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楼道里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帮人拥进来了：“牛鬼蛇神们都站起来！”有人喝令：“谁是俞平伯？”苍老苍老的俞先生转身回应。“《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是怎样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低不低头认罪？”俞先生耳背，说话支支吾吾。那些人把他推拉到屋外楼顶平台，按倒在地上，不断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俞先生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说得非常诚恳，完全出於虚心，他们却看成是顽固 ，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权威。
他们真的是这样对待一位一辈子朴素用功的老学者。朱寨写俞平老的“书生气”，写到这里忍不住说：“谦虚原来不是随声附和，不是俯仰服从，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顽强”。俞先生“即使个人处於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刚被揪出来的那一天，俞平老也跟别人一样去打扫院子。可是他拿着扫帚不知道怎样使用，像追赶小鸡那样拿着扫帚追赶那些飘飞的树叶和纸片。
知识是罪恶。文字是罪状。所有的书籍都被查封了。语言文字成了那帮人的专利品。逻辑史专家沈有鼎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大词家张伯驹向一个女红卫兵报到，她递一张表格要他填，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张伯驹说：“识一点儿。”在什么都不能阅读的时候，俞平伯只能默诵思考。坐在初冬一片薄冰的地上捏煤球的时候，俞先生一边团捏着煤，一边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在背诵什么。
文革三十周年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生日，是中国文化的忌辰：不要为千千万万砸烂了的文化尊严烧香点烛，中国民航会错以为是飞机场的跑道。宁愿让岁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桨声灯影里的那个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这样写。