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援庵先生三十年代给长子陈乐素的几十封信有长有短，什么都谈。陈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教授，家眷都在南方。陈家是广东新会人，有一封信上说：“此间有新到罐头豆豉土鲮鱼，甚可口，每罐一元至一元二角，大有故乡风味”，可见思乡情切。两个小孙子的考试成绩都寄给陈先生看，陈先生回信提到“小子学字，最好用手指多写，然后用笔。所谓昼作势、夜画被，均指手而言，不必一定用笔墨也”。这种方法现在似还适宜。陈先生真是典型的老读书人，一生厚道，满脑子传统的做人标准。他家乡的四姑大概是天灾人祸损失财物，他写家书说：“四姑财产稍有损失，是好消息，不是恶消息。我辈处今日，应该有些阙憾，不然，会招天妒也。天下那有完全满意之事，稍有损失，是等於种痘，发些热，可以免疫也，请四姑放开心怀为幸。”种疫之喻真是高明，也妙。
陈先生最牵挂者是儿孙辈的道德文章。家中有个侄儿不读书了，他很伤心，说“干侄亦改行学商，始叹吾道之穷，一大家庭欲培植一读书种子果如是之难也！”他於是经常叮咛晚辈不可荒废学问之大业：“汝年来曾作什么文，甚愿知道。记得从前似曾对汝说过，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专役志於衣食，殊可惜也。”这最后一句话当是一时感触的叹息话而已；不先照顾衣食，学问再好也活不下去了。况乎读书人衣食足而安心读书之外，总有一点风雅的小嗜好，余钱於是也相当重要。陈先生不能免“雅”，“连日厂甸书摊稍有收穫，都在一二元以内，贵则不能买了。”这样日积月累，“於是吾书案上有钱竹汀先生之笔筒，毕秋帆先生之砚，全谢山先生之瓶。三人皆清代有名史学者，日夕相对，读书精神为之一振，快何如也。”
陈乐素开始教书之际，陈先生频频在信上传授教学方法，苦口婆心，总是要他对学生好，鼓励学生：“凡与学生改文，应加圈，将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兴。改不必多，圈不妨多，平常句亦须用单圈圈之。因见有改文只改而不圈者，殊不合，故告汝。”乐素的弟弟陈约得香港拔萃书院教席，写信问父亲有没有作文方法的书，陈先生回信说“向未见过。欲作文言，只有熟读《论》、《孟》，亦一捷径。能多读熟读，则出笔成文言。最忌先做成白话，乃改易为文言，则难得佳作矣”。这是内行话。先做成文言，再改为白话，也必难成佳作。从前我编杂志，有大学讲师赐稿，通篇文言；我嫌文章内容枯瘦，推说现代杂志不宜刊登太多文言文章，讲师拍案说：“那好办，我把文中‘之’字改为‘的’字，‘矣’字改为‘了’字，一下就变白话文了！”我为之语塞。这真是把“胡适”之名改为“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