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教育版有一篇特写介绍三年前创校的景岭书院，说他们开始用普通话教中文科了。该校规定中一学生的中文科用普通话教，逐步推行至中三。记者锺丽明看到一班学生起立向老师点头用普通话说：“常老师早！”接着老师用普通话教课文里的《孔明借箭》。课文上没有注音符号，可是全班学生都能用普通话朗诵，有些字的发音不对，常老师即刻提点。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总有些怕羞，尽量用三两个字对付，避免用长句。但是，有一位同学说：“用普通话学中文对作文有改善，作文用少了口语化。”景岭书院为了推广普通话，在校内设立了中央广播系统，午饭时间播放国语歌曲，让学生访问老师，演广播剧。校长平时跟学生谈话都用国语，尽力制造语言环境，让学生多听多讲。校长说，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新加坡，学校都用普通话教中文。他说，中一学生上课，老师会先抽一段课文用普通话朗读，到了中二才正式推行，到了中三，学生已经完全适应用普通话上课了。三年来，学生作文慢慢通顺流畅，少了口语。校长相信这样做可以提高语文水平。
《明报》这段特写的标题标明“主权移交下，教学新趋势”，呼应记者开笔那句“随着主权移交，学校陆续开设普通话科”。从提高学生中文水平的角度看，学校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相信是最可以立竿见影的方法。那是全中国乃至台湾以及东南亚华校都在实行的措施。政府近来大力鼓励提高学生的中文能力，提倡中文教学，虽然跟主权移交有一定的关系，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希望藉此搞好中文水平。然则个别学校採用普通话教学，与其视之为迎合政治气候之转变，不如单纯从语文教学的手段去理解为宜。
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兴起了“普通语义学”的学派，宣扬语文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趋势，无限夸大语词对人的影响作用。这个学派反对共产主义扩散，鼓吹从人的疾病到社会的弊端都具有语义学上的根源，主张通过语义学的训练去医治社会弊病。举例说，他们认为“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共产术语是恶劣语言，空洞抽象；“反对帝国主义”的提法是浮泛的提法，本身是无意义的行动。这样的观念，显然只能扼杀语言的生机，无补於扭转他们所要避忌的主义思想的蔓延。
语文当然可以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趋势。倒过来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走向也可以决定语文水平的高下。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教育机关都在承受学生语文水平低落的压力。香港学校推行普通话教学，正确的说法是振兴语文颓势的方法之一。普通话并不是北京政权的独家语言。大陆出的《辞海》内，“普通话”条说：“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近百年来，由於白话文学和‘官话’的传播，其规范逐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普通话不等於北方话或北京话，因为它还吸收其他方言中的成分，比任何方言更丰富、更完善”。这最后一句描述，中国各省人民未必同意，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省份的方言最丰富、最完善。可是，现代汉民族确实须要有一种共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