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John Galsworthy 和E M Forster都喜欢攻击自己成长的社会阶层，都喜欢塑造一些不属於那个社会阶层的人，让他们去攻击那个阶层里的人的虚伪和可耻的言行。David Garnett在Great Friends一书里既有文章追忆高尔斯华绥，也有文章怀念福斯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比较这两位朋友的作品。高尔斯华绥的书我不太看得进去，因此看得很少；福斯特的文字有点孤高，有点冷淡，很适合阐释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读他的书起先是因为向往Bloomsbury文化圈，后来才知道他常常借题声明这个文化圈的赫赫名人对他的作品影响并不大。这也许是他潜意识希望摆脱这个“阶层”的表现。（凯恩斯说：“We did not see much of Forster at that time， who was already the elusive colt of a dark horse”； Leonard Woolf说：“Forster and Desmond MacCarthy moved erratically in and out of this solar system of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like comets”。）
Bloomsbury文化圈其实已经说得上是带有知性反叛意识的中产阶级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个性和耀眼的才情给大英帝国制造一场文艺复兴精神的边缘效应，标举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旗帜。旅居英国数十年的水建彤先生当年主张译 Bloomsbury为“百花里”，不能不说是他对英国文化的深刻领悟。水先生那个时期在英国广播电台中文台主持《文艺思潮》节目，常常要我跟他一起译写广播稿，一起录音。在录音室里看水先生推开广播稿顺口议论英国的文化思潮，确是壮丽的景观。
David Garnett坚决认定高尔斯华绥和福斯特都痛恨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两位作家都善於包装自己的理念去打击对手的弱点（propagandists）。对敌人了解不深，宣传战徒成偏见，价值不大。高尔斯华绥和福斯特对於他们所攻击的对象都有深入的认识，比萧伯纳紮实千倍。萧翁居高临下；他们两位则入了“虎穴”。两者分别很大。George Orwell一度是共产党人，Animal Farm於是字字淌血。张爱玲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生活，才能写出《金锁记》，傅雷誉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穫之一”。黄苗子先生的新书《种瓜得豆》里这样论张爱玲：“柯老说得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也就是说，在统治者还顾不上文艺的时候，她可以撒开手来写自己的东西，而没有框框套套的顾虑。至於后期张爱玲在海外写的《秧歌》等等，柯灵认为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这个阶段，只有让陈若曦、杨绛出来了。”没有在当年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生活，始终写不出上乘的伤痕文学。
福斯特在A Passage to India 里借一位印度人Dr Aziz之口揭穿英国帝国主义的面貌：“谁都不会明白我们印度人想要的是善意，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人家一对我们好我们一定领情。善意，无穷无尽的善意。就那么个指望了。”（“No one can ever realize the kindness we Indians need， we do not even realize it ourselves. But we know when it has been given.Kindness，more kindness and even after that more kindness. It is the only h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