新学生，飞机误点，等到我颈都长了，心里挣扎了好几分钟。要不要“放她飞机”？To be or not to be？
决定等下去。台湾来的女孩子，据说穿白衬衫、牛仔裤，二十年前的张曼玉？且看看她长得是何模样再说。
希望她是靓女，否则我会面色难看。
终于得见芳踪，推着两大箱行李施施然走来，果然是白衬衫牛仔裤，可惜唔系张曼玉。
但我仍笑眯眯地趋前自我介绍，开车送她到另一位台湾同学家中吃晚饭。
“毕业多久了？”
“今年毕业，台大地理系，来念都市规划。”
今年才毕业？好嫩。连讲话都不敢正眼看人，含羞答答，一副乖女孩模样。奇怪，每次碰见类似背景的学生，心里忍不住涌起一股妒忌。他们不必担心学费，不必先工作储钱，一毕业马上放洋，节省不少青春。
“那么，你没工作经验？”每次妒忌，总讲出一些带着敌意的说话。此番不例外。
“有，我在麦当劳打过工！”乖乖女用一种极自豪却又极天真的语气回答。
我自控不住“咭”一声笑出来。
再一次肯定自己不是好人。我无法迫自己挂着笑脸照顾一个我不欣赏的人。肚子饿吗？有什么需要买吗？有什么想知道吗？嘘寒问暖，体贴关心，我做不到。尤其对一个二十多岁却仍以为自己是小孩子的乖乖女。
带她到台湾同学家中，我连饭也不吃，急急脚走人。她自有台湾人照顾。
其实，无人照顾，“自生自灭”，她会成长得更快。尘尘人世，说到底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一念及此，我又觉自己是好人了。我用“冷酷”帮她成长。我好阿Q。
想起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台湾女同学说，她宁可跟丈夫到小镇教书也不愿回台湾。
“我不想被迫固定礼拜一、三、五回自己母亲家吃饭，二、四、六回丈夫母亲家吃饭。留在这里，我才可以百分百掌握自己的生活！”
在芝加哥城外的高速公路上，车子竟然抛锚。无奈下车，坐在路肩矮栏杆上，等待拖车救援。凌晨两点，车子仍隆隆呼啸而过，刮起阵阵燥热的风，带着沙石，扑面打来，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无助。
其实每次到芝加哥都感觉到某种程度的无助。城中建筑物魁梧矗立，尤其歌剧院前的一段麦西根大道，两侧各有厚厚的石墙、石碑、石雕，晚上开车穿越其下，夜灯映照，直觉自己渺小如蝼蚁。石墙等是巨人，抱着胸对我狰狞凶猛。而我非屠龙的王子。
（却也想到：公主在哪里？）
这趟连城都进不了，遥看全世界最高的大楼Sears Tower，楼顶红灯于云雾中一闪一闪，似在拒绝让我进入芝加哥的神秘宫殿。被挡于城外，心情更无助苍凉，只有香烟陪我。
看来“飞车计划”是泡汤了。
本打算在湖滨大道上驱车驰骋，那是我最爱开车的地方，弯多而路阔，左边是黑沉沉的湖，右边是灯火通明的商业大楼，穿插其中感觉如赛车。每回来芝加哥我必忍不住来来回回连续在这路上开好几趟。
芝加哥城南是黑人贫民区，就在芝加哥大学旁边。有一个深夜我开车迷路误闯入内，只见楼房破落、醉汉三三两两躺于路边，如鬼魅。正巧车内收音机播放哀怨蓝调，心头一紧，鼻子一酸，竟不自禁汩汩泪流。
一辈子难忘的夜。
自从发现“亚洲商店”每逢星期五有售白醋鸡脚，周五深夜便变成最令我满足的娱乐时间。当天下午开车去买一大包鸡脚，返家置于冰箱。等到半夜一两点，写完稿，写完课堂报告，OK，一切就绪。自冰箱取出鸡脚，再取出Bordeaux红酒，从书架上挑一本中文书，放一点Jazz做背景音乐，坐到摇椅上吃、喝、看、听、想。
直至眼皮垂至无法再抬起来。随意躺在地毯上，大睡到天明。
其实除了周五，平常日子亦与Bordeaux及Jazz为伴。只不过周五多了鸡脚，分外有味。Bordeaux是在专卖健康食品的商店发现的，一尝马上爱上，一箱一箱地买回家，还特地找朋友来品尝。（该店有一奇怪逻辑：卖酒不卖烟。问店主为什么，她说香烟伤肺。伤肝的酒就无妨？）
Jazz一直喜欢。早期欣赏Fusion，近来则爱Coll Jazz，喜欢那种疏离。九月十一日芝加哥举行年度爵士节，Jessica找我开车去疯几天，我几乎含着眼泪拒绝。因学期初，必须多花时间备课。这学期续当助教，一周要讲六个钟头书，教三班，忙不过来。
又爱上“捻番几味”。不过都是弄些小菜，且多是台湾式的，如烤鱼烤虾。弄好放在冰箱，慢慢享受。
今夜烤秋刀鱼，边烤边想起自己写过文章骂陈任经常在专栏中谈饮饮食食，不禁格格笑起来。
每年开学第一天必做之事：中午，到校园中央广场上从流动车贩手中买一客三明治，坐到草坪上，看人来人往，欣赏各式奇装异服、装扮姿态。
首天back to school，大学生总是特别喜欢做秀的。各路人马穿上各式服装，扮出各种姿势，连走路步伐亦跟平时不一样。大致区别，可见以下类型：校园小子型（头戴棒球帽，身披格子衬衫，内配白色T恤、牛仔短裤）、火爆浪子型（头发染成各式颜色）、性感尤物型（低胸背心之类，当然胸罩欠奉）、精明干练型（斯文整齐，有如半个白领一族，通常系商学院和法学院学生）、加州度假型（尚未忘情暑假的阳光与海滩，一身背心短裤拖鞋，外加紫色塑胶框太阳眼镜）。
各路英雄走在校园，眼睛瞄来看去，找寻旧友。于是“嗨！”“Oh my God!”“Hey You!”之声此起彼落。然后是大动作式拥抱，亲吻空气。有些显然是老情人碰面，一抱一吻即欲罢不能，站在校园正中央在众目睽睽下连连亲嘴。立体成人级电影。
开学第一个礼拜照例是Shopping Week，捧着课程时间表到处听课，听完觉得哪门课合心意，才正式注册选修。
本学期第一天的Shopping简直是大灾难，祸不单行，事倍功半。一大早扑起身，搭巴士到校园，九点半的课，本以为搭九点钟的巴士必无问题，岂料巴士脱班，九点三十分始来，又因前阵子水灾改道，绕呀绕，绕到十点钟始到我要听课的课室。
急步冲进课室，早已人去楼空。因教授照例在第一课只做两件事——派发课程大纲和简述授课内容——做完即松人，通常仅需半小时。于是只剩我独对空荡荡的课室。
疲倦不已，本想回家睡觉算了，但一想起又要搭巴士便头痛，宁可到校园广场吃一客三明治，看看性感的鬼妹学生。就这样忍耐到下午两点钟，到政治学院旁听一门“欧洲政治制度论”。此番准时抵达课室，教授也准时出席，以为一切顺利。
岂料（又是岂料！），一看教授派发的课程大纲，始知此课以德国政治史做重心，只花极少时间讨论其他欧洲国家。不合老子口味，急急脚走出课室，免得浪费时间。
于是又等，等到三点半，气喘喘走路上山到Bascom Hall上一门“中国政治权力分析”。你猜对了，岂料，再一次岂料，此番教授根本没到，只派一位助教来发课程纲要，而纲要上所列参考书，全是小儿科的入门书，用来应付老美大学生尚可，应付研究生则未够班。
我就这样，浪费了一整天。
开学第二天的shopping虽比第一天顺利，却仍不太好受。
因遇着一个“长气袋”教授。
那是讲授政治经济学的Linberg教授。上他的课之前，肚子已饿得咕咕叫，心想，第一节课通常只需半小时即落堂，姑且忍耐，落堂后始到湖边意大利餐厅大吃特吃。岂料（第四次岂料！）我错了！Linberg教授竟一讲就是两个钟头，从踏进课室的第一秒讲到落堂钟声响起的最后一秒，没停过嘴！
他可能整整一个暑假未讲过半句话，如今讲番够本！
一边听课，肚子一边怪叫。换作平时我一定起身离座，但这课出席者连教授在内也只有七个人，课室大人数少，在此状况下离座实在不太畀面。自己亦系教书之人，以心比心，只好忍耐到底，算是做善事。
两小时以后，落堂，我已饿到几乎脚软。慢吞吞走出课室，慢吞吞点一根烟，慢吞吞走下山吃东西。已无力走快矣。
下午听的是社会理论课，教授Camic毕业于剑桥，是个“白面书生”，斯斯文文，年轻，外型十分讨好。我发现有几个鬼妹学生眼甘甘望着他，几乎流口水。只可惜他的讲课神态倒扣一百分。他的眼睛永远不看学生，永远看着远方墙上，不知是高傲，抑或怯场。
落堂之前，他问：“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
我真想举手问：“请问你成日望着那道墙，是不是Marx显灵在墙上同你对话？”
算了，别问，就当是做善事好了。
前两年每逢学期初，必有不同的宗教团体跑来校园广场做“广告”，基督教黑人组织、白人组织，奇迹教派，喇嘛教派……同时上场，各自呐喊，拼命“拉客”。今年有点奇怪，中午十二点黄金时间，广场上完全听不见传教声音，各式“真理的代言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仍在放暑假？
反而跑来一群呱呱叫的拉丁美洲歌手。
该群歌手平时每逢周日必到State街上卖唱。四五个人，头戴黑色毡帽，皆留长发，捧着吉他、皮鼓、竹管等简单乐器，又弹又唱，呱呱叫着不知名也听不懂的歌。清脆明快的音乐，撩动人心，路人纷纷将“赏钱”投进置于地上的吉他盒子。可是他们显然志不在此，其真正用意在于推销录音带。当他们哼唔大唱时，总有一位胖妇人拿着录音带向路人兜卖。据说那是他们自行灌录的带子，现场听过真人演出，有兴趣可买录音带回家慢慢重听。除了自制录音带，胖妇兼卖其他拉丁美洲音乐CD。有一次我和美枝忍不住买了一盒，音乐是不错，但销价比唱片行贵了三分之一！
他们就是精于掌握消费者心理，知道在路边听完真人表演必有购买冲动，故可平货贵卖，小赚一笔。算是“音乐商人”。
那天上学途中经过Spring街，碰见一对东方男女在吵架。说的竟是香港话。
“你唔好咁好不好？”
“我系咁架啦，点呀？”
你眼瞪我眼，脸红脖子粗。
侧侧身经过他们身边，男的狠狠望我一眼，似乎知道我在八卦偷听。我连忙低头，急步疾走。因为他身高足足六英尺。
渐行渐远，忍不住感叹：唉，何必呢？天气正好，天空正蓝，享受生命都来不及了，何必将时间精力花在吵架之上呢？爱就爱，不爱拉倒，来去自由，别浪费时间。
这可是痛苦得来的宝贵经验。大学时期谈恋爱，正如世上每一对年轻恋人，常因太爱对方而吵，吵得彼此心疼。多年后回看，惊觉许多美好时光在你斫我杀之间溜走，追不回了，追不回了。只剩感叹。
有时候妙想天开地对自己说，如果时光倒转，重回那菁菁校园，要么早就跟她分手，不然就多爱她一百倍，绝不浪费时间于吵架之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伤害自己心爱的人。
然而世事皆如此：当得到宝贵教训时，机会已逝，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她显然比我看破得早。某个夜晚我们在街头偶然遇上，本来是互道问候，谈不到两句却冲撞起来。但又骂不到两句，她突然道：“够了，我们从前骂够了。再见。”
空荡荡的街头，我看着她转身离去。心疼如割。
周末下午起床后开车入城乱逛，驶经某社区，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堆杂物，显然又在搞跳蚤市场。洋人喜欢将旧物买来卖去，从衣服到家具到瓶瓶罐罐皆不浪费。一到假期，到处可见小型跳蚤市场。
今夏中西部闹水灾，难得有阳光，洋人皆是“阳光子民”，一见太阳先生今天露脸，立即赶在门前摆卖旧物。成人悠闲地在太阳下坐着、聊着。小孩子跑来逐去，笑声盈耳。好一个阳光周末。
目睹别人悠闲度日，看看照后镜中的我，忍不住笑问自己说：你老兄到底在忙些什么？
于是猛力踩刹车（喔，抱歉，吓到小孩子了），将车停在路旁，下车散步。
天气实在太好，索性脱下鞋子，套一句广告语，“用双脚亲吻大地”。
以前逛跳蚤市场常乱花钱，一时高兴买回一堆无用的瓶子罐子，如今告诫自己，忍住手。
东摸摸西碰碰，看见好几幅画都想买，但，忍。后来忍无可忍，终以十元买了一幅素描。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坐在书房内沉思，士兵以“散播异端邪说”之名冲进来抓他，他毫不分心，仍在沉思沉思沉思。
九月中旬寒风骤起，早上转醒在被窝里打了几个哆嗦。是添衣的时候了。翻箱倒柜，找出毛衣厚服，守候一个风雪寒冬。
竟见那件灰蓝雪衣仍在。
那是一九八九年赴芝加哥前，父母亲带我到铜锣湾的国货公司买的。在风城熬过二度风雪，初到寒地，不适应，一年日子几乎有半年瑟缩在雪衣内，衣已脏，蓝之处变成灰，灰之处更灰，看来是洗无可洗，理该扔弃。口中一直说扔，却仍舍不得，有意无意拖下来，吊挂在衣橱铁杆上，三年、四年，仍在。如今一见雪衣，脑海涌现父母亲领我买衣的一刻，涌现芝加哥风狂雪暴的一刻。
看来雪衣仍将挂在衣橱，五年、六年、七年。舍不得的始终舍不得。
还有一件舍不得的衣服。一件简简单单的白T恤，衣上写着八个毫不简单的红字：历史事实，不容篡改。
大概一九八二年夏天吧，日本人篡改教科书历史，“侵略”变成他妈的“进出”，南京大屠杀变成“中国人编造的谎言”。香港大专学界发动抗议，那时我不是什么大学生，却一把傻劲独个儿跑去参加，帮忙在街头派发抗议声明，并买一件抗议T恤，仿似一个完全不自觉的小习惯。偶然看见它，惊悟自己曾经拥有一个热血的夏季。
另有一件淡红毛衣。一九八四年赴蒙古旅行，临行前知道蒙古的夜晚甚凉，随手带了外婆的手织毛衣备寒。到如今，蒙古已远，外婆已逝，毛衣仍在衣箱内。它让我忆起蒙古草原的呼唤，外婆的呼唤。
我讨厌体育，甚至有点变态到讨厌那些喜欢体育的人。
自从上次我衰多口讲了几句“美式足球是充满同性恋意味的体育”之后，办公室同事们皆爱以此开玩笑，明明见我静坐一旁，偏要大声喊：“KaFai，我们又要谈那‘同性恋游戏’了，你为什么不来参加？”
其次Paul约Richard礼拜六去看美式足球，故意在我身边说：“Richard，周末去看球，别忘了带安全套！”
本学期除了Office Hour外，我甚少坐在办公室。真渴望有一天，我能有一个私人办公室，有窗有景观的那种。
我宁愿孤独而沉默，也不喜欢处身于热闹之中而多言。
开车于途，听钟镇涛的一首“国语”旧歌，呢呢喃喃，其中有两句歌词呻吟道：“人生苦短，不要有遗憾。”
不要有遗憾？
既知人生苦短，匆匆来去，有遗憾要走，无遗憾也要走，有遗憾与否有何差别？除死无大事，人生到底有什么算得上是真的遗憾？赚不了大钱？玩得不够痛快？失恋？对不起父母？未见过刘德华真人一面？
可能统统是，也可能统统不是。然而无论是不是，都不重要，你知道，我们都是要走的。有无遗憾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什么是遗憾？
记得有一个下午我躲在东亚图书馆一角落读书，有一位德国女孩子走过来，用半咸淡普通话请我帮一个忙。她念的是东亚系，需要写中文作文，她用英文写了几个句子，要求我翻译成中文。结果翻出来是：
“人生最遗憾的事，就是那些我们在临死前会后悔自己没有做或做错了的事。”悚然心惊。我坐着，她站着，窗外光线投射在她的背上。望着她背光的脸庞，黑暗得神秘。刹那之间，我怀疑她存在的真实性。是不是有谁故意派来提醒我什么叫作遗憾？提醒我，我的生命其实充满遗憾？
想起电影《似是故人来》。Sommersby问吊前看不见女主角，惶恐万分，频呼自己未准备好。直到女主角现身，释然，求仁得仁，坦荡荡面对死亡。
死亡之前如果无法见她一面，我想，那将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
第一天上Odin Anderson教授的“医疗保险”讨论课即遭遇尴尬事：一入门，只见三个学生，连我连Anderson在内共五人，场面冷清。Anderson皱着眉头说明明有十二人注册选修，可能都爱迟到。于是等，等了十五分钟，确定无人再来，开始上课，大致讲一下课程纲要，草草收场，谓等下周人多一点再谈。当时我心想：不会有人来的，搞不好四个学生之中还有人会退选。
第二周转眼又到，上课，果然不出山人所料，四个就是四个，系咁多。
为何门面冷清？
我看最大理由是Anderson老先生实在太老。七十多岁，满头白发，而且戴助听器！尽管他的来头甚“劲料”，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等各名校，且在政府医疗部门负责研究工作，是此领域的专家中的专家。可惜，英雄已老，可能只有像我这类从没修过他的课的学生才会来。
他老到讲话也要讲两个字停三秒钟，吞完两口口水再继续，说句难听的，好像分分钟会断气一样。试问听过他讲课的人焉不怕怕？
真不明白为什么社会系仍让他开课。
Anderson上课有一个甚惹我厌的坏习惯：喜欢问人知不知道这个懂不懂得那个。
例如谈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会忽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望着其中一个学生，问：“你知道韦伯是谁吧？”
大佬呀，不知道点读社会系呀！真作答又侮辱自己智慧，不答又不好意思。
最惨系第二周上课，谈十九世纪初的医疗制度，不知何故谈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突然看着我，问：“你知道亚当·斯密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正做白日梦，想念着小雯，根本没听清楚他讲什么。临急之中，以为诚实必是最佳答案，于是认真地摇摇头。不知为不知，我系衰得之人。
Anderson却反应甚强烈，瞪起双眼，频频低念：“你不知道亚当·斯密？”
半晌，用讽刺地语气道：“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家……”
此刻我才听清楚他问的是亚当·斯密，马上高声道：“我要争回我的名声！我知道他，我只是听不清楚……”
讲到此处，担心他以为我抱怨他老先生太老，讲话不清楚，乃硬生生住嘴。
他耸耸肩，说：“知道就好。”
我在上课时想的问题是：
小雯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
恐怕等到知道答案时，她已不属于我。
一
心情窒闷，朋友打电话来邀共往农地采割蔬菜，平时我必一口拒绝，今天瞧瞧窗外天色尚佳，趁机出游散散心，也好。
农地在麦迪逊以北，开车一小时便到。我开得快，呼啸四十分钟即抵目的地。农地在一个小山坡上，踏足油门沿碎石路冲上山，沙尘滚滚，也奇，郁闷的心情反在飞扬的尘土中变得沉淀稳静、通透澄明。
山上自是另一番景象。农地不算广，然而视野好，远眺碧湖绿山蓝天白云，犹在画中。
农地是一位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所有，他已退休，与妻子归田园居，在此垦耕。每年收成季节，开放农地让游人自行采割，采多少菜算多少钱。才三五七块美金，已可采菜数大袋，又可享田园之乐，故游人闻风而至。幸好今天不是假日，只有寥寥数人，尚算清静。
我是第一次下田，拿一把小刀，一个塑胶袋，随识途老马的友人在菜地上跳来逐去。先是掘马铃薯，用铲子掘松泥土，蹲下身即可捡拾。一个个圆滚滚的新鲜马铃薯，鲜味夹着泥土香，真想将之生吃。
又去采广东白菜、清江菜、包心菜。才一下子，大大的胶袋已装得爆满。最有趣是拔玉米，长得高高的玉米田，人在其中，看不清东西南北。许多玉米已干枯，黄黄的玉米变成棕色或紫色，朋友说：“可以照拔，带回家倒挂在墙上，很有欧洲风味。”女孩子什么事情都讲究情调。
二
去听演讲，听了半个钟头，闷到频频打呵欠。不过我再无耐性，亦不会像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秃头胖子般无礼——他竟然呼呼大睡，高声打鼻鼾！
Erik Wright也在座，我看见他的眼睛不断瞄来瞄去，似感极不耐烦。果然，后来碰见他，他问：“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可怕的演讲吗？”
我回答：“还好，我能够忍受！”
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认为糟糕透了！如果十分满分，我只给她两分！”
我是诚心诚意认为“还好”，因为，在听讲时我另有“娱乐”——座中那群女同性恋者给了我最佳视觉享受。
她们都是“女性研究室”的人，十居其九是Lesbian，短发，潇洒，爽朗，骤眼看去像男孩子，但比真正男人清秀得多。我最爱欣赏这类人，视觉之美，如看林青霞扮东方不败。
香港的家闹了一场火灾，我的藏书，烧的烧了，淹的淹了，所剩无几。当父亲在长途电话中告诉我这消息，我出奇地没有觉得太心痛。可能因为近年搬了许多次家，每次搬动，旧物或丢或送或找个地方寄放，总觉得生命愈往前迈动，累积的东西愈多，可是吊诡地愈觉得——无非身外物，但愿人长久。
可惜倒是有的。尤其可惜李敖的书，当年千辛万苦到处寻找，如今可能一本不剩。
真的是千辛万苦，但也乐趣良多。少年李敖迷的我，跑遍香港每一家书店找李敖的书。书店找不到的，到图书馆找。中大图书馆、浸会图书馆，逐一搜索，找到了，因为我不是学生，无法借出，只好央人代借；求人难，只好站在图书馆复印机面前一页一页复印，再拿去装订成册。得来不寻常。
为了找书，甚至远赴台湾。去了两次，在书店街一间一间地找，入门即用半咸淡普通话问：“有没有鸟敖（李敖）的书？”笑死样貌通常不佳的书店小姐。
又跑到中央图书馆，翻二十年前旧杂志，找杂志中的李敖旧文。即使是一小段也不放过，一段一段影印，再编成小册子，后来发表在《李敖研究》一书内，借诸同好。
上山下海了好几年，大致上收齐李敖著作。不仅收齐，且有版本之分。台湾“文星”版，香港“文星”版，台湾“远景”版，香港“博益”版，统统有。可惜今天一把无名火，都烧光了。身外物，都是身外物，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尚待如何？
下雨天开车路经足球场，淅淅沥沥，竟见一群男学生仍在场内奔奔逐逐，玩着美式足球。雨水哗啦哗啦下，众人雨汗淋漓，泥浆溅于脸上，在我看来，狼狈至极。
再仔细看，原来场边避雨亭内坐着另一群女学生，不断喊着加油打气。
原来如此。此刻在球场内追逐的男学生所感觉的，必不是狼狈，而是豪迈。他们的“雄性”威风，通过雨水冲激更能显现。尤其有美女在旁，在异性目光“监视”下，更须拼尽全劲展现威猛雄风。
这种心态，我能理解，也能想象，然而无法认同。我对“雄性”从来没有过半分迷恋执着。小时候朋友仔喜欢通过学功夫、打架、打波之类活动来肯定自己的性别，我却宁愿坐定读《三国演义》。班上远足旅行，男孩子小小年纪已懂帮女孩子扛行囊，或抢着提沉重的烧烤用具，我却总袖手旁观，恨不得女孩子帮我一把。我从无兴趣证明自己的雄性。
也绝非从来没有。就有那么一次，不知何故，想起自己从没打过架，“唔似个男仔”。于是回到家中，借细故发难，模仿功夫漫画的男主角招式挥拳打邻居一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子。岂知他不是好惹之人，反将我打倒。
想起也尴尬。
一
某天上课讨论器官移植问题，Odin教授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测验。他问大家：“如果父母亲需要换肾，谁愿意捐？”当然所有人都举手。
“如果子女需要呢？”又是全部举手。
“如果兄弟姐妹需要呢？”也有大部分人举手。
“如果表兄弟姐妹需要呢？”只有两个人举手。
Odin问那两个人属于什么族裔，他们都回答：犹太。
班上有三个华人学生，全部没有举手说愿意捐肾给表兄弟姐妹。都说华人注重“亲族关系”，我看跟犹太人还差一截。
二
赶写期中报告到半夜四点，浅睡四小时马上开车到课室教书。学生下周要考试，本周做试前复习，连续两堂，每堂两小时，整整四个钟头讲到脚软口水干。
然而“心理体能”依然旺盛，课室内，口沫横飞，左右走动，边讲统计边讲笑话，学生的笑声令我舒畅无比。记得古书说王导有令“群胡并欢”的本领，嘿，吾亦能之。
再一次发现，我需要舞台，我需要观众，通过跟观众的直接交流，我找到生命力。对我来说，教书是一种表演。肢体的（我的姿势可多呢），思考的，语言的。讲台是我的舞台，我投入“发言者”的角色，享受每一秒的表演过程。
好几回，讲到有趣处，学生爆发笑声，我真有冲动对他们说：please，请鼓掌。
李奥·贝纳（Leo Burnett）说过：“如果我无法做总统，我愿意做一个广告人。”
或许我该说：“如果我无法做演员，我愿意做一个教师。”
演戏会上瘾，相信我，教书也会。
一位在台湾搞小剧场的朋友说过：“每次演出完毕，空荡荡的舞台和座位，令我心情沮丧。我最讨厌曲终人散的滋味。”
这正是我下课后常有的心情。一个热衷于表演的人，必然受不了冷清清的舞台。站在讲台上，台下空无一人，我竟怔怔，不知所措。
观众一散，疲惫立起。
一个人在课室，孤独得莫名其妙地害怕。
三
无意之中，竟然在一本旧笔记簿上看到自己的“命运”。
那是一位台湾相士替我批算的运程。那一年，在台湾，陪朋友去找批命先生算八字，朋友算完，我也兴起，临时加入。相士一句一句讲解，我随手拿出笔记簿抄录，然而听完抄完，转头忘得一干二净，若非今天意外翻看笔记簿，根本记不得自己有此一算。
重读相士赠言，不觉有何玄妙，讲的都是泛泛之论。四十岁以后财力最旺，容易招惹小人，三十岁以前事业有障碍，避免替人做“借钱担保”，汽车颜色最好选黑色而非红色，等等等等，全部适用于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一定“灵验”，不会有人拆他招牌。
听来听去，只有一句话比较独特：三十七岁之年小心血光之灾。
相士说，要避此灾，最好在三十七岁生日当天用刀自割手臂，流一点血。以血挡血，趋吉避凶，云云。
世上真有这么划算的“投资”？一刀可挡命中注定的血光之灾？
换在从前，必哈哈一笑便将相士之言抛弃脑后，但如今不一样了，我是别人的“老子”了，不得不认真地考虑，是否该宁可信其有。“投资”小小，一旦灵验，得益大大。似乎划算。于是，开启电脑的万年行事历软体，在三十七岁生日当天的行事记录上键入两个字：自割。
这是我生平利用电脑做的最诡异的一件事。
昨天中午Anderson教授请吃午餐，我摆了乌龙，去错餐厅，找到正确地点时已经迟到十五分钟，害他和另外三个学生坐在餐厅大堂等候，失礼至极。
坐下来，点了菜，教授逐个发问：“圣诞假期有什么计划呀？”
我先答，可是讲不到三句，不出所料，果然被他插话打断。Anderson教授话锋一带，将话题扯回一九四五年，道：“那年圣诞节我去挪威，在飞机上碰见一个人……”
又开始想当年。幸好我们已习惯听，见怪不怪。Anderson教授已是八十岁老人，却仍开课指导学生。上他的课，许多时候觉得他很烦，因为他总是喜欢想当年，无缘无故将话题扯回陈年旧事之上。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家庭生活，统统是话题。这实在妨碍上课，不无浪费学生时间金钱之嫌。然而走出课室，他的想当年却变成一种plus，一种很有趣味的活历史。
所以我们边吃边听，津津有味地。
Anderson教授讲了一些有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生活状况，说那是民族仇恨最深最可怕的年代，德国人、犹太人、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互相憎恨。人与人之间完全以民族仇恨画线，非友即敌，没有所谓中立。有一次，他看见一位犹太老女人替德国人说好话，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你不恨德国人？”
对方回答：“我的一生，曾经被一些人推进地狱，也曾经被一些人救出地狱，所以我明白，对人的好坏判断，不该在于他的国家民族做了什么事，而该在于他个人做了些什么事！”
话题扯回婚姻之上，他说自己“跟同一个女人结婚五十四年”，我马上道：“你是我认识的唯一没离过婚的美国人！”
众人哈哈大笑，Anderson教授更半站起来，伸出手，与我一握。
“别这么肯定，世事难料……”一个洋学生故意开玩笑。
“不可能。直至我死！”Anderson马上回道，非常认真。
“可能是她离开你呀！”洋学生道。
众又大笑。
一顿午饭吃了两个钟头，聊得十分愉快（或者说，我们“听”得十分愉快）。散席时，Anderson突然感触地说：“Well，Young men，你们还有五十年日子要奋斗，我十年内便要离开地球了。”
我们当然频频说“未必”。
Anderson回了一句很精警的话：“活到九十年代，我发现历史正开始重复它自己，这太乏味了。或许，我该走了！”
那是我跟Anderson教授的最后一次会面，返家后，写在日记里，今天重读，仍感趣味盈盈。日记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它原是你的延伸，你把记忆储存在纸上，后来，记忆消退，文字留存，延伸反变主体，日记成为你曾或如此或如彼地活过的确实证据。我来过，我走了，真正令你动心的可能不是我而只是文字。
写完了。终于写完本学期的最后一份期末报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看看滴答滴答催赶着人生的墙上挂钟，已是凌晨四时四十八分。
站起来，伸个大懒腰，始觉双腿酸疼无比。一坐数小时，血气闭塞，从头到肩到腰到脚底板皆感不舒服。可是我没有立即上床梦周公，反而，穿上厚如棉胎的已穿四年的大雪衣，在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的低温下出门，开车，往黑暗深处驶去。
开了十五分钟抵达二十四小时营业的Perkin餐厅，一坐下女侍应即过来倒咖啡，我点了一客美式汉堡。女侍应走开，我喝一口咖啡，整个人深深跌坐于大沙发里，叹一口大气。似乎想一口叹尽一星期以来闭门写报告的辛劳。
五分钟后汉堡上桌，狼吞虎咽将之吃尽，吃完，再叹一口气。前所未有的满足。
记得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说Misery里的男主角有一怪习惯：每逢写完一部著作，必喝一杯酒和抽一根烟，以庆祝“收笔”。
我也有“收笔仪式”：去Perkin食汉堡和喝咖啡。这是今年暑假开始养成的怪习惯。七八月闭门写两份报告以应付“资格试”，日日通宵工作。每当写完一个段落，特别想开车出外走走兼医肚，而附近只有Perkin开通宵，于是染上此瘾，自此写完报告或写到大转折处便去该餐厅吃喝一番。
今夜，又去了。坐在靠窗位置，双手握着暖咖啡，静看天明。
安悟说：某某某是有学问的，然而别人的学问是用来成就自己的，他的学问却是用来消灭别人的，太可惜了！
——我的文章岂不亦如是？
陆先恒提醒我，“君子可欺而不可罔”，交朋友，永远无法知道对方居心如何如何，唯一能做的是自己决定要不要交这个朋友，尽其在我而已。对极了，此公看人看事甚准。记得马雯出生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女儿会救了你！
——怎么准得像认识了我几千年似的？
若用时间来划分，我在麦迪逊交了三个好朋友：
“过去型”的：小黄也。他在台大的风云岁月，正是我所欣赏羡慕的。想不到在台大交不到这种朋友，在异国反遇上。
“现在型”的：大炮是也。他对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皆予以极大提点与督促，是我眼前的活生生的学习对象。
“未来型”的：安悟是也。他的量度与修持令我深切体会到原来一个人是可以如此要求自己的。与他相处，常闻警语，常有领悟，这对我往后之立身行事甚有影响。
安悟转述牟宗三说过的一段话：“人生，少年看才情，中年看功力，老年看境界。”
是的！才情不可恃，悚然心惊！
出了一趟远门，回家后必须面对冬天第一惨事：铲雪。
美国中西部连降一星期大雪，露天停泊的车子无人料理，深陷雪堆，如宝藏，待挖。只好拿出铁铲，一铲一铲，将车救出。
铲雪时将自己全身包得密实，只露出眼睛，但仍冻得发抖。零下十六摄氏度，wind chill一吹，双倍冻，零下三十二度。真想喊救命。
铲足半个钟头，车子见首不见尾，表示尚有半个钟头待铲。受不了了，上楼享受一罐罐头杂菜汤，再喝一杯热腾腾咖啡，喘一喘，再来。出门前深深吸一口气，冲，直情像上战场。
一出门，双足深陷雪中，每踏出一步都要用力“拔”起小腿，如涉水而行。忽想起同我一样说话口齿不清的叶特生写过一本书叫作《浮过生命海》，下次若出书记述麦迪逊经验，不妨取书名《浮过雪海》。
铲雪时太卖力，热血奔腾，额头竟然冒汗。而汗珠沿额滑流到眼睫毛时，竟然结冰，变成一颗通透的冰珠子！
本仍不察，只觉睫毛上有异物，以为又是隐形眼镜移动作怪。直到镜前一看，才知睫毛已成“冰梁”，承载着一颗冰珠！
猛力一眨眼，冰珠子掉下，到我掌中，如钻石。刹那之间我掉进魔幻境界。
我竟哭出钻石来……
当了父亲的一大转变：不让自己消沉。以前心情恶劣时，习惯让自己down到底，到酒吧抽闷烟喝闷酒，带点自虐地享受那悲剧性的忧郁。如今不一样了，多了一分自觉，适可而止，down到咁上下，告诉自己，够了够了，是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了。
我明白，要抵抗眼前的blue，一个有效法子是对目前的生活做出一些调整，例如，工作计划上的；又例如，生活环境上的。
我实行双管齐下，拿出纸笔，写下意念。生活环境上的调整适应，容易解决。决定，明天睡醒后第一件做的事是“执屋”，重新布置家具摆设。嗯，上个月不是在泰国店看中一尊木刻释迦佛像吗？是贵了点儿，三百大洋，但，好，买就买！买来让自己高兴一下，值得！
一
每个学期第一天踏上讲台，一颗心总怦怦跳，“讲台焦虑”，教了两年书仍无法克服。一焦虑，习惯大讲笑话，在五分钟自我介绍和十分钟课程介绍过程中，逗得学生笑声满堂。学生笑了，我才镇定。怪不得上学期有学生在写对我的valuation时，直言，“Mack，你应该从事表演行业”。
然而此番正是“表演”害了我。本学期换了课本，新课本新内容，我对统计再熟，也需花点时间好好掌握课本材料，然后才有办法辅导学生课业。可我偏不，晚上匆匆备过课，早上快快回校登台，心想着打天才波和表演波便行。坦白讲，早上出门前连洗头吹头挑选衣服总共耗费四十五分钟，前一夜备课却只花了不到半个钟头！
于是自食恶果。
由于对新课本掌握不够，上课时竟有好几处讲得结结巴巴，心虚至极。一心虚，舌头便打结，我真怀疑有多少学生听得懂我的结巴英文。更惨的是班上不仅有大学生，更有研究生，研究生向来中意扮醒目、爱show-off，问题一大堆，问到我口哑哑。
好不容易熬完八十分钟，眼见学生反应实在欠佳，只好识做，宣布：下课。
在学生兴高采烈收拾课本之际，我诚恳地向他们致歉：抱歉，今天表现实在不好，但请放心，一定渐入佳境！
学生笑笑，离去。我内疚得几乎想辞职不干。这是个大教训。天才波也是需要练习的，何况我不是什么鬼天才。
二
人算不如天算，人算不如天算。
备课至凌晨一点，满意了，并预先挑妥“登台”衣服，然后上床睡大觉。
没料到这觉睡得太大了，一觉醒来，已是八点半，而上课时间是八点五十分！
吓得从床上跳起，赶紧将小雯小姐送去韩国保姆处，再开车赶赴课室。抵达课室，已是九点零五分。而教室空空如也！
学生统统不等了，走光了？
想想，不对劲，连忙找出课程表一看，哗，原来是自己摆了乌龙，跑错了课室。我去了昨日上课的课室！
匆匆跑回停车场，取车赶往新课室，抵达时已是九点二十分，整整迟到半小时。进入课室时刚好有两个女学生背着书包准备离开，一见我来，瞪我一眼，坐回座位上。
用目光点算，原该有二十人的课，只剩十人，走了一半。没走的人，个个“目露凶光”，好似想食左我落肚。只好一再道歉，抱歉啦，落大雪塞车啦，跑错课室呢，几乎下跪。
开始自我介绍，提到心理系毕业后本想做心理医生，但我的心理医生说我的紧张型性格不适合此行，学生满堂大笑。我会意，耸肩道：是呀，看今早的例子便知道了！
灰头土脸。不幸中之大幸是备课充分，讲得顺利，勉强挽回一分面子。
这又是另一大教训：教书之日必须预拨三个闹钟，或索性不睡。
校园报纸Onion选出一群“最dumb教授”，仔细看，许多人被选，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够dumb，而是因为他们够“怪”。这种“怪”，包含激进、执着、革命性、理想性。只不过许多学生无法接受／认同这种“怪”，乃统称之为dumb。而历史事实显示，人类社会与科学知识的进步，许多时候正以“怪”作为推动力量。正因为有许多“怪人”坚持追求他们的怪主义怪理想，从而刺激了社会，激发了进步！
大学校园之所以对社会有贡献，原因之一正是它提供了一个“怪空间”给这些怪人去追求、探索、宣传他们的怪思想。它“保护”了怪人，等于贡献了社会。一个拥有愈多怪人的校园，其实是愈有价值的校园。校园不该是提供保守思想的地方，也不该只是提供“职业训练”的地方。校园必须刺激学生大脑，让他们了解人间的另类可能，让他们开开眼界，知道“人间有怪”！
所以，结论是：dumb有两类，一类是好dumb的dumb，此类不可饶恕；另一类是好怪的dumb，此类值得欣赏。我的指导教授当然属于后者。
礼拜二是最难捱的一天。早上要回office办事，下午要上课，然而三点下课后，六点又有讨论会，中间只隔三个钟头，“唔嗲唔吊”，不知道该回家休息抑或在外“流浪”才对。
我通常选择后者。“流浪”方式是：到附近Borders书店的附设咖啡店，坐下来，左翻右看各式杂志，或什么都不看，呆呆望着窗外蓝天，胡思乱想。
最近一个礼拜二，稍有改变。不去Borders了，肚子饿，改去旧居附近的一间Goeden餐厅，食个炸鱼汉堡，喝杯啤酒。Goeden专卖各式炸鱼，好吃得要紧。父亲两年前来麦迪逊，我带他去吃，连识饮识食的父亲亦赞不绝口。这个下午，室外冷极了，店内温暖极了。坐于店内一角，边吃炸鱼，边看大电视播放的CNN新闻。经济起落，社会纠纷，政客宣言，不外这些。战争，噢，是的，还有战争。电视新闻诉说着一则战争花絮：波斯尼亚内战连连，尸横遍野，每回枪声响起，许多小孩子已懒得走避。因为，他们心死了，绝望了。
“反正总有一天会被枪炮打死。只是迟早问题……”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对着镜头说，眼神空洞，那种“空”，无法形容，空得比瞎眼更可怖。
呆住了。胃内翻腾，极难受。在世界另一角落，此时此刻有着无数虽生犹死的心。他们随时随地等待死亡，不，他们其实已“死”，心灵上，希望上。这是何等困顿孤绝的处境。
礼拜二下午，我怔怔呆坐，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心比寒天冷。
麦迪逊最近有一则荒谬新闻：市议会通过决议将一条叫作“Gay Avenue”的街道名称改为“Alvarez Avenue”。
因为“Gay街”居民抱怨他们的子女经常在学校被取笑。他们的子女经常被同学指着鼻子说：你住在Gay街，一定是Gay！
万料不到有“弗里敦”（freedom）之称的麦迪逊居然也会发生如此homophobic之事，由此可见同性恋歧视势力之无所不在！
“Gay街”当然不是Gay佬Gay婆集体居住的地方。该街道名称来源自富商伦纳德·盖伊（Leonard Gay），他的家族在麦迪逊定居百年以上，对本城发展极具贡献，乃有纪念之街。不料如今因名惹祸，倒霉至极。
新街道名称Alvarez源自巴里·阿尔瓦雷（Barry Alvarey），他是威大美式足球队总教练，威大今年勇夺“玫瑰杯”冠军，他成为英雄，连街道都要以他为名，威到尽。
想到：不知他本人对Gay街改名有何感想？假如他本来就歧视同性恋，当然欢迎改名，no problem。但假如他不是homophobic，便伤脑筋了。到底要“威”抑或要“公平”？要替同性恋者仗义执言吗？拒绝改名？
恐怕自有一番心理挣扎。
再想到：如果我是Gay街居民，小雯因而在学校遭嘲笑，我会支持改名吗？
想了一分钟，很清楚知道自己不会。支持改名等于将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灌输进小雯脑海，这等于对她造成“第二次伤害”。两个错误无法补回一个正确。
大雪又来，人人都说fed up，怕怕也。我不例外，前两天才刚花钱将车送去大清洁，万料不到车子今天又遭厚雪活埋，雪渍斑斑，惨不忍睹。
更惨的是大清早去教书，风狂雪暴，直感寸步难移。在巴士站前站立不到三分钟，衣上帽上全是雪，抬头看天，想起《时代周刊》曾说许多人相信“冰河期”已再来临，真像。幻想自己是原始人，骤见冰河时期大风雪，茫茫无助，睁眼待毙。心头一阵荒凉。
可能因风雪阻路，巴士迟到，看来，我亦必迟到。如果我是学生，问心，我必转身回家倒头大睡算了。“风雪无阻上学去”永远不会是马家辉精神。
问题是我是站在讲台面前的人，只要可能有一个学生去上课，我便须现身，责任所在，马虎不得。故，只好死死气继续等巴士。这是教育工作唯一令我不快的地方。
好不容易去到课室，只迟到五分钟，一望，“听众”一共只有六位，看来“风雪无阻上学去”也不是我的学生的精神。难道“有其师必有其生”乎？
就算只有一个听众，仍须开讲。清一下喉咙：
“Good morning...”
场面冷清无可否认会影响情绪，心想匆匆讲完收工喝咖啡去算了。岂料，五分钟过后，多来两个学生；再过五分钟，又来两个；讲完半小时，班上已陆续坐了十五六人。原来都是迟到者。士气一振，卖力地讲下去。
心里也在卖力地说着：多谢捧场。
社会科学大楼本学期展开重建工程，社会系、经济系、人类学系皆需回避，暂借商学院办公，所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皆需移动。教授们有一大堆研究助理帮忙搬书搬电脑，吾等小人物则须自己动手，一箱一箱地收拾整理，好不累人。
后来总算搬妥，临时办公室局促于商学院大楼三楼一角，风水欠佳，有乜事我都懒得回去。反而忘情不了社会科学大楼，经常回去八楼图书馆闲坐。坐在那里的落地大窗面前观赏“梦到她”湖，一流。日前又抽空到八楼赏湖，因懒得等电梯，直接沿楼梯一步一步往上走，经过五楼、六楼、七楼时，探头察看，层层皆空荡荡，无人，无声，办公室大门或开或掩或已拆下，一副“楼塌了”的荒凉景象。
心头忽而一愕，不知怎的，对时间之逝很有感怀。校园生活是一种很刺激但也很呆板的生活。它的刺激在于精神世界之广阔，在书堆中打滚而无视时间限制，令人忘了身之所在时之所在；它的呆板在于日常生活形态十分固定，定时上下课、开会、研究，大同小异。时间便在刺激与呆板之间飞逝，不觉，不觉，直到某些关口才惊讶今昔之异。书中一月，世上仿佛已一年。新鲜人，毕业生，研究院，长路走下去，新来的讲师，老去的教授，一一可以预见。生活便如是。
近日精神耗虚不堪。凑巧朋友敲门来访，一见我，惊问为什么累成这副模样。大吐苦水，抱怨行衰运，头头碰着黑之类。
朋友沉默听着，待我说完，突然问：“你是因为办事不顺而累，抑或因为累而办事不顺？为什么不先想办法令自己别这么累？”
一言惊醒梦中人。所谓“气运不佳”，可能是自找的。做事情没抓准时间，行事匆匆忙忙，杂念又多，脑海同一时间转着多个念头。精神耗弱在先，自然乌龙百出。乌龙百出之后，自然更精神耗弱。
当下该做之事，是先让自己别再累下去。先放下来，将心头一切放下来。
朋友擅书法，央他题写“息心止虑”四字于纸，贴于书桌前。
晚间泡一杯热茶，放一首爵士，一颗心，渐觉悠然。是的，先放下来。
瞧一下有人在办公室墙上贴的一张海报。海报中间是迈克尔·乔丹的彩色巨照，照上有一行大标题，“Thanks For The Memories”，纪念迈克尔·乔丹退休。照下有几行小字，是乔丹于宣布退休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话：
“我深深明白自己放下篮球会令许多人，尤其是小孩子，很失望。可是，我希望他们也深深明白，体育是一种很伟大的玩意儿，但生命之中除了体育，尚有许多其他东西。My Life Goes On。”
My Life Goes On。我不喜欢体育，亦非乔丹崇拜者，却对“My Life Goes On”一言甚有感觉。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电视上，大概是中午肥皂剧之类吧，女主角经历万般苦痛，终而坚强站起。My Life Goes On，她说。
有样学样，自此我也将这句话当作口头禅。低潮时刻，想想此言，洒脱之心油然而生，觉得失去一些什么可能其实没想象中的大不了。即使在得意时分，偶然也会想想此言，减低执着之心。如果没有眼前的、手上的，如果我要割舍，那又如何？不如何，My Life Goes On，生命之中总有另一战场等我开拓。舍得舍得，有舍始易有所得。世情如是。
偶尔会想，如果放下书本、放下笔，生命将是一番如何景象？
所谓“丰富的生命”岂不是一连串的割舍与执着？没什么大不了。只愿人长久。
总算完工了。松了一大口气。
那是一份研究报告，欠了整整一年，一直拖着、拖着，压在心头好似一块大石。最怕欠债，钱债稿债人情债报告债都怕。完工了，还了，还得神落。
那是去年春天修的课，碰上马雯来临人间，忙着做父亲，没空做学生，结果交不出报告。暑假想写，又拖下来；圣诞假想写，坐在电脑前写了两行，不知何故，大脑失控，写不下去，又拖着。直到五天前，好奇怪，突然想完成它，启动电脑找出旧档案，毫无阻滞地从那两行后面接写下去。写得很顺，似乎报告的意念一直停在脑海某个角落，不动它时丝毫不觉，要动了，捡起来接续便是，不劳酝酿。花了五天时间，一口气写成厚厚一叠。
今夜，写成了。报告印出，拿在手，很沉重。连心也沉重。我知道，又来了，又是那种很令人讨厌的depression。
每次写完报告总有depression。可能因为写得太投入了，五天来全神贯注，从学校回家后马上坐到书桌前埋头按键。像攀山，五天紧抓绳子不放，眼里心里望着高峰。
而终于到顶。坐在顶上，放眼看云，望目虚空。身心放松，然后，不知所措。不知下一步该将心力放在何处。
总在休息一两天之后，脑筋才回落身边找到下一个前进方位。
而今夜，在此之前，我什么都不想做。
嘘，我听到酒吧内的笑声人语。且让我循声而去，寻我的朋友。
书房内用的是一张七英尺长巨型书桌，电脑放在最左边，其余空间铺排叠放写研究报告时要用的参考书和文件。写报告时左翻右查，报告写完，书籍文件统统乱成一团，令我联想起战争电影中“尸横遍野”镜头。套用吾友吴昊的口头禅是：很悲壮。
写完报告第一件做的事是“收尸”。将文件归档，分类放回档案柜。书籍放回书架上，但只是乱放，没有仔细分类。以前我对自家藏书掌握得一清二楚，有哪本书，放在书架上哪个位置，大概都记得。后来藏书变多，书房却没有相应变大，书架不够用，只好将书横的直的压叠乱放。
另一原因：以前的女朋友是图书馆学系学生，在她的“专业监管”下，自不敢乱；目前的她念的却是中文系，藏书不比我少，经常跟我斗快比赛买书读书，两人的书一合起来，自是一个“乱”字了得。
联想起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内的笑话：与同居女朋友掟煲，分家了，藏书自然亦要分。但他的书变少了，她的书变多了，因为她有在书上签名的习惯，连他买的书也签，依名而分，便宜占尽！
幸好我未至这地步。
四个学期以来面对四班不同脸孔的学生，学懂了一项本领：麻木。
绝非不理学生死活。只是尽量不受学生脸色影响，尽了责，便是。
学生的脸色，喜怒哀乐，变化之直接与强烈，“盲公都睇到”。都是西方me-generation的一代，且在校园，无必要自我压抑。喜则大笑，怒则瞪目，就是如此简单。刚开始站在讲台上，很受他们变化不定的脸色影响。见他们笑，我便高兴一整天；见他们怨，我便不快一整天。个人生活完全被学生左右。
记得两年前第一天站在台上，备课充足，但是怯场，结结巴巴讲了一个钟头，连自己都唔知自己讲紧乜。台下学生自然亦个个“玄坛咁面”，落堂时，有几个学生走经我身边时，直情狠狠瞪我一眼，似在怪我浪费他们时间金钱。那一日，不，那一周，“成个心都实哂”，难过内疚至极。幸好自第二课后，渐入佳境，学生上堂人人笑眯眯。
两年后的今天，吾变“老鬼”矣。备课、讲课、导课，控制自如，于是连心情亦自如。自己知自己事，哪里精彩，哪里“交行货”，心知肚明，无须通过学生脸色了解。开始明白，学生脸色好坏受许多因素影响，不一定直接跟我的表现有关。站讲台本来就是一种“良心事业”，尽不尽责，讲者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若真有愧，应是对自己的失责有愧，而非对学生的脸色有愧。
我是“麻木”了，但绝对没有“不仁”。
AIDS的可怕，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不治之症，更在于它是一种“亲密之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通过“亲密关系”（同性恋、异性恋）来传播扩散的。
不治＋亲密，令AIDS对人类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挑战。
此之所以AIDS深受痛恨。
故，在象征意义上，AIDS是“极苦”与“极乐”的结合。在亲密高潮的一刹那，它存在，它扩散。苦从乐中来。由是亦为“死”与“生”的结合。生之爱欲与死之威胁紧紧相扣。死从生中来。
世界上所有的死亡都是纯恐怖的。
只有AIDS在恐怖的背面有着欢愉的显影。或，在欢愉的背面依附着恐怖的暗号。生生死死生生，AIDS是人类历史上所曾有过的最令人迷惑的疾病。我们在AIDS面前震懔、沮丧、焦虑，不仅因为我们害怕面对死亡，更因为我们不愿接受人类社会存在基础面临破坏的事实。人难免一死，但人有权利活得痛痛快快。AIDS的可恶在于它令我们活得非常窝囊。AIDS令最亲密的人与最亲密的人之间充满怀疑、防避、担心。它迫使我们变成孤立的个体。它迫使我们退守在重重保护网之后。AIDS是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最大诅咒。
在AIDS的恐怖氛围下，Gay是最不利的一群。AIDS从一开始即与Gay连上等号，AIDS＝Gay＝AIDS。本来已处于社会弱势的Gay，如今更受排斥。有人研究过，AIDS浪潮与反Gay浪潮在美国社会同时前进，Gay群在过去二十年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点点正面效果都被抵消了。因反Gay暴力四起，纽约Gay群不得不结成“反暴天使”组织，以暴易暴，自力救济，保护夜行的兄弟姐妹不被有homophobia的无聊人袭击。连西方社会都如此，何况东方社会？
Gay群面临的是全球性反扑。
克林顿每次公开演讲，几乎必有Gay到场捣乱，指责他不守承诺。这是Gay群的愤怒。因一开始人们即相信AIDS＝Gay，而Gay是“可厌”的，所以AIDS没有受到应有的注重与研究。Gay群由是被迫与AIDS独力搏斗，自生自灭。克林顿上台前为争选票，对Gay群信誓旦旦说要加强AIDS防治，上台后情况显然未如理想。Gay再一次被出卖。浮游群落，Gay的命运只是被驱赶的微生物。
异性恋爱欲充满焦虑，同性恋爱欲深受排拒，AIDS构成人类爱欲史上一大障碍。AIDS是人类性解放路途上的拦路虎。然而，光明面是：世上仍有不死心的人在努力，试图将诅咒转化成唤醒。AIDS唤醒人类彼此关怀帮助，它告诉世人，同性／异性爱欲绝不是自然存在的，它需要人类去努力维持、爱护、培养。
希望AIDS是人类最后一页爱欲黑暗史。跨此一步，人类该了解什么叫作关怀与尊重。
今天起，我要求朋友们叫我做The Last Emperor，“末代皇帝”也。
因为，我居然巧遇一桩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情：我成为社会系最后一个通过资格口试（Oral Preliminary）的学生。
我在五月中旬考完口试，系上教授竟在五月下旬开会，决议从此取消口试。社会系研究生从此不必再考口试了！取消理由是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只好化悲愤为幽默，叫朋友们称我作“末代皇帝”，并传出一封电子邮件给五位考试委员，道：“我不敢相信自己有此光荣成为最后一位通过口试的研究生。社会系应该将我的照片挂在墙上！”
到Borders书店喝咖啡兼看报纸，坐了一阵，翻袋子找手表。自知神经紧张，手表戴在手上，一分钟要看六十次，故宁愿将表放在公事袋内，让自己忘记它的存在。
岂料今天左翻右找，手表不翼而飞。咦，明明带出门，掉了？被偷？
找个清楚依然不见，却也不太紧张。不管是被偷或掉失，再紧张亦于事无补，难得清闲，继续喝咖啡再说。
于是真的继续喝咖啡。
其实另有一念：如果手表是在书店内掉失，有人捡到，或会送交职员，喝完咖啡再去领回亦不迟。
信不信由你，我的乐观想法果然实现。喝完咖啡，我根本忘记手表之事，直接到停车场取车，岂料车窗上夹着一纸，上写：是你遗失手表？请到店内领回！
原来匆忙下车，不算太贵却也不算太便宜的手表从公事袋内掉出而懵然不知，有人捡到，乃送店内。失而复得。
美国绝不是“君子国”，人人路不拾遗，但我在麦迪逊确曾多番遇上几乎是“不可思议”之事，令我今天先从乐观角度去想。
例如有一次，我和她在一家首次帮衬的泰式餐厅吃晚饭，饭后发现两人皆忘了带钱带卡。只好硬着头皮对洋侍应说：“抱歉，等一等，我要开车回家拿钱。”
洋侍应竟说：“不必了，明天再拿来吧！何必多走一趟？”
事后我整整多付三成小费。他好心，我变了“食贵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