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主编《明报月刊》的时候结识杨振宁教授，刊登过他讨论学问的书信和短文，还陪过他到查先生办公室去聊天。我的科学知识止於皮毛，牛顿在苹果树下的启示，算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科学与美学的结合。后来跟陈之藩教授常通信，看到他随时出入科学与文学的堂奥，羡慕得很，我於是开始留意古今科学家的生平轶事，从中得到不少庄严的乐趣。接着，我读遍杨振宁的着述，从他物理学之外的渊博知识，隐约辨认出他是一位怀抱着诗人的想像力的科学家。我终於相信科学跟文学一样，旨在创作不在理论。前几天杨教授跟我通电话，还寄了他的一篇演讲词给我，题目正是《美与物理学》。那是上个月他发表的中文讲词，讲题原为《科学工作者有没有风格？》。
读过杨振宁着述和听过杨振宁演讲的人，都知道杨振宁最会讲故事。这正是他传授学问的风格。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里说：“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於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正因为这样，波耳慈曼（L Boltzmann）说，音乐家听到几个音节，马上辨认得出莫札特、贝多芬或舒伯特的音乐；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读了几页文字，也辨认得出是柯西、高斯、雅可比、玄姆霍兹还是克尔期豪夫的作业。《美与物理学》於是从狄拉克（P Dirac）和海森伯（W Heisenberg）两位二十世纪着名物理学家的旨趣，阐释杨振宁的物理学风格论。
杨教授认为，狄拉克的文章既有独创力，又有涵概力，高适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正是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的写照；海森伯的文章却独创力有余而包容量不足。如果说前者是“秋水文章不染尘”，后者的弊端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其实是所有大学问家常常会经历到的得失，未必有损於他们的风格。杨教授说，西方这一批物理学家“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谱写出“造物者的诗篇”，攀登到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他引用W Blake的名句来描述这些方程的博大微妙：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杨教授在註文中录出陈之藩教授的译文：“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於手掌／永恆宁非是刹那时光。”至於这批物理学家的方程所起的巨大影响，杨振宁借 A Pope的两行诗加以淡墨白描：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杨教授自己译成中文：“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即臻光明”。可是，他还是觉得这些都不能全面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敬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我始终相信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创造自己的见解和风格。这里既牵涉到“认知”的程序，也离不开“美学”的经验。平庸的物理学从业员停留在示范现象的实验室里；只有深具独创力的物理学家才会借重哲学与文学的审美经验创造出科学万象的诗篇。《美与物理学》演绎的虽然只是科学工作的风格，斯旨却可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