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办副主任陈滋英在北京出席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议的时候，套用英国十八世纪文豪Samuel Johnson的一句话形容香港：“没有人会厌倦香港，除非他厌倦兴旺发达。”《明报》说，约翰逊原句的中译是“没有人厌倦伦敦，除非他厌倦生活。”查此句出自James Boswell 的Life of Johnson 一书里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纪录。那天，苏格兰作家鲍斯韦尔谈到他一旦长住伦敦，过去偶一盘桓的雅兴可能会消融殆尽，从此厌腻伦敦。约翰逊听了不以为然，说是有文化的人谁都不愿意离开伦敦。觉得伦敦厌腻等於活得腻烦了，因为伦敦实在是应有尽有了！（I suggested a doubt, that if I were to reside in London,the exquisite zest with which I relished it in occasional visits might go off, and I might grow tried of it. JOHNSON:\" Why, Sir, you find no man, at all intellectual,who is willing to leave London. No, Sir, 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 he is tired of life; for there is in London all that life can afford.\"）
十八世纪的约翰逊所说的 intellectual一字，与知识分子的知识不太一样。“知识分子”是十九世纪的产物；而约翰逊所指不外是有精神生活、有文化生活的读书人，这些人懂得闲适之趣，品味毫不庸俗，真心体贴伦敦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酒馆打烊冒着冷风细雨回家消受寒夜书斋的昏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满心是做人浓浓的操守原则；使命意识也许是淡淡的，家国情怀也许是幽幽的，知识生活的追慕却是崇高而庄严的。伦敦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营建起来的。约翰逊在牛津读过书，没有拿到学位。前半辈子坎坷潦倒，四处谋生，后来回伦敦卖文，为名公巨卿写政论崭露头角，穷数年精力学力编出那部英文字典后声名大噪，牛津授他学位，着述日丰，成了文坛祭酒。约翰逊的父亲开书铺，家道不兴而满门书香，造就了他一生的名士气派，言行倜傥，才华传遍英京的大街小巷。伦敦基本上是靠约翰逊和鲍斯韦尔这样的文化人散发清雅的古风。
从文化层面上看，今日的香港当然远远比不上当年的伦敦。香港的兴旺发达给大部分享有丰盛物质生活的人带来身心的极度亢奋，香港社会於是长期沉醉在这种经济春药引发出来的自我膨胀状态之中。疯狂的楼市已然粉碎了所有自立更生的小人物的尊严；在营营役役而始终求不到立锥之地之后，乾净诚朴的人纷纷染上了佛洛依德所说的“毫无内容的纯罪感”（pure sense of guilt without any content）。香港处在这样的形势了，陈滋英说的那句“没有人会厌倦香港，除非他厌倦兴旺发达”，反而成了一句冷酷的嘲讽。对兴旺发达不感到厌倦的人是兴旺了发达了的人。大部分香港人都算不得兴旺发达；他们对香港不感到厌倦，那是因为他们宝爱香港自由开放的气氛：香港容许他们追求兴旺发达，也容许他们不追求兴旺发达，甚至容许他们假装把香港当作十八世纪约翰逊时代的伦敦，好让他们精神上好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