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uel Butler在Life after Death一诗里吟咏生命离合不息，逝者已矣，生者挂齿，阴阳虽相隔，遂在生者口唇间重逢：
Yet meet we shall， and part， 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这样的吟咏，当然是出自圣洁高尚的情操，相信的是逝者的良善和生者的敦厚。逝者是尊者，生者於是为逝者讳，为尊者讳，中外皆然，於中尤烈。炎黄子孙比西洋人更敬鬼神，通常追思逝者的文字都不敢轻佻俏皮，乱说逝者生前的逸事。我经眼的英美悼亡篇章几乎都会提一两件有趣的小故事以烘托逝者的性情，让读者莞尔。这样的笔墨自然还是很有分寸的，就像有教养的人背地里议论人家，言辞反而要格外考究。Virginia Woolf在一封信上说George Moore废话连篇（“Never did anyone talk such nonsense as George”），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老傢伙像雏菊似的鲜活（“he was as fresh as a daisy”）。那正是George Moore 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只亲了亲她的帽檐”（“But I only kissed the brim of her hat”）。有教养的风度和公道的言行是最可贵的品德。鲁迅生前骂胡适骂得不留余地，死后胡适不容许苏雪林发动对鲁迅的总攻击，还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高质量的着作，认为陈西滢说他抄袭日本盐谷温的书是不公道的，“我们应该为之洗刷明白”。A Room with a View 里的牧师说爱默森先生具有讲真话的美德，“瞭解讲真话的人真不容易”（“He has the merit——if it is one——of saying exactly what he means. It is so difficult——at least I find it difficult——to understand people who speak the truth.”）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闭幕酒会中仰身倒地去世。第二天清晨天气很冷，我们一大堆人围在成功大学宿舍走廊佈告版前面读胡适逝世的消息。往后的几天里，报上不断报道各界哀悼胡适的动人场面：白发老人、青年学生、升斗巿民、贩夫走卒，他们都为中国一代完人的辞世而哭泣。当时台湾的名记者于衡的特写每一篇都教人读了想哭：“那是因为胡先生对新闻记者职业的尊重，而大家对胡先生都有一份纯真的情感”。然后是《眼泪的海》。然后是《在春风里》。然后是无数写胡适的文章。然后是《传记文学》刚连载完的《回忆胡适之先生》。教人尊敬的未必是胡适一生的着述，而是他一生的为人。陈之藩先生说：“胡先生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完全变成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朗朗襟怀了。”当年的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说：“他是我们这个世纪中的历史人物，他的勇气及智慧领导世人对抗人类精神的压迫”。
几十年来读遍胡适和关於胡适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远讲真话的人、永远有教养的人。他的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少偏见和盲点；他的政治生涯流露出一点“汉姆雷特”的优柔；可是他总是堂堂正正面对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权利。我常常想到胡先生抿着嘴微微一笑的神情：“...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