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陈子善先生编的《闲话周作人》，“编成后辗转南北数家出版社，历时五年”，终於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印出来了，陈先生寄了一本送给我。书名“闲话”二字，十足周作人的风致和笔意；三十几位作者不少是文章大家，娓娓记下前尘往事，读来彷彿坐在八道湾苦雨斋的庭院之中，静听树梢的风声鸟语。周作人的小品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甘草，笔下尽是知性的沧桑和冷幽的世故，白话文熟得都散发出文言的清芬了。我小时候喜欢乱看明清笔记，一知半解，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到了细读知堂老人的小品，才真正领略到一点“豆棚瓜架”的闲适气氛，知道文章原来可以写得那样不着边际却又很有看头。学周作人的文章要先学矫情。写familiar essay成大散文家的英国作家蓝姆也矫情。他们都博读，阅世也深，只是不甘随俗，所思与所行往往不能一致，不幸手上那枝笔又格外通灵，文章於是处处是朦朦胧胧的乾坤。周作人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中出任伪职，其实也是出於天真的矫情性格和鲁莽的反叛心理。听说有一张照片是周作人担任伪教育督办的全身戎装照，照他行举手礼检阅学生军，一副滑稽相，令人绝倒。
周作人做文章成功，做人失败。前者是性情使然；后者也是性情使然。他的性情决定了他不能不受妻子羽太信子的影响：兄弟交恶，战时落水，都是这样注定的。他的性情也决定了他只能在自己的园地里读书写作，连到讲台上讲课都失落。天生如此，蓝姆一生不结婚是明智之策。冰心给子善先生的信纸短意长：“……关於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蓝姆怀念故人的文字是这样写的：“I am insensibly chatting to you as familiarly as when we used to exchange good-morrows out of our old contiguous windows， in pump-famed Hare Court in the Temple. Why did you ever leave that quiet corner？ ﹣ Why did I？...”周作人致章衣萍的长信说：“北京也有点安静下来了，只是天气又热了起来，所以很少有人跑了远路到西北城来玩，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虽然斋内倒算不很热，这是你所知道的。”写到慨叹人生，蓝姆说：“ I am arrived at that point of life at which a man may account it a blessing， as it is a singularity， if he have either of his parents surviving.”周作人的笔也浓了：“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对於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久食亦无滋味。”小品文真的可以写得这样冷幽；他们两人都有这个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