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历史学家谢国桢学术着作甚多，在杂志期刊、报纸副刊上写了不少短文、散文、游记和诗，有些朋友好意劝他不要写这些小东西，他不以为然，说是“一个历史工作者，想写好文章，还要重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谢国桢之史学着作如《南明史略》以及一些明清史谈丛，语文生动，原因在此。他说，鲁迅谓野史笔记如森林密叶，阳光从密叶中反映在莓苔之上，多少可以写照出当日之事实；“余年来搜集明清笔记，已近千种，偶尔读之，亦是一快”。他的游记如《三吴回忆录》、《锦城游记》等都是优美散文，值得观摩。
张郇慧在台湾报上写文章说：韩国有一家翻译研究所，专训练专业的会议翻译员，入学考试严格，两三年内要苦学不懈，却吸引很多学生报读，而且大部分是女性，男学生只佔十分之一左右。这些女性选择翻译的原因是翻译可以让她们自由，又能找到自己的专业。韩国是父权社会，妇女大都局限在家里，靠翻译传译技能出去谋生，地位不同。男性不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则是男性需要一个人人看得见的舞台，口译员只见其声不见其人，翻译员只见文字不见其人，男人於是都不向往这种职业了。
湖北有一位老画家，姓朱名志元，三十年代入党，会刻印，在延安的任务是仿制敌人的各种证件。解放后任武汉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大跃进年月不画“亩产万万斤”的浪漫主义作品，反而画实实在在的《老牛图》，还题字说：“老牛力倦已多年，秃顶眼花只爱眠。”又画《瘦竹图》，题两行字：“只因食肉少，画竹不能肥”，迹近反动，立刻降职为市文物店经理。当时有新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上演，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朱老於是大画特画鸭子，却题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画鸭子过万计，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也悬挂他的《竹鸭图》，谁向他索画鸭子一定命笔。后来年纪实在太大了，家门口贴告示曰：“朱老年事已高，闲人不得索鸭”。朱志元只读过小学，自学竟成大才。事见武汉周翼南《画外谈画》。
宋淇先生的父亲宋春舫一九三三年所出游记《蒙德卡罗》最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与邓以蛰的《西班牙游记》、徐霞村的《巴黎游记》合为《欧洲三记》。宋春舫写巴黎，第一段说：“一九一二年的春天，从马赛开往巴黎的P.L.M特快二等车内，坐着一个愁眉不展，一望而知不是中国人，便是日本人的裙屐少年——岂敢——这少年便是我！”他用“岂敢”颇有趣。另一段一开始居然是“但是！”，更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