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司曾荫权说：“良好的中英语文能力，对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和国际的商业中心，极为重要。因此，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在九七至九八财政年度里，香港政府会动用大约四千二百万元去推行一些措施，帮助学校“提供更高水准的语文训练”。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几项：“把中文和英文阅读计划扩展至更多中小学班级；为採用中文授课的学校，开设更多英语精修课程，供中六和中七的学生修读；设立语文资源中心，以辅助学校教师；以及推行一项试验计划，为教师订立语文基准，以提高教师的语文和专业水平，并改善学校在语文教授和学习方面的质素。”
政府重视香港人的中英语文能力，那当然很好。但是，中英双语并强的中国人，通常是因为中文是母语，说惯用惯写惯，加点文学、文字的修养就闪闪发光了，有时间和精力去专攻英文，力争上游。香港学生学的“中文”，其实是用粤语思考、阅读、写作的中文。易言之，香港学生的母语是粤语，不是全国通用的国语，於是，香港政府要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去训练香港学生的中文。
学习语文需要环境配合。只要香港人可以慢慢增加聆听国语、讲国语的机会，学校里的国文科用国语教授，我相信下一代的中文说、写能力一定大大提高。启功先生说：“我教过二十多年的语文和习作，深深体会到学生如果按口语直接写出的文章，水平高低姑且不谈，至少不太发生令人看不懂的句子，凡是我看着彆扭的句子，反倒是那些有意模拟什么作品，或是按着什么修辞标准去做而没有做好的”。如果说香港学生的中文写得不好，那是因为他们的口语是粤语，他们的学校用一套学外文的修辞、推理方法教他们中文。如果学生都会说国语，都用国语口语写文章，他们写的中文句子一定通顺得多，不必花大钱去“提高”。
戴天在《曾荫权的中文与红酒》里批评曾荫权的中文“小脚放大，步履维艰”，甩不掉英文文法的影响，整份预算案发现近三十处用“已”字。这一点正好说明一个小问题：广东话说“我写＊一篇文章”；“＊”是“已”，学生当然下笔写成“我已写一篇文章”。大家都忘了中文里还有一个“了”字可用：“我写了一篇文章”！只要用得好，“已”字当然要用。写散文来一句“已是落花时节”，跟写成“是落花时节了”一样有韵致。预算案里那些“已”字，有些可以改成“了”、有些改成“已经”就好得多了。
我始终相信语文能力是生活中慢慢薰陶出来的。家人、老师、同学爱看书，学生自然会受点感染，不必什么“阅读计划”也会买书借书来看。香港政府喜欢考试、相信考试、迷信成绩，连老师都要不断参加考试，还要推行什么试验计划，为老师订立什么“语文基准”。不如用这笔钱去津贴老师买书，让老师多看书；然后再拨一笔钱出来办个老师的语文杂志，专登老师的中英文文章，稿费从优，让老师们用文字表现他们的专业水平，把杂志办得像医学杂志、法学杂志一样专业，一样庄严。这才叫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