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先生写到他的北京十年，说是在他还不可以自由阅读自由写作的时期，他一度在一个胡同里幽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条件恢复自由后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事过境迁，我还是以此为荣，喜在心里。”后来他渐渐宽松自由了，去看过他的朋友回来说到他的近况，大家都放心不少。慢慢的，他恢复写作，写文人文事，写诗人诗话，辗转传到这里来，彷彿雪夜荒野里的一团篝火，教人释怀。那已经是我编《明报月刊》的后期了，每读罗先生寄来的片纸只字，心头总会飘起一丝都门秋思，隐隐然想到燕山吐凤化成悲音的旧事。《明报月刊》於是开始有了程雪野，有了《燕山诗话》。
昨夜灯下翻读厚厚的一部《燕山诗话》，多少前尘影事历历浮到眼前，我甚至记得当年细读《冯雪峰十年祭》原稿的悲凉感受：荒原霭霭，山遥路远，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借多少古人的酒杯浇现代的哀愁？为了搜集资料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冯雪峰沿着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军路线去广西、湖南、湖北考察了三个多月，后来却由於作者受到种种磨难和遭遇，只起笔写了个头而无法完成。冯雪峰已经写完的《卢代之死》是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四十年代初被国民党没收了，到了六十年代在他挨批、戴帽、免冠之后，本来决心开始创作，有人对他说：“你搞创作可以，但不宜写伟大的长征。”冯雪峰含恨亲手烧掉五十万字的原稿！
在左风炽热的时期，文体简白的新体诗和白话小说一样不容易闯过统治者的审查关口；引经据典的旧体诗含意缥缈玄虚，寓意的转圜空间反而拓大了，影响力又不致太过普罗，所以，罗先生说，“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当然，新体诗能够写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境界，还是值得击节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纸壁斋主人荒芜称讚这首诗“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革留在中国人心理上的恐怖。”
罗孚先生说他欢喜读诗，也欢喜读诗话，《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都读得很熟。罗先生当然没有想到，轮到他自己写《诗话》的时候，竟不是在风物华美的随园那样的地方，而是在邓拓住过的非常政治的胡同里：整部《燕山诗话》始终走不出乱世诗人躲藏过的那一块石头。台静农先生说袁子才刚进中年便抽身於官僚生活，固属高人一等，可是他却不是甘心寂寞的人，卖文卖书，未必维持得了随园的山林大架子，於是结交公卿，互惠互利，袁子才过着诗一样的生活。他给朋友的信上说：“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罗先生没有袁枚之山林际遇，自然也无缘效袁枚之爱诗爱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事实上更没有抽身官僚架构的选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此《燕山诗话》之所由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