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不仅是香港主权的回归，也是香港泥土山水的回归，更是香港语言文字的回归，最终还是香港意识形态的回归。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是香港知名人士，他前几天在全国人大广东团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讲话，从讲题到讲话的语言文字，都不再是香港惯见的中文，而是相当地道的新中国的中文。霍英东批评香港有一些人“★街、抬棺材、放火”；说那些“把恶意攻击未来的特区说成是代表民主、把侵犯别人利益的行为说成是代表民主的人，无论他们装扮得如何悲天悯人，替天行道，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时间将会使人认清是非真假，使假的东西露出原形”。他说，“由於一些僵化的殖民主义者的蓄意破坏与在舆论上的偏帮和误导”，过去确实在九七回归问题上引起人心悸惑；现在大势已定，这些疑虑应该可以消除了。他认为港督彭定康大改香港法制，“是把殖民政府的法统改头换面要特区政府全盘接纳，冀图将殖民统治的特权延续下去”。他说，“特区政府绝不会把殖民地的法统全部接过来。”霍英东说，“分清是非要讲道理”，“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又要耐心说服，不能自以为有理，就动不动训人。得理要饶人，是非是以事实、法理、道义为依据的。”
霍英东先生的中文也许非常好，霍先生在香港的秘书的中文也许也非常好。可是，《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中文，带着这样浓烈的新中国的政治语言味道，却是非常不寻常的造诣。这种中文真是掷地作金石声，香港政府官方中文的道行还差一大截。霍英东这篇讲话的论点，当然也完全符合中国大陆领导层的民族主义意识，甚至中南海对民主的看法也反映无遗。对於快要跨进回归门槛的香港人而言，霍英东这篇讲话所宣示的思想形态和语言结构，的确应该起着晨钟暮鼓的作用：殖民时代固有意识形态的支撑点已然动摇，今后必须在万紫千红的经济丛林中寻求政治的平衡点。因为这样，香港知识分子在港英治下所借以安身立命的精英文化，势必要经历相当大幅度的调整措施。
一九四八年去世之前的朱自清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门，但生活到底比农民要高”。朱自清当时面对的课题是向“下层人民”靠拢的课题。朱先生甚至愿意尝试跳出知识分子的本位，尽量去理解当时的政治现实：“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虽然还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标语口号这办法，但是标语口号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是该求了解的。”到了今天，香港知识界必须理解和面对的课题当然不是向“下层人民”靠拢的课题，也不是要求比农民要高的生活质素的课题。香港知识界必须辨认的是披上新中国政治语言外衣的“商人精神”。那是回归后的香港的主流“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