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Victor Hugo）的《孤星泪》（Les Miserables）一八六二年编成十卷出版，一夜之间评家讚赏、公众欢迎。可是，雨果心中牵挂的是销数：叫好不叫座的书对他个人或者他的后人都无大益处。雨果於是想出个办法婉转向出版社打听虚实。他寄了一张卡片，上头什么都不写，只打了一个问号：“？”。出版社马上会意，回了一张卡片，上头也不写什么，只见一个符号：“！”。好极了。一百多年后，《孤星泪》的故事还漂洋传来香港打动人心，雨果地下有知，心里自必浮起无数“！”号。
语文往往胜不了无声无字。着名共产党文艺理论家胡风一九五四年被视为敌对分子处理，到一九八零年才平反。朱健先生在《胡风这个名字……》里说，他一九八二年到北京去看胡老先生，那年该八十了。是冬日黄昏，老人住在木樨地一幢公寓里。胡夫人把朱健带到兀坐在一张大沙发里的老人身边，告诉老人说：朱健来了！“我俯身向老人致意。老人侧仰里脸看我，嘴唇抖动，想说什么，但没有声音，只眼角涌出了两颗硕大的泪珠”。这是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的人的委曲：未必是抗议，也许是万箭穿心后的无言。
“大家看中共的历史，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大跃进，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批孔批林；以至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中国一搞群众运动，便会罔顾法纪。”这是香港律师会新任会长陈爵接受《明报》记者卓肇君访问说的话。他说：“我不喜欢中国政府，不喜中国的（政治）制度！九七年后，我会留在香港，因我相信一国两制。”他还说：“一党专政，你喜欢吗？一党专政是不可以接受的。”陈爵“六四”之后移民加拿大，拿到了加国护照。他说他移民是怕香港成为搞群众运动的中心，回流是为了回馈香港这个社会。他上任后的大计是推广基本法。陈爵说他相信九七年之后香港还继续会有言论自由，他不认为说这番大胆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陈律师真是幸福的香港人：在香港隔岸观察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的drama；在加拿大拿了护照；回来是为了回馈香港社会；放言不爱中国政府是因为一党专政；九七后留下来是因为一国两制，因为有基本法。香港的天永远是晴朗的天。
胡风的着作有《为了明天》；有《欢乐颂》；有《光荣赞》；有《和新人物在一起》。胡风晚年那两颗硕大的泪珠是“？”，也是“！”。有一天，一位年轻作家走进胡风家里，向他俯首致敬：“老人家，你替我们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