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是坐第六七排模样罢，中间隔了一排，我还在那排后面。那时还没有开演呢，我前面个高鼻子蓝眼珠儿的洋鬼子，瞧了这位留着小辫儿的老头子，大模大样的挡着他们，就觉得不顺眼，老是坐在后头嘴里叽哩咕噜的议论他。这群老夫子也妙，一会儿摸出手绢来抹鼻涕，一会儿乱抓头皮上的痒痒，闹得洋鬼子心里更是又气又恨。到了快开演了，他老先生忽然从马褂摸出一截短烟袋锅子来，装满一斗烟丝，短了取烟儿，忽然冷不防返过头来向那两个鬼子眯着狡猾的眼睛，响亮的说了一句：Light Please！完全是道地的英国土腔，骇得那两个洋人面如土色，那种窘态真是难以形容呀……”
国内百花文艺出版社最近重印了柳存仁先生的一部小说《大都》。小说描写的是清末到一九二五年约三十年间的“几个旧家庭里人物生活的变化，从而反映出这个时期某个角度所看到的社会上多方面所发生的繁複变迁”。柳先生说：“假如它可以有什么主题的话，它的主题就是几个忧郁幽悒的妇人和可怜的孩子”，“虽然也还有许多男角，还有许多成年人”，尤其穿插了许多当年北京各行各业各界的小故事，比如名教授辜鸿铭、周作人等等。这是柳先生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发表的小说，全书三十章六百四十几页，显然是一部非常ambitious的说部。
柳先生学术专业的领域是中国小说史和宗教史的研究，他对道教史尤其大有发明。中国传统小说跟宗教始终纠缠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两个领域里从容进出，从早年写陆西星作封神传考证开始，数十年来发表的中英文论着，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和惊喜。胡适之肯定了他的考证；钱锺书说他“高文博学”；余英时最近为柳先生的《和风堂新文集》做序，题目用的正是《明清小说和民间文化》，指出“柳先生并不仅仅是所谓‘窄而深’的专家，他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都具有睿识的通人”。
《大都》的结构和佈局因袭了中国传统说部和英国十八世纪小说萌芽期的规格，随兴点染，枝蔓磅礴，每一节都可以裁出来独立成篇，文笔因此也刻意经营出散文小品的格调。这种小说贵在引发小说艺术的高尚情操，符合Sir Walter Scott对Henry Fielding的评语：“High notions of the dignity of an art which he may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founded”。於是，《大都》的背景虽然阴森，文字却毫不伤感，反而处处流露喜剧的倜傥之气，还要不忘“止於所不可不止”，合之乃有叙事诗的景观。这是“comic epics in prose”：“吉少奶奶是伯祥堂房的三嫂，她比伯祥其实只大三岁，但是过门得早，虽然没有生育。她是伯祥裁制新衣裳的‘监工督造’，是一个一把抓照料不遗余力的人。家里这许多人，我们刚才说过，除了一个，对伯祥从孩子转眼间蜕变作大人，又转眼间踏进了他的青春这一回事压根儿都不曾关心。这关心的一个人便是吉少奶奶。这也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